传硕公版书
第八章 禅之由来
禅宗宗旨，前既述之。考禅所由来，相传菩提达摩传入中土。然征诸史乘，菩提达摩事迹不明，即其大体，今尚揣想不出也。
达摩传禅之说，以《续高僧传》所载为最古。相传达摩为南天竺之婆罗门种，禅宗概谓为香至王之子，刹帝利种也。宋代始由南海履中土，后北度至魏地，所至传禅，自称年百五十余岁。兹述达摩之说如下：
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则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借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行入四行，万行同摄，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诉。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
有谓“达摩以此法开化魏土”者。且此二入四行之说，载在禅宗诸书，文句稍异。其说明理入之处，以“不随他教”之“他”字，易作“文”字；（见《少室六门集》）虽仅一字，颇足注意，确为后世所修改无疑。当达摩之时，禅教虽相违，尚不若后世所言之歧，观前所述“借教悟宗”一语，可以明其故矣。
据禅宗所云：达摩受法于般若多罗，不如密多罗弟子。初学小乘禅观于佛陀跋陀。时佛陀跋陀门下有二弟子：曰佛大先，曰佛大胜多。佛大先因般若多罗之教，转习大乘；佛大胜多之后分六派；六派，即有相宗、无相宗、慧定宗、戒行宗、无得宗、寂静宗。达摩之力，终悉伏之。按诸书所载传法系统，其说纷歧，不易确定。据觉贤（即佛陀跋陀罗）传，佛大先乃觉贤之师，据《出三藏记》佛大先之嗣法者，达摩多罗也。佛大先之前，有佛陀跋陀其人，为诸书所不载。又般若多罗为何如人？除禅宗以外之书，亦无所考。《出三藏记》称列于弗若密多罗之次者，有婆罗多罗、不若多罗、佛驮先、达摩多罗诸人。《达摩多罗禅经》所举，仅及僧伽罗叉、达摩多罗，乃至不若密罗诸人，无般若多罗之名，此亦须研究者。此上所述，其以不若多罗为般若多罗乎？若然，则未免捏造。盖不若、般若，梵语固全异也。
达摩履中土年代，自古异说：有谓在梁武帝普通八年九月者，《景德传灯录》之说。考普通八年三月，改元大通；《传法正宗记》谓在普通元年九月；《续高僧传》有“初达宋境南越”之说，则是达摩之来，早在宋代。若然，则梁武帝与达摩生不同时，何来问答？此亦应确为考订者也。
《高僧传·慧览传》曰：“曾游西域，顶戴佛钵。仍于罽宾，从达摩比丘，谘受禅要。达摩曾入定，往兜率天，从弥勒受菩萨戒，后以戒法授览。”《续高僧传·僧副传》曰：“裹粮寻师，访所不逮。有达摩禅师，善明观行，循扰岩穴，言问深博，遂从而出家。”副之殁在普通五年，《续高僧传》列副之名于菩提达摩前，此则其所受教之达摩，信其非菩提达摩也。菩提流支传称北魏孝明帝时，与梁武帝同时。波斯国菩提达摩来，自称一百五十余岁云；同时北魏又有达摩菩提译《涅槃论》一卷，此人与禅宗之菩提达摩无关。相传《达摩多罗禅经》乃佛大先与佛陀跋陀罗集达摩之说而成者。其妄据前说可明。世称《少室六门集》为达摩所著，但除二入四行之外，无一可名为达摩之说者。《少室六门》，即第一门心经颂、第二门破相论、第三门二种入、即二入四行，第四门安心法门、第五门悟性门、第六门血脉论。要之罗什时所传之禅，乃从教悟入之禅；达摩所传之禅，乃不立文字之禅；方法虽不同，而其为般若则一。惟其不立文字，故自来传述达摩之事迹，多不足征信；其说亦虽确指，乃无可疑之事实也。梁武帝时，如有名之保誌，《高僧传》作保誌，其他诸书多作宝誌。暨所称之傅大士（即傅翕），其言行所传，多涉怪诞，但保誌之《大乘赞不二颂》，傅翕之《心王铭》，颇有特异之风。此盖佛教空宗之系统，及老、庄之学，与南方风气所酿成者。达摩不立文字，为南禅之起源，保誌、傅翕亦其流亚欤？
如前所述，罗什既传空宗，同时盛译禅经。其禅经中影响最大者，《坐禅三昧经》也。《坐禅三昧经》中有言曰：
汝于摩诃衍中不能了，但著言声。摩诃衍中诸法实相，实相不可破，无有作者；若可破可作，此非摩诃衍。如月初生，一日二日，其生时甚微细，有明眼人能见，指示不见者，此不见人，但视其指而迷于月；明者语言，痴人何以但视我指，指为月缘，指非彼月。汝亦如是，言音非实相，但假言表实理；汝更著言声，暗于实相。
此种譬喻，非必始于《圆觉》、《楞严》二经，殆罗什译禅经以来，其门徒所久传之譬喻。妙在于言语之外，彻见真性，而为南人所素喜者，《圆觉经》有“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之语。《楞严经》亦有相同之语。亦即空宗禅发达之端绪也。是则南方禅风，道生、慧观亦已开其端矣。
道生有顿悟成佛之言。《高僧传》曾载之，兹引之于下：
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于是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报，顿悟成佛。
“善不受报顿悟成佛”八字，详细之解释不传，但自前言推之，亦可得其大要。此说不独唱自道生，其同门之慧观，亦主张之。虽为一般佛教者所反对，但同时有一学说，最占势力，即《高僧传》所载“顿悟不受报，等时亦宪章”之说也。此说，道生、慧观之弟子，各自传授，奉为圭臬者也。证之上列《高僧传》所言，可以知其故矣。
道生之殁，在宋元嘉年间。其后二三年，宋文帝偶述顿悟成佛说，道生之说。僧弼等起而反对之，文帝曰：“若道生在，当不屈于汝等。”《高僧传》以此问答在太祖武帝时，自年代上考之，道生之示寂，在元嘉十一年，太祖时道生尚存，太祖或系文帝之误。僧弼，罗什弟子也，居彭城寺，为文帝所重。当是时，道猷道生弟子。亦继承顿悟成佛义者。文帝问慧观，习得顿悟义者何人？慧观以生公弟子道猷答之。文帝敕临川郡，遣道猷赴建康。道猷既至，帝乃大集义学僧与之论难，道猷力屈之。因道猷得道生真传，故《高僧传》称为“积思参玄，又宗源有本”，并云“乘机挫锐，往必摧锋，帝抚几称快”。观此，则当时辩论状况，可概见矣。同时有法珍者，不知何人之弟子，与道猷同居新安寺，创“使顿悟渐悟，义各有宗”之说。龙光寺亦道生所居。有宝林者，与其弟子法宝，皆祖述道生之义。盖道生之义，以《涅槃经》之阐提成佛，及顿悟不受报，为其特色，即谓此二人祖述顿悟义亦可。
慧观有著作一篇，题曰《论顿悟渐悟义》，其弟子法瑗附和之。适文帝访求通此义者，乃召法瑗于宫中使说之。何尚之闻之叹曰：“常谓生公殁后，微言永绝。今日复闻象外之谈，可谓天未丧斯文也。”昙斌宋末元徽年间殁。亦申顿悟渐悟之旨。因人主偶然之好尚，顿悟渐悟之义，遂赖之以传，而渐及于齐、梁之世矣。
兹就保誌、傅翕之事略言之。保誌，金城人，俗姓朱氏。僧俭弟子也，专习禅业。宋初祝发，常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帛一二匹，步行市中。奇迹甚多，颇涉怪诞，似不见重于宋、齐两朝间，梁武帝特皈依焉。入寂后葬遗骨于钟山。就墓地建开善寺，即梁之三大法师智藏所居者也。傅翕字玄风，号善慈，婺州义乌人躬耕松山，修佛道，梁大通六年奉召来建康。相传与武帝问答，帝尝请讲《金刚经》，翕才升座，以尺叩案即下。一日戴冠，着法衣，靸履（深头之履），参宫中，帝见之，谓曰：“今日为僧装耶？”则默然指其冠。又问曰：“然则道士耶？”即指其履。又问曰：“俗人耶？”则指法衣而还。其《心王铭》文辞简要，可推杰作。今之轮藏，亦其所建，知名于世。傅翕有二子，普建、普成，今之轮藏，多设此三人之像。
上述禅宗之所由来，不过举其一端耳。自安世高以来，禅既传于中土，所谓修习禅业，自佛教传来之初，已推行之矣。况竺法护、道安辈出而鼓吹之耶？至于大乘禅、小乘禅、习禅、如来禅（祖师禅）等，乃后世禅学者所设之名目。隋唐以前，决不设此种严密之区别。揆之事实，罗什之《坐禅三昧经》，虽与大乘无甚差别，但此中之大部分，世已指为小乘之禅。《达摩多罗禅经》谓为大乘禅，可称允当，非仅以其为慧远之言而遽信也。《禅要秘密治病经》（沮渠京声译）序曰：天竺比丘大乘沙门佛陀斯那。佛陀斯那，即佛大先也。就其内容言之，其似大乘之处，能确指否乎？要之此时代所谓大乘小乘，半系形容之词，必于书中区别何者为大乘？何者为小乘？殊觉匪易。且译者构思之际，欲设上列之区别，实际上亦有所不能。故以安世高之禅为小乘禅，罗什之禅为大乘禅，不过就今日思想，区别之而已。其实修习禅业者，古时极多，无甚差异。《高僧传》为修禅者立传，始于西晋末叶，其在西晋以前，未必无修禅业者，惜后世无传耳。
修习禅业者，系统不明之人居多，且非著名之人，兹概从略。而仅就觉贤之禅述之。传觉贤之禅最有声者，当推智严、玄高。智严昔自罽宾伴觉贤返国，觉贤自长安赴南方，智严与之分散，往山东修禅。刘裕宋太祖。受东晋之命，灭姚秦于长安，旋师时道经山东，得晤智严。其详情载在《高僧传》，曰：“始兴公王恢从驾游观山川，至严精舍，见其同止三僧，各坐绳床，禅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觉，于是弹指，三人徐开眼，俄而还闭，问不与言。”王恢甚高之，请与偕行，三人坚谢。强之，二人乃推荐智严。智严不得已，遂随刘裕入建康，住始兴寺。严性乐静避嚣，王恢乃于东郊更建枳园寺居之。其余二人，留山东精舍者，当是觉贤弟子，惜其名不传。
当觉贤之居长安石羊寺也，玄高参照第五章。即于其时为其弟子，传受禅法；后往西秦，隐居麦山，与其徒百余人，专务修禅。会西秦有二僧，恶其德望，构谗言于国王，欲害之。玄高避往河北之林阳堂山，有徒三百人。玄高之居麦山也，昙弘同修禅业，与之相亲。后昙弘布禅岷蜀，闻玄高得罪，冒栈道之险，诣西秦主申其清白。玄高得免罪返都，后赴后凉游化，魏武攻入后凉，请高同还平城，使为太子晃师，终遇法难而死。玄高之徒数百，上首者百余人，玄绍秦州陇西人。尤著。觉贤禅法盛行于北方，据此事实，可以证明矣。
觉贤入寂于宋文帝元嘉六年。后五十年，有佛陀禅师，（世呼为少林寺祖师三藏佛陀禅师）来北魏弘禅。孝文帝时。《续高僧传·习禅篇》载有此事云：“佛陀来自天竺，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后，为佛陀建寺于嵩岳少室山使居之，即少林寺也。”《魏书》亦云：“为西域沙门跋陀建少林寺，公给衣供。世谓达摩面壁之少林寺，即此。”佛陀传载其弟子有道房、慧光，慧光即造《四分律》之光统律师也。光统律师年十二时，献技于洛阳市街，众人竞异而观之，佛陀见之，曰：“此儿有道业。”遂拔为弟子。后观慧光为人，知其不可独学经论，乃使研究戒律，于是慧光遂从道覆律师传受戒律焉。
传佛陀禅师之禅者，当首推道房，但其传不详耳。道房弟子曰僧稠禅师，为北齐文宣帝所皈依。僧稠初随道房，后从道明禅师不详其为何许人。受十六特胜法。十六特胜法云者，分欲、色、无色、三界之定，而为十六种之谓也。其间视为主要者，则由《涅槃经圣行品》。修四念处之观法，积功而至最后，始证深定。九日间入定不起，既由定出，情想澄然，亲向佛陀禅师呈其所证，师曰：“自葱岭已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乃更授以深要。由是陟历诸山，修行禅学，声名渐高。北魏孝明孝武之世，屡被征召，固辞不赴。北齐文宣帝召之再三，始赴邺都，帝亲出而迎之，受菩萨戒法，断酒禁肉，放舍鹰鹞，谕天下禁屠杀。稠留宫中四十余日，辞归，欲还其大冥山旧居。帝以大冥山谘谒不便，为建云门寺。在邺城西南八十里。当是时，齐国境内，至欲禁禅法以外之佛教，僧稠力谏之，乃止。由此可知是时禅法之盛矣。僧稠弟子曰昙询；昙询弟子曰静林、道愿、慧力；自后系统不明。世仅传佛陀禅师之名，其名为何，不可得而知。《魏书》作跋陀。《高僧传》或作佛陀，或作跋陀。
传禅学者，除《续高僧传》所列者外，尚不乏人，因非禅宗要人，故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