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硕公版书
第二节 其历史
具彼六因，儒学所以视他学占优胜者，其故可知矣。虽然，其发达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请略叙之。
（一）萌芽时代 当孔子之在世，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及魏文侯，受经子夏，继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于西河。文侯初置博士官，实为以国力推行孔学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斯人无属矣。其次者为秦始皇。始皇焚坑之虐，后人以为敌孔教，实非然也。始皇所焚者，不过民间之书，百家之语；所坑者，不过咸阳诸生侯生、卢生等四十余人，未尝与儒教全体为仇也。岂惟不仇，且自私而自尊之。其焚书之令云：有欲学者，以吏为师。非禁民之学也，禁其于国立学校之外，有所私业而已。所谓吏者何？则博士是也。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孙通、张苍，史皆称其故秦博士。盖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于儒教矣。然则学术统一与政治统一，同在一时，秦皇亦儒教之第二功臣也。汉高蚤年最恶儒，有儒冠者辄溲溺之，其吐弃也至矣。而郦食其、叔孙通、陆贾等，深自贬抑，包羞忍垢以从之。及天下既定，诸将争夺喧哗，引为深患。叔孙通乃缘附古制，为草朝仪，导之使知皇帝之贵，然后信孔学之真有利于人主。陆贾献《新语》，益知马上之不可以治天下。于是过鲁以太牢祠孔子，喟然兴学，以贻后昆。汉高实儒教之第三功臣也。
（二）交战时代 虽然，天下事非一蹴可几者。当汉之初，儒教以外，诸学派其焰未衰。墨也，老也，法也，皆当时与孔学争衡者也。其在墨家，游侠一派独盛，朱家、郭解之流，为一时士夫所崇拜。太史公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谓孔也，侠谓墨也。盖孔、墨两派，在当时社会，势力殆相埒焉。秦汉时人常以仲尼、墨翟并称，或以儒墨、儒侠并称。南海先生所著《孔子改制考》尝汇钞之，得百余条。其在道家，则汉初之时，殆夺孔席。盖公之教曹参，史称曹参为齐悼惠王相，召诸儒百数，问安集百姓之道，言人人殊，莫知所从。闻胶西有盖公者，善黄、老言，请见之。盖公为言治道清静，则民自定。曹参大悦，师之。后相汉，日饮醇酒，与民休息，皆得力于道家言也。黄生之事窦后，《汉书·外戚传》云：“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按：窦后为文帝后，文帝即位之年即册立，而崩于武帝建元六年。此四十五年间，势倾外廷，天子、宰相莫敢逆。登高而呼，故道家言披靡朝野。史称老徒黄生与儒徒辕固生尝辨难于帝前。窦后怒，使辕固入圈刺豕，欲杀之。其束缚言论自由，可见一斑矣。此倡之自上者也；淮南王之著《鸿烈》解，高诱注《淮南子》云：天下方术之士多归淮南，于是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讲论道德，总统仁义，以著此书。其旨近于《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云云。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指》，《史记·太史公自序》，列其父谈所论六家要指，谓儒、墨、阴阳、名、法、道各有所长，而归本于道家。班固讥史公“先黄老而后六经”，实则此乃谈之言，非迁之言也。此演之自下者也。故当时儒学虽磅礴郁积于下，而有压之于上者，故未能得志焉。其在法家，则景帝时代，晁错用事，史称错与雒阳宋孟、刘带同学申、商刑名之学于轵县张恢。然则张恢殆当时法家大师也。权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而武帝虽重儒术，实好察察之明，任用桑弘羊辈，欲行李悝、商鞅之术以治天下，故儒、法并立，而相水火于朝廷。《盐铁论》一书，实数千年争辨学术之第一大公案也。《盐铁论》，汉桓宽撰，乃叙述始元六年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论辨盐铁均输之利害者也。两党各持一见，互相诘难，洋洋十数万言。以视英国议院争爱尔兰自治案、改正选举法案者，其论辨之激烈、持理之坚确，殆有过之无不及，实为中国学界、政界放一大异彩也。由此观之，当儒学将定未定之际，与之争统者凡三家。就中随分为三小时期：第一期，为儒、墨之争。盖承战国“武士道”之余习，四公子孟尝、平原、信陵、春申。之遗风，犹赫赫印人耳目，故重然诺、锄强扶弱之美德，犹为一世所称羡，尚气之士，每不惜触禁网以赴之，而诋儒为柔巽者有焉矣。虽然，其道最不利于霸者，朝廷豪族，日芟而月锄之，文、景以降，殆萎绝矣。第二期，为儒、道之争。道家有君如窦太后、文帝、景帝等。相如曹参、汲黯等。以为之后援，故其势滋盛；而经数百年战争丧乱之后，与民休息，其道术固有适宜于当时之天择者，故气焰骤扬，而诋儒为虚伪繁缛者有焉矣。虽然，帝者之好尚变，而其统之盛衰亦与俱变。第三期，为儒、法之争。儒、法两有利于世主，而法家之利显而近，儒家之利隐而长。景、武之时，急于功名，法语斯起，而诋儒为迂腐不切者有焉矣。然当时儒、法胜负之数，颇不在世主而在两造之自力。盖法家之有力者，不能善用其术，缘操切以致挫败；而儒家养百年来之潜势力，人才济济，颇能不畏强御以伸其主义，故朝、野两途，皆占全胜也。自兹以往，而儒学之基础始定。
（三）确立时代 自魏文侯以后，最有功于儒学者，不得不推汉武帝。然武帝当窦后未殁以前，不能实行所志。彼其第一次崇儒政策，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主持于上，窦婴以太后之亲为丞相，田蚡以帝舅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皆推崇儒术，将迎申公于鲁，设明堂，制礼作乐，文致太平。然太后一怒，绾、臧下吏，婴、蚡罢斥，遂以蹉跌。卒至后崩，蚡复为相，董仲舒对策贤良，请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自兹以往，儒学之尊严，迥绝百流。遂乃兴学校，置博士，设明经射策之科。公孙弘徒以缘饰经术，起家布衣，封侯策相。二千年来国教之局，乃始定矣。
（四）变相时代 一尊既定，尊经逾笃，每行一事，必求合于六艺之文。哀、平之间，新都得政，因缘外戚，遂觊非常；然必附会经文，始足以箝盈廷之口。求诸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刘歆，制作伪经，随文窜入。力有不足，假借古书。古人削竹为篇，漆书其上，今之一卷，古可专本。其为工也多，故传书甚少；其转徙也艰，故受毁甚易；其为费也不资，故白屋之士不能得书者甚众。以此三者，故图书悉萃秘府。歆既亲典中书，任意抑扬，纵怀改窜，谓此石渠秘籍，非民间有也，人孰不从而信之？即不见信，又孰从而难之？况有君权，潜为驱督，于是鸿都太学，承用其书，奉为太师，视为家法。莒人灭鄫，吕种易嬴，自兹以往，而儒之为儒，又非孔子之旧矣。
（五）极盛时代 虽然，新歆之学，固未能遽以尽易天下也。而东汉百余年间，孔学之全盛，实达于极点。今请列西汉与东汉之比较：（一）西汉有异派之争，而东汉无有也；西汉前半纪三小期之交战时代，不待言矣；即武帝别黑白、定一尊以后，亦尚有如汲黯之治黄老，桑弘羊、张汤之治刑法者。东汉则真绝矣。（二）东汉帝者皆受经讲学，而西汉无有也；明帝亲临辟雍，养三老五更。自章帝以下，史皆称其受经渊源。（三）西汉传经之业，专在学官，而东汉则散诸民间也；凡学权垄断于一处者，学必衰；散布诸民间者，学必盛。泰西古学复兴时代，学权由教会移于平民，遂开近代之治，其明证也。西汉非诣博士不得受业，虽有私授，而其传不广。东汉则讲学之风，盛于一时。史所载如刘昆弟子常五百余人；洼丹徒众数百人；杨伦讲授大泽中，弟子千余人；薛汉教授常数百人；杜抚弟子千余人；曹曾、魏应、宋登、丁恭皆弟子数千人，楼望九千余人；牟长门下著录万余人；蔡玄万六千人。诸如此者，不可枚举。（四）西汉传经，仅凭口说，而东汉则著书极盛也。西汉说经之书，惟有《春秋繁露》、《韩诗外传》一二种，其余皆口授而已。东汉则除贾、马、许、郑、服、何诸大家，著述传世人人共见者不计外，其《儒林传》所载，如周防著四十万言，伏恭著二十万言，景鸾著五十万言，其余数万言者，尚指不胜屈。故谓东京儒术之盛，上轶往轨，下绝来尘，非过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