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硕公版书
第十六章 秦汉时实业
第一节 农业
农业之进步，在于耕作之日精。此在汉世，见称者无过代田。汉书·食货志》言：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代田之法，汉人托诸神农，已见《先秦史》第十二章第一节。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谓过缦田二斛以上。过使教田大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梨。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梨。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大常民皆便代田。后汉刘般，以郡国牛疫，通使区种增耕。三国时，段灼上疏理邓艾，言艾修治守备，积谷强兵。直岁凶旱，艾为区种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可见汉时教耕者，多以代田区种为务矣。(1)
《史记·河渠书》言：河东守番系，请引汾溉皮氏、汾阴下，皮氏，《汉县，今山西河津县西。引河溉汾阴、蒲阪下。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与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案田者不能偿种，而越人田之，犹能有所入于少府，可见治水田以越人为精。然汉世良吏，亦有能开稻田者。(2)《后汉书》：张堪为渔阳大守，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狐奴，汉县，今河北顺义县。秦彭为山阳大守，兴起稻田数千顷。《三国志》：夏侯惇领陈留、济阴大守。时大旱蝗，悖乃断大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其时刘馥都督河北诸军，种稻于蓟南北。郑浑守沛郡，亦开稻田于萧、相二县界。又魏武以朱光为庐江大守，屯皖，大开稻田，吕蒙因此说孙权急攻皖。皆可见水田之利也。
灌溉之利，莫大于陂渠。《河渠书》述鸿沟、云梦、江、淮、齐、蜀诸水见《先秦史》第十三章第四节。曰：“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百姓飨其利。”可见沟洫修举，交通与灌溉兼资。汉武帝时，郑当时为大司农，言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天子以为然。令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田，颇得以溉田矣。可见汉人之言漕事者，尚多兼计灌溉也。良吏能就所治之地，兴修水利者亦颇多。召信臣为南阳大守，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后汉杜诗守南阳，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鲍昱拜汝南大守，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民以殷富。王景为庐江大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皆其功之最著者也。任延守武威，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三国时，徐邈刺凉州，亦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皇甫隆为敦煌大守。敦煌初不甚晓田，常灌溉，稽水使极濡洽，然后乃耕。又不晓作楼犁，功力既费，收谷更少。隆到，教作楼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三国·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则虽西北乏水之地，水利亦可兴修矣。
偏方闭塞之地，多藉中国良吏以启牖之。《后汉书·循吏传》言：孟尝迁合浦大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死饿于道。尝到官，革易前弊。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又云：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任延为守，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此可见当时交、广之域，尚有全不知耕作者也。
《汉书·艺文志》农九家。《神农》、《野老》，《注》皆云六国时。《宰氏》，《注》云不知何世。叶德辉曰：“《史记·货殖传集解》云：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姓下引《范蠡传》云：陶朱公师计然，姓宰氏，字文子，葵丘濮上人。据此，则唐人所见《集解》作宰氏。宰氏即计然，《志》云不知何世，盖班所见乃后人述宰氏之学者，非计然本书也。”王先谦《汉书补注》。案谓计然姓宰氏，又谓为范蠡师，说皆附会不足信。惟此书原出先秦，则当不诬耳。《董安国》十六篇，《注》云：汉代内史，不知何帝时。《尹都尉》十四篇，《赵氏》五篇，《王氏》六篇，《注》皆云不知何世。其书皆次《董安国》书下，当系汉时书。《氾胜之》十八篇，《注》云：成帝时为议郎。师古曰：刘向《别录》云：使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蔡癸》一篇：《注》云：宣帝时，以言便宜，至弘农大守。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邯郸人。周寿昌曰：“《齐民要术》引崔寔《政论》，有赵过教民耕植，其法三犁共一牛云云。《御览》八百二十二引作宣帝使蔡癸教民耕事，文正同。盖癸书述过法，而崔氏引之。”亦据《汉书补注》引。案氾胜之书，后人征引最多。赵过与氾胜之，盖汉时农学之两大家也。
汉末大乱，农业荒废特甚，而屯田之政乃大行。《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元年，是岁，用枣祗、韩浩议，始兴屯田。《注》引《魏书》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毛玠传》：大祖临兖州，辟为治中从事。玠语大祖曰：“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器，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殖，畜军资。”大祖敬纳其言。可见屯垦之政，实为大祖夙定之策。《任峻传》：枣祗建置屯田，大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军国之饶，起于祗而成于峻。《司马芝传》：芝奏言：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可以见其成效矣。《王昶传》：文帝践阼，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昶斫开荒莱，勤劝百姓，垦田特多。则至魏初，此职犹相需孔殷。然其民与州县异统，非可久之计，故至陈留王咸熙元年，遂罢之以均政役，(3)诸典农皆为大守，都尉皆为令长焉。其战守之地，藉屯田以为军资，则终三国之世如一。文帝以孙权侍子不至，车驾徙许昌，大兴屯田，欲举军东征。《王朗传》。王基、邓艾策攻吴，亦以屯田为本。刘馥在合肥，胡质在青、徐，王昶在刻、豫，亦皆致力于屯田。大祖征汉中，以郑浑为京兆尹，浑亦遣民田汉中。诸葛亮务农殖谷，《蜀志·后主传》建兴二年。然后南征。其后屡出伐魏，亦休士劝农于黄沙。《后主传》建兴十年。时虽以木牛、流马运，建兴九年、十二年。然仍分兵屯田渭滨。《诸葛亮传》。《吴志·孙权传》：黄武五年，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及孙休永安二年，复咎州郡吏民及诸营兵，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案《魏志·司马芝传》，亦言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4)盖商贾之利，饶于耕农，实事之无可如何者也。盖凋敝既甚，虽欲不务本而不可得矣。《甘宁传》：宁说孙权取黄祖，亦言其怠于耕农，财谷并乏，与毛玠之讥袁绍、刘表，异地同符。可知丧乱扰攘之余，粗能自立者，必其知重民事者也。
渔、猎、畜牧、种树之利，皆较田农为饶，故《货殖传》言其人与千户侯等，桥姚、马援、班壹等，已见第十五章第二节矣。《三国·吴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言李衡每欲治家，其妻辄不听。后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泛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吾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女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此太史公之言之验也。然此等事必有广土，乃能为之，当时山泽多为豪强所占，故平民享其利者甚寡。惟南方生业，不如北方之盛，故人民犹克分享其利焉。《汉书·地理志》言楚地民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是也。《汉书·王莽传》：莽以费兴为荆州牧，问到部方略。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莽怒，免兴官。然后亦卒开山泽之防。《后汉书·刘般传》：明帝时禁民二业。般上言：“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闲月，不妨农事。”可见其利之饶。此王匡、王凤等，所由能入野泽偷活也。即北方亦有其利，但较南方为微耳。龚遂为渤海大守，秋冬课民收敛，益畜果实菱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蓄积。后汉和帝永元五年，令郡县劝民蓄疏食以助五谷。(5)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亦有被灾之处，山林陂泽，勿收假税之诏。安帝永初二年，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疏食。桓帝永兴二年，诏司隶校尉、部刺史：蝗灾为害，水变仍至。其令所伤郡国种芜菁。皆民食不限谷物之证。建武之初，野谷旅生，人收其利。《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二年。冯异之入关也，军士悉以果实为粮。：献帝幸安邑，亦以枣栗为粮。《伏皇后纪》。合《魏略》所言袁绍、袁术之事观之，可见疏食之利，惜乎平时知务此者少也。牧畜之利，亦必有山泽然后能为之。如卜式入山牧羊，吴祐牧豕于长垣泽中是。故山泽亦为豪民之所欲兼并也。
《汉书·地理志》：丹杨郡有铜官。豫章郡、鄱阳郡有黄金采。诸郡国有铁官者尤多。《志》云：“豫章出黄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贡禹传》：禹言：“今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已上。”盖官办之事，不甚计度盈亏，故其弊如此。私家经营矿业，则得利者甚多。猗顿用监盐起；郭纵以铸冶成业；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擅其利数世；蜀卓氏用铁冶富；程郑事冶铸；罗裒擅盐井之利；宛孔氏用铁冶为业；鲁丙氏以铁冶起；皆见《货殖传》。王章妻子徙合浦，以采珠致产数百万；皆其荤荤大者。《史记·平准书》言县官大空，冶铸，煑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盖盐铁二者，于民生日用最切，故其利亦最饶矣。
第二节 工业
工官见于《汉书·地理志》者凡十：怀、河南、颍川、宛、东平陵、泰山、奉高、广汉、洛、成都是也。《汉书》称孝宣之治，“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本纪赞》。《三国志》称诸葛亮亦曰：“工械技巧，物究其极。”《后汉书·宦者传》：蔡伦为尚方令，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此皆官家之业，虽不尽无裨实用，奢侈之物究多，于民生日用无与也。《汉书·贡禹传》：禹言：“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臣禹尝从之东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循吏传》：文翁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如淳曰：“金马书刀，今赐计吏是也。作马形，于刀环内以金镂之。”晋灼曰：“旧时蜀郡工官作金马书刀者，似佩刀形，金错其拊。”皆可见工官所造物之侈。其关系民生日用最巨，获利亦极多者，当推铁器。高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赵佗因之反叛。后佗上文帝书，述高后令曰“毋与蛮夷外越金、铁、田器”，则铜器亦在所禁。《西域传》言：自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6)此中疑有夺文。教铸作当指农器，它兵器则谓以铁为兵也。此中国有造于西胡最大者矣。
汉世，士能藉自然之力，制器以利民用者亦有之。《后汉书·杜诗传》，言其为南阳大守，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注》曰：“冶铸者为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也。”《三国·魏志·韩暨传》：徙监冶谒者。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又《明帝纪》青龙五年《注》引《魏略》，言其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使博士马均作司南车，水转百戏。此皆能用自然之力者也。马均，《杜夔传注》作马钧，扶风人。引傅玄序之曰：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二子哂之。先生曰：“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于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诏先生作之，而指南车成。居京都，城内有坡，可为囿，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于常。其后人有上百戏者，能设而不能动也。帝以问先生：“可动否？”对曰：“可动。”帝曰：“其巧可益否？”对曰：“可益。”受诏作之。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歌乐舞象。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缘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斗鸡。变巧百端。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发石车，敌人于楼边县湿牛皮，中之则堕，石不能连属而至，欲作一轮，县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以断县石，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尝试以车轮县瓴甓数十，飞之数百步矣。玄为言之曹羲，羲言之曹爽，爽忽忽不果试。玄论之曰：“此既易试之事，又马氏巧名已定，犹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无名之璞乎？”又曰：“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言不试以事，良可恨也。”张平子事，别见第十九章第七节。诸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见《亮传注》引《魏氏春秋》。亮又作木牛、流马，其法亦见《注》引亮集。时蜀又有张裔，典作农战之器；李撰，能致思弓弩机械之巧；而吴亦有张奋，昭弟子。能造大攻车；则一时巧思之士，为不少也。案巧思之士，所以或有成或无成，又或虽有成而旋失其传者，乃由其物不适于其时，故莫肯勤于试造，继绪传习，如蜀汉与中原战争既息，不复须运巴、蜀之粮，逾越剑阁，则木牛流马之制，
(7)自不能不失传矣。然则张裔、李撰、张奋等，所由纷纷皆以造战器闻者，亦以其时攻战方烈也。又凡机械之巧，必前后相因。诸葛亮损益连弩，而马钧又谓其更可损益。翻车即今水车之原，人皆谓其制始于钧，然灵帝已用以洒南北郊路，见第十章第五节。则当时亦必固有是物，钧特从而损益之耳。长巧思者不必擅文字，事记载者又或不知制器，但惊异其所成就，而不知其所自来，遂使后人忽其成功之由，一若偶然得之者，非其实也。
《三国·吴志·甘宁传注》引《吴书》，言宁出入，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侍从被文绣，所如光道路。常以缯锦维舟，去或割弃以示奢。此以作贼则可耳。乃《贺齐传》言：黄武初，魏使曹休来伐，齐住新市为拒。齐性奢绮，尤好军事。兵甲器械，极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襜。干橹戈矛，葩瓜文画。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冲斗之属，望之若山。(8)休等惮之，遂引军还。世岂有雕文刻镂，可以退敌者邪？乃《朱然传》犹以文采惟施军器为美谈。此直是事权在手，恣意挥霍，不顾国计民生耳。官自制器之弊有如此，亦不容不施以督责也。
第三节 商业
商业在秦、汉时颇盛。晃错比较农商苦乐之语，已见第五章第一节。贡禹言：“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知巧。好衣美食，岁有什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藁税。乡部私求，不可胜共。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其言与晃错若合符节。(9)盖财产私有之世，通工易事之键，本操于商人手中。又天下一统，战争息而生计舒，交易之事益盛，则商人之利益多。通关梁，一符传，汉人恒以为美谈。伍被称汉之美曰“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虽或不免过当，亦未必全虚也。此皆秦、汉之世，商人之所以益形跋扈者也。
古代之市，率自为一区，设官以管理之，汉世犹然。《续汉书·百官志注》：洛阳有市长一人，丞二人。《太史公自序》言其先无择，为汉市长。《汉书·丙吉传》，言吉为军市令。皆当时治理交易之官也。《后汉书·班彪传注》引《汉官阙疏》曰：长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在道东。《汉书·胡建传》：天汉中守军正丞。监军御史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斩之。《三国·吴志·陆逊传》：潜遣将击石阳，汉县，今江西吉水县东北。石阳市盛，皆捐物入城，城门噎不得关，敌乃自斫杀己民，然后得入。皆可见市之别为一区。(10)《汉书·尹翁归传》：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入市斗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张敞传》：守京兆尹，长安市偷盗尤多，百贾苦之。敞既视事，求问长安父老。偷盗酋长数人居皆温厚，出从童骑，闾里以为长者。(11)敞皆召见责问，因贳其罪，把其宿负，令致诸偷以自赎。一日捕得数百人。穷治所犯，或一人百余发。尽行法罚。由是桴鼓希鸣，市无偷盗。《后汉书·祭遵传》：从征河北，为军市令。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第五伦传》：京兆尹阎兴，署为督铸掾，领长安市。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三国·吴志·孙皓传》：凤皇二年，皓爱妾或使人至市劫夺百姓财物。案《汉书·王嘉传》：嘉奏封事论董贤亦云：“使者护视，发取市物，百贾震动。”司市中郎将陈声，素皓幸臣也，恃皓宠遇，绳之以法。《潘璋传》：璋为吴大市刺奸，盗贼断绝，由是知名。又可见治市之官，颇有威权也。
汉世抑商颇甚。(12)《汉书·高帝纪》：八年，“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缔纻、罽，操兵，乘骑马”。此即《食货志》所谓“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者。《续汉书·舆服志》亦云：“贾人不得乘马、车。”此异其礼数也。《食货志》又云：“重税租以困辱之。”哀帝时定名田之法，贾人不得名田。见第十五章第三节。成帝算舟车，商贾人轺车二算。所谓七科谪者，曰贾人，曰故有市籍者，曰父母有市籍者，曰大父母有市籍者，贾人居其四焉。见第十八章第六节。《后汉书·班超传》：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三国志·孙坚传》：朱俊表请坚为佐军司马。坚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与俊并力。是当时商贾，多能从军。一由其时去古近，人民尚习于兵，一亦由法令恒迫商人充兵也。此限其制产，又重其赋役也。《食货志》云：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宦为吏。《贡禹传》：禹言：孝文皇帝时，贾人、赘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此绝其进取也。习俗岐视，尤不俟论。《汉书·杨敞传》敞子恽报孙会宗书云：“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后汉书·崔骃传》：孙宴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独行传》：王烈避地辽东，公孙度欲以为长史，烈乃为商贾以自秽，得免。《逸民传》：王君公侩牛自隐。韩康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康守贾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韩伯休那，乃不二贾乎？”康叹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乃遁入霸陵山中。当时商贾之与士大夫，盖若熏莸之不同器矣。然晃错言其交通王侯，力过吏孰，《货殖传》：宛孔氏连骑游诸侯，有游闲公子之名：刁闲之奴，且或连车骑交守相。何哉？一以雠淫侈之物者，多与王公贵人为缘。一以当时商贾，多兼事放债，贳贷亦放债之类。见第十五章第五节。《平准书》言富商大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疑必有资其财贿以救缓急者。又《酷吏列传》言：三长史陷张汤，使吏案捕汤左田信等，曰：“汤且欲奏请，信辄先知之，居物致富，与汤分之。”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此言盖诬。然当时有此等事可知。郑当时为大农，任人宾客僦，入多逋负，则当时官吏，确有与人相交通，藉以牟利者。
(13)富商大贾，惟利是图，何惮而不为此？此又其所以互相狼狈邪？刁闲多取桀黠奴，使事商贾。仲长统谓当时豪人，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盖身居阛阓者，皆其所奴役之流，而躬为富商大贾者，则又匪特长安酋长，居温厚而出从骑，见目为长者而已。
王君公以侩牛自隐，此即《货殖列传》所谓“节驵会”，后世之牙行也。《汉书·武帝纪》：元狩五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王莽之法，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14)郑司农释《周官》之质剂，谓若其时之市平。则汉世百物，官家本有平贾。然其事未必能行，而其权遂操诸驵会之手。赵敬肃王仗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租税。《汉书·景十三王传》。可见是业之盛已。
凡两地物产，相异愈甚，则其相资愈深。故中外通商，自古代即颇盛。巴、蜀、广汉，南贾滇、，西近邛、笮，燕北隙乌丸、夫余，东贾真番。卓氏贾滇、蜀民，程郑亦贾椎结民，皆其证。又不独缘边也，汉朝绝未知西域及西南夷，而邛竹杖、蜀布、枸酱，业已远致其地。案《魏略》言盘越国在天竺东南数千里，蜀人贾似至焉，参看第十二章第十节。此即大夏人告张骞，所谓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者。盖自陆路西行。《货殖传》谓番禺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越繇王、闽侯以荃、葛、珠、玑、犀甲、翠羽、、熊奇兽遗江都王建，《汉书·景十三王传》。《魏略》又谓大秦循海通交阯，又有水道通永昌，故永昌出异物。此则自海道而来者也。此当时之中欧交通也。后汉之抚乌桓、鲜卑，于宁城开胡市。见第十二章第十节。刘虞牧幽州，犹开上谷胡市之利。魏黄初三年，轲比能帅其部落及代郡乌丸，驱牛马七万余口来交市，此东北边之互市也。《后汉书·孔奋传》云：姑臧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三国·魏志·仓慈传》云：迁敦煌大守。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聚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此西北边之互市也。《汉书·西域传》言：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数剽杀汉使。成帝时，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杜钦说王凤，言其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耳。钦述其路途，险阻危害，不可胜言，而其使犹能数年而一至，亦可谓难矣。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宋子侯九，孝景中二年，坐寄使匈奴买塞外禁物免。此所买者为何物不可知。《后汉书·朱晖传》：尚书张林上言：“宜因交阯、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时所谓均输者也。”此其意，盖犹宋人之用香药宝货。《梁冀传》云：冀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三国·魏志·苏则传》：文帝问则曰：“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敦煌献迳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否？”《吴志·孙权传》：嘉禾四年，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翘翠、玳瑁。《魏志·夏侯尚传注》引《世语》，言王经为江夏大守，曹爽附绢二十匹，令交市于吴，盖亦欲求此等物耳。古代远国通商，固多如是也。
第四节 钱币
《汉书·食货志》云：“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不为币，谓国家不以之为币，随时而轻重无常，则谓民间仍通用之也。国家偏重金铜，必由民间先偏重金铜之故，(15)在各种用为易中之物中，金属渐翘然独异矣。
《食货志》又云：“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黄金一斤。(16)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案《史记·货殖列传》言谷贾，上者不过八十。汉初战争，实不甚烈，谷贾安得翔踊如此？疑当时实以铸钱为筹款之策，乃至是也。参看第四章第一节。《高后纪》：二年，行八铢钱。应劭谓即秦半两。六年，行五分钱。应劭曰：“所谓荚钱者。”《文帝纪》：五年，更造四铢钱。《食货志》云“为钱益多而轻”，又云“其文为半两”。应劭曰：“今民间半两钱最轻小者是也。”案古不甚更钱文，故自隋以前，所铸钱皆曰五铢。见《日知录·钱法之变》条。八铢、四铢，皆曰半两，职是之故。古以二十四铢为两，若秦半两即重八铢，《汉志》不应云重如其文。然则应劭谓八铢即秦半两，乃劭时秦钱已不可见，故有此误也。《志》述荚钱，云令民铸，则汉初并无私铸之禁。是年，《纪》及《志》皆云除盗铸钱令，未知其令起于何时。
(17)自此令除，而钱法大乱。《志》载贾谊之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又云：“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其祸可谓博矣。晃错对策，顾以“铸钱者除”，为文帝大功之一者？当时私铸之罪为大辟，错盖谓盗铸令除，则民命可全，而不知其所损者实大也。不特此也。是时吴王濞既即章郡铜山铸钱，文帝又赐邓通以蜀严道铜山，今四川荥经县。得自铸，见《史》、《汉》《佞幸传》。《志》言吴、邓钱布天下。《佞幸传》亦云：邓氏钱布天下，《盐铁论·错币篇》：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煑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此亦开兼并之端。贾山谏除铸钱令，谓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盖为此发也。文帝之政，亦可谓敝矣。至景帝中六年，乃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铢钱。五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元狩四年，行皮币白金。五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又令京师铸钟官赤侧。其后白金、赤侧皆废，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币制乃稍定。已见第五章第十节。《盐铁论·错币篇》：文学曰：“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18)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二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真。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惑滋甚。”然则专令上林三官铸后，至始元时，圜法犹未大定也。然是时措置已合，故终能渐趋安定，而五铢遂为最得民信之钱。
钱币者，物贾之度量衡也。度量衡可一不可二，钱币亦然。故古虽各物并用，秦、汉间遂专重金、铜。然事变之来，每非其时之人所能解。不能解，遂欲逆之而行。汉武欲行皮币白金。哀帝时，又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宝，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者。见《汉书·师丹传》。皆与文学谓往者币众财通而民乐，同一见解也。又有谓钱可废而代之以谷帛者。晃错曰：“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贡禹曰：“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平，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师古曰：租铢，谓计其所卖物价，平其锱铢而收租也。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皆见《汉书·食货志》。后汉肃宗时，张林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诏诸尚书通议，为朱晖所驳，事寝。后陈事者复重述林前议，以为于国诚便。《后汉书·朱晖传》。均系此等见解。景帝后三年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昭帝元凤二年、六年，皆诏三辅、大常郡得以叔粟当赋。皆可谓颇行其议者。王莽之见解，盖亦主张众币，故其定制，至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已见第六章第二节。事与时违，卒至大败。其时公孙述废铜钱，置铁官钱。注云：置铁官以铸钱。百姓货币不行。蜀中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盖民习于旧，不愿更张也。光武建武十六年，以马援议，行五铢钱。终后汉一朝无大变。至汉末，董卓出，乃大坏。
桓帝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大学能言之士。刘陶上议，以为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民饥。竟不铸钱。灵帝中平三年，铸四出文钱。《宦者传》云：“钱皆四道。识者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师大乱，钱果流布四海。”此盖董卓改币时，为恶币所逐也。献帝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卓传》云：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三国志·卓传》作谷一斛至数十万。案《后书·卓传》述李傕、郭汜作乱时情形云：“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献帝纪》兴平元年，亦有是语。则谷一斛数十万，自在傕、汜入长安后，卓时物价虽贵，尚未至此，《志》盖要其终言之也。又钱无轮廓，不便人用。钱法自此大坏。魏文帝黄初二年三月，复五铢钱。十月，以谷贵，复罢。《三国·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曰：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吴志·孙权传》：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赤乌元年，铸当千大钱。九年《注》引《江表传》曰：是岁权诏曰：“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吴行大钱，十年而废。蜀直百钱后亦无闻，疑亦未能久行也。
《史记·货殖列传》言：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桀金、玉，尽归任氏。《三国·魏志·文昭甄皇后传》云：天下兵乱，加以饥馑，百姓皆卖金、银、珠、玉、宝物。时后家大有储谷，颇以买之。此即《汉志》所谓随时而轻重无常者。《吕后本纪》言：吕禄信郦寄，时与出游猎。过其姑吕媭。媭大怒曰：“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19)曰：“毋为他人守也。”可见是时贵戚之家，藏珠、玉等甚多。《史记·留侯世家》言：汉王赐良金百镒，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书·高帝纪》：四年，破曹咎汜水，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史记·项羽本纪》但云尽得楚国货赂。《汉书·李广传》：李陵军将败，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后汉书·西羌传》：唐喜讨破杜季贡、王信，收金、银、彩帛一亿以上。《三国·魏志·董卓传》：牛辅取金宝，独与素所厚友胡赤儿等五六人相随，逾城北渡河。赤儿等利其金宝，斩首送长安。《魏武帝纪》：破袁绍于官渡，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注》引《献帝起居注》载公上言云：辎重财物巨亿。《齐王纪》：正始元年，诏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千八百余斤，销冶以供军用。《阎温传注》引《魏略·勇侠传》言：酒泉大守徐揖，诛郡中强族黄氏。时黄昂在外，得脱，乃以其家粟金数斛募众，得千余人，以攻揖。《蜀志·糜竺传》：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竺进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先主传》：成都降，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据《张飞传》，是时赐飞及诸葛亮、法正、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后主传》景耀六年《注》引王隐《蜀记》：后主降魏，遣尚书郎李虎送金、银各二千斤，盖亦以犒军也。《吴志·甘宁传》言：宁受敕出斫敌前营。孙权特赐米、酒、众殽。宁乃料赐手下百余人食之。毕，宁先以银碗酌酒，自饮两碗。乃酌与其都督。又通酌兵各一银碗。凡此，皆可见当时军中，多有珠、玉、金、银。《史记·陈丞相世家》言：平间行杖剑亡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疑其亡将，要中当有金、玉、宝器，目之。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后汉书·独行传》言：王忳诣京师，于空舍中见一书生，疾困，愍而视之。生谓忳曰：“要下有金十斤，愿以相赠，死后乞藏骸骨。”则行者多以为资。《杨震传》：震迁东莱大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独行传》：雷义尝济人死罪，罪者后以金二斤谢之。则行贿者亦用之矣。故晃错谓其为奸邪所利，而令亡逃者得轻资也。《续汉书·礼仪志注》引丁孚《汉仪》述《酎金律》云：食邑九真、交阯、日南者，用犀角长九寸以上，《后汉书·章帝纪》建初七年《注》引作用犀角二，长九寸。若玳瑁甲一，郁林用象牙长三尺以上，若翡翠《后书注》引作翠羽。各二十，准以当金。此为国家于金、银外特许以他宝货当币者。《后汉书·张堪传》：樊显言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则民间亦极流通。然终不敌金银之广。《汉书·疏广传》：广父子俱告归，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大子赠以五十斤。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王忳受书生之属，亦粥金一斤，营其殡葬。可见金银兑换，已极便易，珠玉等恐不能如是也。金银在当时，虽多以之制器皿，如前引甘宁以银碗酌酒，第二节引贡禹言蜀、广汉主金银器，岁用各五百万是也。《三国·魏志·卫觊传》：明帝时，觊上疏言：“尚方所造金银之物，渐更增广。”《吴志·孙亮传》大平二年《注》引《江表传》，谓亮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饧。《孙传》：遣宗正楷奉书于琅邪王休，言亮于官中作小船三百余艘，成以金银，师工昼夜不息。《华核传》：核上疏曰：“今民贫而俗奢。兵民之家，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至于富贾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恣尤甚。”皆当时多用金银以作器物之证也。然观其铸造有常形制，即可知其多用作钱币矣。何以知其铸造有常形制也？案《汉书·食货志》言：秦黄金以溢为名，孟康曰：“二十两为溢也。”师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为金之名数也。高祖初赐张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案项王使项汉黄金一斤。《萧望之传》：张敞言今有悍拜陈平为都尉，亦赐金二十溢。金选之品。应劭曰：“选音刷，金铢两名也。”师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锊，铸即锾也。其重十一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一曰重六两。”似皆以权度计多寡。然《武帝纪》：大始二年，诏曰：“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渥洼水，在今甘肃安西县。党河支流。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裹蹄，以协瑞焉。”师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黄金为麟趾裹蹄，则旧金虽以斤两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时吉字金挺之类矣。今人往往于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而形制巧妙。”今案《后汉书·董卓传》引《献帝纪》，谓牛辅自带二十余饼金；《三国·魏志·陈矫传注》引《世语》，言文帝以金五饼授矫，《齐王芳纪》：嘉平五年，赐刺费伟之郭修子银千饼，绢千匹；则饼亦为当时金银形制之一，师古之言，信不诬也。《汉书·冯唐传注》引如淳曰“黄金一斤直万”，盖据王莽时制言之。《惠帝纪注》引晋灼，即据《食货志》为说，见下。比例是否有常，固难遽断。然遍读两汉之书，未尝见有异说，则其价必无大差。《惠帝纪》：帝即位后，赐视作斥土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注》引郑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晋灼曰：“此言四十金，实金也。下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谓钱也。《食货志》：黄金一斤直钱万。”师古日：“诸赐言黄金者，皆与之金；不言黄者，一金与万钱也。”案《景帝纪》：元年，诏曰：“吏受所监临以饮食免重，受财物贱买贵卖论轻，廷尉与丞相更议著令。”廷尉信与丞相议：“吏迁罢免，受其故官属所将盐、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无爵罚金二斤。”此罚金沿袭古之罚锾，本为制兵，必不折钱。金选或重十一铢余，或重六两，盖即一指黄金，一指赤金。然则汉时赐与，当有三法：予之黄金，一也。予之钱，二也。予之金，即今之铜，三也。三者晋灼所谓实金也。然此法行之甚少，大都非与之黄金，即与之钱。云赐黄金而实与之钱者，必以万钱当一斤，故王莽因之而定制也。铸造有常形制，与钱有常比价，其用之之广可知矣。职是故，黄金散之民间者遂日多。旧时读史者，率言汉世黄金多，后世渐少，归咎于佛象涂金，及世俗泥金写经，帖金作榜。汉时佛教虽已入中国，传布未广，耗金必不能甚多。然以后方前，黄金亦渐觉其少。梁孝王死，藏府余黄金四十万斤。汉武帝征匈奴，一次赏赐用黄金二十余万斤。王莽遣九虎东行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史传所载汉世金多之事，亦有不可尽信者，如汉高祖与陈平黄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等是也。然此所引三事，必非虚诬。董卓凶暴，聚敛何所不至？然郿坞中不过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而已。《汉书·王莽传》：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莽聘皇后三万斤，而《三国·魏志·武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献帝之聘曹皇后，但赍璧帛玄绢五万匹。盖丧乱之后，黄金难得使然。黄金不能销蚀，官家藏少，必流入民间矣。此古今币制无形中之变迁也。
【注释】
(1)农业：汉教耕者多务代田。
(2)农业：汉时稻田。
(3)农业：三国屯田初与郡县异统，故罢之可均政役。
(4)农业：典农部民末作，以要利入。
(5)农业：疏食之利。
(6)工业：《西域传》“教铸作它兵器”疑有夺文。
(7)工业：木牛流马不运粮则无须。
(8)生计：军人制器之侈。
(9)交通：汉交通之便。
(10)商业：市皆别为一区。
(11)阶级：偷盗亦有其长。
(12)商业：汉世抑商及贱视商人。
(13)商业：官史与商人交通。
(14)商业：汉时市平。
(15)钱币：偏重金铜之始。
(16)钱币：汉初似铸轻钱。
(17)钱币：汉盗铸令不知起何时。
(18)钱币：文学言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则王铢有统一之功，此王莽所以多其币邪。
(19)钱币：古藏珠玉他宝者，军中亦然。金银情形，铸造有常形制，比价，黄金之少由散之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