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硕公版书
第三章 民本的思想
天的观念与家族的观念互相结合，在政治上产生出一新名词焉，曰“天子”。天子之称，始于《书经》之《西伯戡黎》，次则《洪范》，次则《诗经》雅、颂中亦数见。《洪范》曰：
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此语最能表出各代“天子”理想之全部。天子者即天之子。《诗》所谓“昊天其子之”也。一面为天之子，一面又为民之父母。故《诗》亦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有此天子以“格于上下”（《尧典》文）而为之媒介，遂以形成一“天人相与”之大家族。此古代政治上之最高理想也。邃古之“巫觋政治”，不过凭附一人以宣达天意，政治完全隶属于宗教之下。此种“天子政治”，则认定一人以执行天意，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天而有代理人，则政教分离之第一步也。若此者，吾名之曰间接的天治主义。
然则天子与人民为相对的阶级耶？是又不然。《召诰》之言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者何？众子之长也。人人共以天为父，而王实长之云尔。元子而常常可以改，则元子与众子之地位原非绝对的。质言之，则人人皆可以为天子也。（《公羊传》云：“谓为天之子也可，谓为母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此谓人人皆天之子，而王者以尊故专用此名表之云尔。此可为《召诰》元子义之注脚。）此种人类平等的大精神，遂为后世民本主义之总根芽。
元子谁改之？自然是天改之。天既有动作，必有意志，天之意志何从见？托民意以见。此即天治主义与民本主义之所由结合也。《书经》中此种理想，已表示得十分圆满。如：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皋陶谟》）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逸文《孟子》引）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康诰》）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逸文《左·襄三十一》引）
天子为天之代理人，在天监督之下以行政治，则本来之最高主权属于天，甚明。然此抽象的天，曷由能行使其监督耶？吾先民以为天之知（聪明）能（明威）视听，皆假涂于人民以体现之。民之所欲恶，即天之所欲恶。于是论理之结果，不能不以人民为事实上之最高主权者。故此种“天子政治”之组织，其所谓天者，恰如立宪国无责任之君主；所谓天子者，则当其责任内阁之领袖。天子对于天负责任，而实际上课其责任者则人民也。晋师旷之言曰：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左·襄十四》）
此言君主责任之义，最为痛切明白。而天意既以民意为体现，则君主亦自当以对民责任体现其对天责任，古籍中表示此思想者甚多，如尧之于舜，舜之于禹，皆告以“天之历数在尔躬”，而又云“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论语·尧曰》），《盘庚》言“恭承民命”，《召诰》言“顾畏民碞”，皆对于人民积极负责任之精神也。
君主不能践其责任则如之何？人民例得起而易置之。是即体现天意以“改厥元子”也。此种理想，《尚书·汤誓》、《牧誓》、《大诰》、《多士》、《多方》等篇，言之最详。后此孔孟之徒，主张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其思想实渊源于此。
革命不可常也。然则平时所以体现民意者奈何，我先民则以采纳舆论为不二法门，所谓“史载书，瞽陈诗，工诵箴谏，士传言，庶人谤”等等，皆舆论机关也。古代贤士大夫，盖绝对主张言论自由，故周厉王监谤，召穆公非之曰：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周语》）
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或劝子产毁校，子产曰：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左·襄三十二》）
此皆尊重舆论之明训也，然亦非谓舆论当绝对的盲从。《左传》曾记栾书一段谈话如下：
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左·成六》）
读此一段，可以知吾先民对于“多数取决之制度”作何等观念。多数取决，为现代议会政治一铁则，良无他道足以易之。然谓多数所赞者必与国利民福相应。则按诸理论与征诸史迹而皆有以明其不然也。栾书之言谓两善相均则从众。果能如此，真可以现出理想的好政治，独惜言之易而行之难耳。
古代之民本主义，曾否实现，用何种方法实现，实现到若何程度，今皆难确言。《盘庚》有“王命众悉至于庭”语，《大诰》、《多士》、《多方》等篇，一读而知为周公对群众之演说辞。以此推之或如希腊各市府之“全民会议”。盖古代人少，实有此可能性也。《洪范》所谓“谋及庶人”殆遵此道。《周官·小司寇》条下云：
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周官》虽不可尽信，然此制似属古代所常行，盖《左传》及他书，尚屡见其迹。“卫灵公将叛晋，朝国人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我犹可以能战。’曰：‘然则如叛之……。’”（《左·定八》）“吴之入楚也，陈怀公朝国人，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左·哀元》）此皆询国危之例也。“晋惠公为俘于秦，使吕饴甥朝国人……告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左·僖十五》）“周王子朝之难，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左·昭二十四》）此皆询立君之例也。前所举《盘庚》将迁殷“命众悉至于庭”，又孟子称太王将迁岐“属其耆老而告之”。此皆询国迁之例也。由此观之，古代人民，最少对于此三项大政确有参与之权利。此种方法，在人口稍多的国家，当然不可行。故战国以后，无得而稽焉。要而论之，我先民极知民意之当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实现，则始终未尝当作一问题以从事研究。故执政若违反民意，除却到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之法。此吾国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