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硕公版书
第十二章 造像与石经
北魏自太武帝毁佛之后，文成帝即位兴复佛法之时，像教大盛，西域所画佛像，接踵而至。而魏之先代，本有凿石为庙之遗风，雕刻技术，夙所擅长，因此每一帝即位，即于都城近处山冈，为帝或后，建造石窟，就山岩镌佛像，历久蔚为大观，为佛教上至有价值之美术。最著名者大同云冈之石窟佛像，及洛阳伊阙之石窟佛像是也。云冈在魏之旧都平城西三十里，伊阙在魏之新都洛阳南三十里，云冈滨临武州川水，伊阙滨临伊水；地理形势亦相类，故魏时称云冈为北石窟，伊阙为南石窟。
《续高僧传》，释昙曜传云：“昙曜少出家，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元统，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
《魏书·释老志》亦言：“沙门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时。”
观此两文所载，可知魏之开凿石窟，实始于昙曜。先是太武帝信司徒崔浩之说，崇重道士寇谦之，排斥佛教，焚毁寺塔。太武后感致疠疾，方始觉悟，诛夷崔氏。及崩，文成帝嗣位，重兴佛法。昙曜遂白于帝，开凿石窟。曜之赴京，在文成帝兴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也。
大同云冈石窟之造像，昔时因僻在塞北，知者颇鲜，即碑碣亦无一存者，不如伊阙造像，屡见于金石家之纪载。盖一则因元魏崛兴，文化未盛，至孝文迁洛，始禁胡语，肇启华风；二则因云冈石质较粗，易于剥蚀，其开凿又先于伊阙五十年，佛像巨大，虽经风霜，未全损坏，文字则磨灭无遗也。方今京绥铁路，可以直达大同，云冈石窟之名，世人多知之，考古者亦注意及之矣。
石窟寺今俗呼石佛寺，依山开窟，建筑层楼。每楼各就一窟，窟上通光，窟中大佛，高者约五六尺。窟之宽广，最大者径六七丈，其小者三四丈，略如佛殿。四壁雕琢大小佛像无数，及浮屠、幡幢、宝盖等，种种装饰，多施彩色。寺西又大窟五，窟外石质多剥落；寺东更有大小石窟，以数百计。佛像大者数丈，小者数寸，多至不可胜计。郦道元《水经注》水条下有云：“其水又东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灵岩；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流出山。《魏土地记》曰：平城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郦道元撰《水经注》在魏太和年间，去石窟之建筑，不过四五十年；其所记载，至为可信。据《魏书》则昙曜所凿者只五所，而此则曰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可知昙曜以后，继续开窟者之众。又曰：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可见当时景色之美丽，而魏诸帝之行幸石窟寺，亦屡见于史书。造像之风，斯为盛矣。
伊阙石窟寺，则建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伊阙之山，西曰龙门；东曰香山。山岩石壁，上下凿石，为大小窟无数，与云冈绝相似。
《魏书·释老志》：“景明初，世宗宣武帝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太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是，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孝明帝年号四年六月以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按此为伊阙开凿石窟之始。宣武帝景明，在孝文帝迁洛之后，去文成帝兴安复佛之年，约五十年。是则伊阙石窟，后于云冈石窟亦五十年。从宣武帝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其间经过二十八年，仅造石窟三所，已费工如此之巨；则云冈石窟，奚啻三所，其工程之宏大可知矣。
云冈石窟，完全为北魏一朝开凿；伊阙石窟则不然，始于北魏，继续于有唐。盖北魏自孝明帝正光四年，至孝武帝永熙三年，高欢入洛，东西魏分裂。自此兵争不息，凿窟工役，当无暇及此。至唐贞观中叶，魏王泰为其母文德皇后，凿三窟于魏石窟之北，至今尚存。褚遂良书伊阙三龛碑记其事，欧阳修《集古录》谓：“龙门山壁间，凿石为佛像，后魏及唐时所造，惟此三龛像最大，乃魏王泰为长孙皇后所造也。”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谓：“龙门山镌石为佛像，无虑万计。石窟最大者，今名宾阳洞，像尤高大。洞外高处有刻字，拓之得二十余行。按《集古录》有三龛记，岑文本撰，褚遂良书。今拓字有聿修阴德等字，知即此记也。”观此诸记，则知伊阙石窟，其建造实自北魏以迄于唐，与云冈之成于一代不同也。
伊阙之石窟寺，在龙门山之东北麓，今亦称为潜溪寺。第一石窟，高约四五丈，宽二丈余，深亦如之。其中大佛，坐者一，立者左右各三。宾阳洞凡三窟，中间一窟，坐大佛一，左右立者各五；窟顶雕天女像；壁间雕小佛百数；窟高约四五丈，深宽均约三丈余。右一窟大佛坐者一，立者左右各一；壁间雕小佛以数百计；高与中窟略同，深约二丈，宽约三丈。左一窟大佛坐者一，立者左右各二；壁间雕小佛百余；高深宽，略与右窟同；窟外刻佛无算。距窟二丈许，建一轩，右为僧房。惟滨临伊水，地势逼窄，视云冈之高楼四层，佛殿端中居前，气象远不及也。
龙门山自北徂南，仅里许之内，所镌佛像，或云四万余，或云七万，无可确计。《洛阳县志》金石门所载：“龙门造像，唐代居多，开元、天宝以前，年月历历可考。盖人民奉佛，久成习俗故也。”是则龙门造像，不限于帝王之家，人民亦多作此功德矣。
北齐时，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封岩壑中。坐下有幽州智泉寺沙门静琬，承师付嘱，乃于隋大业年间，创刻石藏经板。就涿州西北五十里之白带山，开凿石洞，以石经板，藏诸洞内，既满，即用石櫺塞户，以铁锢之。至贞观五年，《大涅槃经》成。及十三年，静琬法师愿未终而卒。门人导公、仪公、暹公、法公相继五世，陆续增刻。历唐至宋，凡得七十七种，二千三百余石，而经尚未完。迨辽圣宗时，有留公法师，奏请续刻；兴宗亦赐钱刻之；道宗时，相国杨遵勖、梁颕亦奏请赐钱续刻；故自太平七年，至清宁三年间，因隋唐所刻《大般若经》，止五百二十卷；续镌八十卷，完成六百卷之数，计二百四十石；又续镌《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计三百六十石；以成四大部之数，总合二千七百三十石。
白带山既藏《石经》，故亦名石经山；以其景物幽秀，类似天竺，故又名小西天。山顶有雷音洞，就洞建室，高丈余，深九步；室隅亦横九步，其前阔十三丈，如箕形；有几、案、罏、瓶之属，皆石为之；三面之壁，皆嵌以石刻佛经：东北壁为全部《法华经》；西壁为《杂编》；共有四百十八石，故又名石经堂。此雷音洞之《石经》，乃显露于壁间，供人摹拓，非深锢于洞内者也。雷音洞之左有洞二；右有洞三；雷音之下，复有洞二；共计七洞，皆满贮石经，经板层叠，骈列洞内。自洞口石櫺之隙，可窥见之，有完整者，亦有破裂者。所谓二千三百余石，殆皆在此七洞之内。有石幢记其目甚悉。
道宗在清宁三年后，又续刻石经一百八十石。是时又有通理大师，慨石经未全，有续造之志。遂于大安九年，在山之西峪寺，开放戒坛，士庶道俗，入山受戒，所获施钱万余，付门人善定，校勘刻石。至大安十年，钱尽功止。又有门人善锐，念先师遗风，不能续扇，与善定共议募刊，以毕其功，凡得四千八十石。于天祚帝天庆七年，就寺内西南隅，穿地为穴，将道宗清宁三年以后所刻，及通理大师所办石经，藏瘗地穴之内。其上筑台，砌砖建石塔一座，刻文标地，知经所在。是知白带山之《石经》，除七洞之外，西峪寺西南塔下，尚有一部分也。西峪、东峪均在白带山下，就其地建东、西云居寺，亦称东峪寺、西峪寺。今东峪寺已毁，仅存西峪寺，至清代改称为西域云居禅林。
《石经》既自唐至辽，历代续刻；迨元朝至正年间，有高丽沙门慧月大师来我国，亦继续其事；惟明以后则无闻焉。此诚佛教史上伟大之事业，不仅关于美术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