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硕公版书
“积学 酌理 研阅 驯致”
上面的八个字是写作文章怎样打下思想的基础，有了学问的存储和怎样博取材料，多闻广见，怎样熟习辞句，以供选用的总括语。这是“南北朝”时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上的话，原句是：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
这位我国中古时代的文学批评大师在这几句话中首先提出“贵在虚静”四字。望不要误解，以为他是专教作文章的人闭门不出与社会绝不接触，就像修道打坐的那么“虚静”；其实他是指的专在“陶钧文思”的时候。本来嘛，无论是有经验的老作家或是一个初学写作的青年，尽管他们有很丰富的人生经验，有多活动、多深入的社会生活，可是他们真要把那些从经验观察中得来的印象变成形象化的作品，如果粗心浮气，提笔便写，心中无数，用思不周，还没好好经过一番“陶钧”的工夫，就要“挥洒自如”立成大作。你想，世间会有这样的“作家”？不把心沉下来，精密、反复、切实地思考一番，使全付精神清清白白，平心静气地按着怎样结构，怎样贯穿全篇，怎样表现人物和事件等等的规划下笔，哪会写出像样的文章。
他紧接着提出“积学”“酌理”两句来，说明他绝不以为文学家是“空头”可以冒充的，也不是没有原则的根据只凭着一点小聪明便可信笔乱写的。如果这样，则既无思想上的基础，也没有自己的原则，还不是心中无物，信笔乱写。那样的文章还有什么价值，还能给人什么观感？
多读书培养自己的识见固然是“储宝”，即多从思考上求得根基所在，这也是创作之“宝”。固然，后代的文人也有这样主张，谓“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袁枚的《随园诗话》），可是若太看重“全凭天分”四字往往对“自须学力”一层不甚注意。驱使“词藻”，任意描画，其结果是徒以“文”胜，而这样无思想、无识见的“文”还不是“华而不实”白白地把作者原有的一点才分也糟蹋了。刘勰说时要以理富才，而且还要“酌理”并非不加择别，不先酌量，一有所见即认为“真”，那也犯了笼统粗疏的毛病。讲思想、学力，不是一朝一夕便易获得，所以要“积”；怕把作者的才分毁掉或者缩小，所以在“理”的方面要先会辨别是否，断定真伪。这样，文学作品的珍宝愈积愈多，命笔遣辞的才能也更为丰富。
难道这不是我们练习写作的一种最可靠最妥当的基础所在？
下面两层是讲怎样应用观察、阅历，并发挥它们的作用，以及怎样熟练文辞使之适合表达。这都是写作上的要紧工夫，缺一不可。
这里的“研阅以穷照”一句，我以为“研阅”二字不应简单解作研究和阅览书籍，那样就与第一句“积学”有点重复。“学”固不限于从研究阅览中来，而从书卷中多吸取知识总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何况“研阅”二字在文言中联用并不专指读书讲，刘勰的意思还是在研索物情，阅历社会一方。要使作品能穷尽物象甚至人间百态，如先没有这步研索物情阅历社会的工夫，对于人、物要刻画得恰如其分，使形象化的效力深深引动读者便不可能。“研阅”二字若指读书说那太狭隘了。
第四句“怿”字，有的本子上作“绎”，本来中国的文字凡是同音的其义大都可以互解。“怿辞”或“绎辞”（绎字本作抽引之意。论语“绎如也”，郑注，志意条达之貌。是与怿字含义相通。）总是抽寻文辞，怎样用的妥贴，无论形容也好叙述也好，以恰当的文辞表达得十分合适，教人看了“相悦以解”。但怎样才会达到这种为文的程度？刘勰用“驯致”二字大有意思。“驯”是使之逐渐熟习之意，“熟能生巧”，一切事莫不这样，文学与艺术尤甚。打拳要天天练功，写文章，绘画，弄音乐也一样得常常把笔，调色，谐合音声，否则手生心隔，愈来愈为疏远。由于常常地作，熟习地用，单就写作说，必“驯致”而后才能渐渐找到妥贴适用的辞句，才能以之表达物象，曲尽人情，使读者易受感动，更有回味，作品的力量也就更为深入。
不必以近代的文艺思想勉强比附中古时代文学评论家的著作，可是有些永久站得住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因时代遥隔便认为不值一谈。刘勰这几句话本来解释起来颇不简单，我觉得把我的直解写出来，或对一般写作者有所助力，故作为我的“文谈”的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