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硕公版书
第十八章 秦汉政治制度
第一节 政体
古者一国之主称君，为一方所归往者称王；战国之世，七雄并称王，加于王者则称帝；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一节。故赵高弑二世，欲使秦去帝号复称王；诸侯之相王，亦尊楚怀王为义帝也。义帝仅据虚名，实权皆在霸王，盖放东周之世，政由五伯之例，亦已见本篇第三章第二、第三两节。至汉高帝灭项羽，诸侯将相复尊为帝，而号称皇帝者，乃复有号令天下之实权焉。
皇帝二字，汉时意尚有别。(1)高帝六年，尊其父为大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颜师古《注》曰：“不预治国，故不言帝。”案《三国·魏志·王肃传》：山阳公薨，肃上疏曰：“汉总帝皇之号，称为皇帝，有别称帝，无别称皇，则皇是其差轻者。故当高祖之时，土无二王，其父见在，而使称皇，明非二王之嫌。今以赠终，可使称皇，以配其谥。”汉人视皇与帝之别，其意可见。哀帝追尊其父但曰恭皇以此。又案秦始皇已追尊其父为大上皇，则汉祖所为，亦有所本，非创制也。
国非人君所私有，其义汉代尚明。(2)诸侯将相之欲尊高帝也，高帝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孝文帝元年，有司请立大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大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又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虽曰空言，大义固皎然矣。革易之义，儒者尤昌言之，无所讳忌。眭弘劝汉帝谁差天下，求索贤人，檀以帝位。弘从嬴公学《春秋》，嬴公董仲舒弟子也。见《儒林传》。故弘称仲舒为先师，见本传。盖宽饶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退，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汉书·五行志》引京房《易传》曰：“复，崩，来无咎。自上下者为崩。厥应泰山之石颠而下。圣人受命人君虏。”又曰：“石立如人，庶士为天下雄。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立于水圣人，于泽小人。”与眭弘之言，若合符节。谷永灾异之对曰：“天生烝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天下，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永劝成帝益纳宜子妇人，毋避尝字。曰：“推法言之，陛下得继嗣于微贱之间，乃反为福。后宫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广求于微贱之间，以遇天所开右。”刘向谏起昌陵，亦言王者必通三统。其著《说苑》，又设为秦始皇既并六国，召群臣议禅继是非。《至公篇》。文帝答有司请立大子，以楚、吴、淮南王为言。成帝无子，引大臣议所立，翟方进等皆主立弟子，孔光独援殷及王之例，欲立中山王。然则汉景帝与梁孝王昆弟燕饮，酒酣，从容言曰“千秋之后传梁王”，而窦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乃特以折窦大后耳。谓有天下者必家，家必传子，固非汉世儒者意也。然此义也，惟学者知之，流俗则视天下为一人一家所私有；而其所以能有天下，则又出于苍苍者不可知之意耳。图谶妖妄，自兹而作，而民主之古义稍湮矣。李云以帝欲不谛之语诛，自汉人观之，实为妄杀，而魏明帝问王肃，乃谓其何得不死，知魏、晋之世，君臣之义，稍与汉世不同矣。
汉世每逢灾异，辄策免三公，人徒訾为迷信，而不知其为民主古义之告朔饩羊也。夫余俗水旱不调，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三国志》本传。夫余俗最类有殷，明此亦中国古法。尸其事者职其咎，义固当然。然其后为一国之主者，地位稍尊，又其所系者重，不可加诛，则移其责于左右。古小国见诛于大国，辄杀其大臣以说；周公请代成王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此灾异策免三公之原，所策免者三公，其咎实在人君也。世事日新，人之见解亦日变，此等旧法，自不能维持矣。
第二节 封建
战国之季，列国并立之制，业已不能维持，然人心殊未能悟。陈胜、吴广之谋起事也，曰：“等死，死国可乎？”及会三老豪杰于陈，皆称其复立楚社稷，功宜为王。胜败，范增说项梁，谓其“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周市不肯自立，而必欲立魏咎。武臣之死也，客说张耳、陈余曰：“两君羁旅，而欲附赵，难独立。立赵后，扶以义，可就功。”此皆六国之民，以为其国当复立之证：
(3)而当战国之世，诸称王者，率封其臣为侯。是时之崛起者，大者望专制一方，小者亦图南乡称孤，皆是物也。诸侯之相王，及汉初之封建，皆列爵二等，职是故耳。
高祖虽灭项籍，然谓一人可以专制天下，此当时之人心所必不许，而亦非高祖之所敢望也。(4)是时之所欲者，则分天下而多自予，使其势足以临制诸侯；又多王同姓，俾其势足相夹辅耳。秦郡三十六，而汉初得其十五；语出《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汉书·诸侯王表》仍之。齐召南曰：“此以秦地计之。内史一，河东二，河南、河内即三川郡三，东郡四，颍川五，南阳六，南郡七，蜀郡八，巴郡九，汉中十，陇西十一，北地十二，上郡十三，云中十四，以《史记》言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推之，则上党郡十五也。若计高帝所自立之郡，则不止于十五矣。”见《汉书殿本考证》。又王子弟以大封由此也。高祖之不可信，韩信、彭越等宁不知之？犹奉之以帝号者？帝之与王，各有其君国子民之实。谓帝者可以随意废置其王，固非其时之人所能信。抑后来高祖之灭异姓，非诡谋掩袭，即举兵相屠，此犹楚、汉之相争，初非共主之征讨也。是时所务者，为锄异姓，树同姓，惠、文以后，则所患者转在同姓矣。于是众建而少其力之策稍行，封建遂名存实亡矣。《汉书·王子侯表》言：王莽擅朝，伪褒宗室，侯及王孙，居摄而愈多，犹此策也。
汉初列爵二等，特依战国以来故事。王莽秉政，乃列爵五等，地为四等，而去王封。(5)案王为专制一方之名，汉后来之诸王，既无其实，而袭其名，则为不正，去之是也。后汉光武建武十五年，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诸王为公。帝即施行。及十七年，废皇后郭氏为中山大后，进右翊公辅为中山王。其余九国，皆即旧封晋爵为王。至十九年，又进赵、齐、鲁三国公爵为王。盖因废后故而为是，可谓以私意乱制度矣。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诸侯王，掌治其国。有大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续汉书·百官志》：令内史主治民。天子为置吏。《续志》云：国家惟为置丞相，其大夫以下，皆自置之。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续志》多“少府”二字。宗正、博士官。大夫、郎、谒者诸官皆损其员。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兆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故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改大仆日仆。成帝绥和元年，更令相治民如郡大守，中尉如郡都尉。”事由何武之奏，见《汉书》本传。《续志》：大傅但曰傅。《注》引《东观书》曰：其绍封削黜者，中尉、内史官属，亦以率减。其时有左官之律，附益之法，已见第四章第六节。《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四年，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注》云：“即左官律、附益法也。”又汉制，王国人不得在京师，亦不得宿卫，见《汉书彭宣》及《两龚传》。宫人出嫁不得适诸国，见《后书·孝明八王传》。乐安靖王。后汉初，禁网疏阔，诸王引致宾客稍盛。然经沛王辅之祸，即不复自由矣。见本传及《樊宏传》。《三国·吴志·诸葛恪传》：恪笺谏孙奋曰：“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宫内，不得临民干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其防制之严如此。此固由帝室之猜忌。然诸王多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虽有中驷，亦成下材。既多昏愚，又益淫虐。如江都王建、胶西于王端、赵敬肃王彭祖、长沙王建德、广川王去等皆是。《景十三王传赞》云：“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不道。”人民何辜，罹此荼毒？享虚号而不得有为，已为逾分矣。
《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云：“汉兴，至于孝文时，乃有弓高、壮侯韩瞆当，以匈奴相国降，故韩王信子。襄城哀侯婴，以匈奴相国降，故韩王大子之子。之封，虽自外来，本功臣后。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亚夫守约而争。帝黜其议，初开封赏之科。又有吴、楚事，至兴胡、越之伐，将帅受爵，应本约矣。后世承平，颇有劳臣。”《外戚恩泽侯表》云：“至于孝武，元功宿将略尽。会上亦兴文学，进拔幽隐。公孙弘自海濒而登宰相，于是宠以列侯之爵。又畴咨前代，询问耆老，初得周后，复加爵邑。自是之后，宰相毕侯矣。元、成之间，晚得殷世，以备宾位。见下。汉兴，外戚与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刘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是以高后欲王诸吕，王陵廷争；孝景将侯王氏，脩侯犯色。卒用废黜。是后薄昭、窦婴、上官、卫、霍之侯，以功受爵；其余，后父据《春秋》褒纪之义；帝舅缘《大雅》申伯之意，浸广博矣。”此汉代侯封之大略也。若执初约，多不相应。故后汉赵典谏桓帝，言恩泽侯宜一切削免爵土也。后汉建武二年，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者，并复故国。十三年，宗室及绝国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前代之封，始于武帝。元鼎四年，封周后嘉为周子南君。元帝初元五年，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成帝绥和元年，据通三统之义，封孔吉为殷绍嘉侯。旋与周承休侯皆进爵为公。平帝元始四年，改殷绍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郑公。建武二年，以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十三年，以殷绍嘉公为宋公，周承休公为卫公。先是元始元年，又封周公后公孙相如为褒鲁侯，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追谥孔子日褒成宣尼公。案封孔子后为汤后，唱自匡衡，成于梅福，见《汉书·福传》。其时通三统与封圣人之后，并为一谈，至此始分。后汉亦绍褒成之封，见《后书·孔僖传》。魏文帝黄初二年，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奉孔子祀。
汉代妇人，亦有封爵。高祖兄伯之妻封阴安侯。(6)见《史记·孝文本纪》。吕媭封临光侯。见《樊哙传》。鲁侯奚涓亡子，封其母疵。见《史记·功臣侯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母底。后汉东海王强无子，亦封其三女为小国侯。《后汉书·皇后纪》云：“汉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号长公主，仪服同蕃王。诸王女皆封乡亭公主，仪服同乡亭侯。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袭母封为列侯，皆传国于后。乡亭之封，则不传袭。”“皇后秩比国王”，见《续汉书·百官志注》。《三国·魏志·皇后传》：黄初中，文帝欲追封大后父母。尚书陈群奏曰：“案典籍之文，无妇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礼典，妇因夫爵。秦违古法，汉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议是也。其勿施行。”以著作诏下，藏之台阁，永为后式。
宦者封列侯，始于前汉之张释之，事在高后八年。(7)见《汉书》本纪。时诸中官宦者令丞皆赐爵关内侯，食邑。后汉顺帝阳嘉四年，诏宦官养子，悉听得为后，袭封爵。见本纪及《宦者·孙程传》。
非刘氏不王之制，汉初果有其事以否，颇为可疑，说见第四章第四节。(8)然后遂执为故实。《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天子进公爵为魏王。《注》引《献帝传》载诏曰“自古帝王，虽号称相变，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勋，建立功德，光启氏姓，延于子孙，庶姓与亲，岂有殊焉？昔我圣祖受命，创业肇基，造我区夏。鉴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尽封山川，以立藩屏。使异姓、亲戚，并列土地，据国而王。所以保又天命，安固万嗣。历世承平，臣主无事。世祖中兴，而时有难易。是以旷年数百，无异姓诸侯王之位”云云。盖相传数百年之制，至此不复能坚持矣。《董昭传注》引《献帝春秋》：昭与列侯、诸将议，以丞相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书与荀或，谓大祖之功，方之吕望、田单，若泰山之与丘垤。徒与列侯功臣，并侯一县，岂天下之所望？此自事理之至平，非苟阿所好也。
《汉书·百官公卿表》曰：“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彻侯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国令长名相。”《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刘劭《爵制》曰：“秦依古制，其在军，赐爵为等级。其帅人皆更卒也，有功赐爵，则在军吏之例。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自左庶长以上至大庶长，九卿之义也。关内侯者，依古圻内诸侯之义也。列侯者，依古列国诸侯之义也。”《汉书·樊哙传》云：哙赐爵国大夫。文颖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级。”又赐爵七大夫。文颖曰：“即公大夫也，爵第七级。”又赐上闻爵。又赐爵五大夫。又赐爵卿。又赐爵封号贤成君。张晏曰：“食禄比封君而无邑也。”臣瓒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师古曰：“瓒说非也。楚、汉之际，权设宠荣，假其位号，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约以秦制，于义不通。”案上闻介第七第九级之间，其即公乘无疑。《高帝纪》：五年，诏军吏卒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则得食邑者吏不必列侯。然诏又言：“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则七大夫、公乘，有望田宅而不可得者矣，安敢望封邑？(9)刘劭《爵制》曰：“吏民爵不得过公乘者，得贳与子若同产。”《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元年，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盖权制。盖爵至五大夫则免役，故靳而不与也。免役且不轻予，况于封邑？《留侯世家》谓高帝已封大功臣三十余人，其余争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宫，从复道上，见诸将往往耦语，以问良。良言军吏计功，天下不足遍封，而恐以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非虚语也。留侯难郦食其谋封六国后曰：“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所望者亦即此等封邑，非敢望通侯也。此大封之制格于事而不可行者也。
高帝诏言爵或人君，师古曰：“爵高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10)《续汉书·百官志》云：“列侯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此乃后来定制，汉初或尚不止此。高帝十二年诏言列侯皆自置吏，得赋敛。文帝七年诏，令列侯大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毋得擅征捕。使人人自赋敛，擅征捕，岂不纵百万虎狼于民间？幸而当时诸侯皆乐在长安，不肯就国耳。然犹有吏卒远繇之弊。《汉书·文帝纪》：二年，以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令之国。三年十一月，诏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遂免丞相勃，遣就国。《景帝纪》：后二年十月，省彻侯之国。然武帝初年，赵绾、王臧之败，实以列侯不愿就国，毁日至窦大后故，见第五章第二节，则文、景时虽屡有诏命，其事仍未能行也。《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六年，始遣列侯就国。其不得不去其临民之实者势也。《后汉书·黄琼传》：琼言“今诸侯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
(11)萧何识高祖于泗水，霍光定倾危以安国，皆益户增封，以显其功”。论户邑而不论里数，则意但在于食禄，自易与治民分离。其后遂有但锡名号而不与之邑者。《汉书·高后纪》八年《注》引如淳曰：“列侯出关就国，关内侯但爵耳。其有加异者，与之关内之邑，食其租税。《宣纪》曰德、武食邑是也。”案此指刘德、苏武，事见本始元年。《续志》云：“关内侯无土，寄食在所县。民租多少，各有户数为限。”虽仅云关内侯，然霍去病封冠军侯，本无县，后乃以南阳穰县卢阳乡、宛县临聚为冠军侯国；《霍光传》：光封博陆侯，文颖曰“博大，陆平，取其嘉名，无此县也，食邑北海河东城”；则列侯亦有然者矣。然此尚实有所食，若明帝送列侯印十九枚与东平宪王，诸王子年五岁以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则恐并无禄入。《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十月，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注》引《魏书》曰：“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又置关内外侯十六级，五大夫十五级，皆不食租，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裴氏谓“今之虚封，盖自此始”，实则其所由来者远矣。封建之义有二：君国子民；子孙世袭，此自其为部落酋长沿袭而来，锡以荣名，畀之租入，则凡人臣之所同也。有爵邑而不得有为，或有爵而并无邑禄，封建固已徒存其名矣。
封爵有递减之法，又有终其身不得传于后者。(12)前引乡亭公主之封不得传袭，即其一端。《汉书·景武昭宣元功臣表》：荻苴侯韩陶，“封终身，不得嗣”。瓡讘侯杆者，“制所幸封不得嗣”。《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三年，诏曰：“长沙王兴、真定王得、河间王茂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其以兴为临湘侯，得为真定侯，邵为乐成侯，茂为单父侯。”《注》曰：“以其服属既疏，不当袭爵为王。”《邓禹传》：孙康，永初六年绍封。“时诸绍封者皆食故国半租，康以皇大后戚属，独三分食二”。《寇恂传》：同产弟及兄子姊子以军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终其身，不传于后。
《汉书·惠帝纪》：元年，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应劭曰：“一级直钱二千，凡为六万，若今赎罪入三十匹缣矣。”六年，令民得买爵。文帝后六年，大旱蝗，民得买爵。《食货志》言：帝从晃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景帝时，“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案《货殖列传》言粜上者八十，下者三十。以三十计之，四千石当十二万，万二千石三十六万；以八十计，则四千石三十二万，万二千石九十六万矣；其贾远较惠帝时为贵。盖民入粟较入钱为易，故不可并论也。《食货志》言：武帝时，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又“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13)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臣瓒曰：“《茂陵中书》有武功爵，一级曰造士，二级曰闲舆卫，三级曰良士，四级日元戎，五级曰官首，六级日秉铎，七级曰千夫，八级日乐卿，九级曰执戎，十级曰政戾庶长，《史记集解》引作左庶长。十一级日军卫，此武帝所制，以宠军功。”师古曰：“此下云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今瓒所引《茂陵中书》，止于十一级，则计数不足，与本文乖矣，或者《茂陵书》说之不尽也。”《史记·平准书·索隐》曰：“大颜云：一金万钱也，计十一级，级十七万，合百八十七万金，而此云三十余万金，其数必有误者。顾氏案或解云：初一级十七万，自此已上，每级加二万，至十七级，合成三十七万也。”案《茂陵书》说武功爵级无不尽之理。顾氏之说，亦近凿空。成帝鸿嘉三年，令民得买爵，级千钱。较惠帝时贾适裁其半。武功爵有罪得减，若案六万之贾而裁其半，则级得三万，十一级凡三十三万。疑“级十七万”四字为级十一或级三万之讹；“凡直三十余万金”之金，则衍字也。武功爵之置，事在元朔六年。本纪载诏，以“受爵赏而欲移卖者，无所流”，故有此举。如一级贵至十七万，尚安可卖，此亦级十七万为误字之一征也。《成帝纪》：永始二年，吏民以义收食贫民者，其百万以上，加爵右更。此则本以义动，与买爵又有不同也。
众建亲戚以为屏藩之计，至汉末犹有存者。(14)魏武帝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言“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复欲以为劳，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董昭说大祖建封五等，亦言“大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难化，甚于殷、周；宜稍建立，以自藩卫”；则其事也。然魏世殊不能行。文帝黄初三年，始立皇子叡、霖，弟鄢陵侯彰等十一人皆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之庶子为亭伯。五年，以天下损耗，诏改封诸王，皆为县王。见《武文世王公》、《彭城王据传》。明帝大和六年，诏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魏世猜忌诸王最甚。大祖已重诸侯宾客交通之禁，使与犯妖恶同。明帝青龙二年赐赵王干玺书，见本传。文帝又著令：诸王不得在京都。见明帝大和五年诏。并敕藩王不得辅政。《明帝纪》景初二年《注》引《汉晋春秋》。刘放以此沮帝用燕王宇。国有老兵百余人。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可参看《陈思王传》。盖文帝本与陈思王争为继嗣，而任城威王势亦甚逼，时当革易之初，天泽之分，犹未大定，故其势相激至此也。魏以孤立亡，晋复大封宗室，以招八王之乱。家天下者，莫不欲为子孙帝王万世之计，而患恒出于所备之外，自今日观之，皆一丘之貉而已。魏封亦二等，陈留王咸熙元年，相国晋王乃奏复五等之爵。又文帝黄初元年，以汉诸侯王为崇德侯，列侯为关中侯，则前代有爵者降封之制也。
第三节 官制
汉代官制，大体承秦。《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其后复有改易。至东汉世祖，乃大加并省。《续汉书·百官志》云：“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诸文倜说，较略不完。惟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记汉承秦置官本末，讫于王莽，差有条贯。然皆孝武奢广之事，又职分未悉。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故依其官簿，粗注职分。”盖两汉宫制，略具班、马二家之表、志，而秦制亦可推考矣。三国之世，损益无多。今以班、马《表》、《志》为本，述其大要如下：
相国、丞相，皆秦官。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哀帝元寿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大尉，秦官。武帝建元二年省。《史记·绛侯世家》：孝惠帝六年，置大尉官，以勃为大尉。《集解》引徐广曰：“《功臣表》及《将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汉书·文帝纪》：三年十二月，大尉灌婴为丞相，罢大尉官属丞相。《景帝纪》：七年二月，罢大尉官。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宣帝地节三年，置大司马，不冠将军，亦无官属。成帝绥和元年，置官属，禄比丞相，去将军。哀帝建平二年，复去官属，冠将军如故。元寿二年，复置官属，去将军，位在司徒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禄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复为大司空。王莽时，定三公之号，曰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之。《续书》注引《汉官仪》。建武二十七年，令二府去大字，又改大司马为大尉。《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曰：“元狩六年，罢大尉，法周制置司马。时议者以为汉军有官候、千人、司马，故加大为大司马。绥和元年，罢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议者又以县道官狱司空，故复加大为大司空。”案三公并去大名，议出朱祐，见《后汉书》本传。献帝初，董卓自大尉进为相国，而司徒不省。及建安末，曹公为丞相，郗虑为御史大夫，则罢三公官。《续志注》。《注》又引荀绰《晋百官表注》曰：“献帝置御史大夫，职如司空，不领侍御史。”魏世仍有三公，但不与事，故《齐王纪》：嘉平元年，以司马懿为丞相，《注》引孔衍《汉魏春秋》载懿让书曰“今三公之官皆备，横复宠臣，违越先典”也。案《史记·萧相国世家》言：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曹相国世家》言：高帝以长子肥为齐王，以参为齐相国。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则相国之名，似较丞相为尊。(15)秦置两相，其原不可考。《汉书注》引荀悦曰“秦本次国，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億度无他证。然汉初但置一相，亦未闻其阙于事。孝惠、高后置二相者？初以王陵少戆，而以陈平佐之。陵免，则审食其为左相、给事中，此为高后所便安。孝文初立，平、勃同功，难去其一，遂因循焉。故勃免，即复一相之制矣。后惟武帝以刘屈氂为左丞相，分丞相长史为两府，欲以待天下远方之选，然右相亦卒未除人也。绥和改制，议出何武；建平复旧，事由朱博；见《汉书·博传》。元寿改制，盖欲以位置董贤，亦为因人而设。惟何武及王莽，真欲厘正制度耳。武言“末俗之弊，政事烦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而不治”。当时议者，即以为“古今异制。汉自天子之号，下至佐史，皆不同于古，而独改三公，职事难分明，无益于治乱”。后汉仲长统亦云：“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未若置一人以总之。若委三公，则宜分任责成。”然据《续汉书·百官志》，三公虽各有所掌，大尉掌四方兵事。司徒掌人民事。司空掌水土事。而国有大造、大疑则通论，有大过则通谏争，终不能截然分立也。窦融为司空，以司徒举人盗金下狱三公参职免，此或欲免融而藉口于此，然三公职事难分明，则于此可见矣，固不如专任一人之为得也。朱博言：“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为丞相，权轻，非所以重国政。”以用人之序论，固亦不如旧制之善也。汉世宰相，体制颇尊，《续书·百官志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云：汉丞相府门无兰，不设铃，不警鼓，言其深大阔远，无节限也。权限亦广，观申屠嘉欲杀邓通及悔不先斩晁错可知。所置掾属尤详，《续书·百官志注》引《汉书音仲长统言之，犹神往焉。见本传。义》曰：“正曰掾副曰属。”丞相府分曹不可考。《续志》载大尉所属诸曹云：“西曹主府史署用。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奏曹主奏议事。辞曹主辞讼事。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尉曹主卒徙转运事。贼曹主盗贼事。决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货币盐铁事。仓曹主仓谷事。黄阁主簿录省众事。”当略沿相府之旧也。盖诚能总统众事。东汉以后，事归台阁，非复旧观矣。
御史大夫有两丞。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薛宣传》：成帝初即位，宣为中丞，执法殿中，外总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成帝更名大司空。如同而。《晋书·职官志》引作而。中丞官职如故。《续志》云：为御史台率。后属少府。
大傅，高后元年初置。后省。八年复置。后省。哀帝元寿二年复置，位在三公上。大师、大保，平帝元年皆初置。后汉大傅上公，一人，世祖以卓茂为之。薨因省。其后每帝初即位，辄置大傅录尚书事，薨辄省。师、傅、保本天子私昵，说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二节。每有幼帝辄置，犹沿斯义。世祖之处卓茂，盖以其年高不能烦以职事故。董卓为大师，位在大傅上，《续志注》引胡广《汉官篇注》。则苟欲自尊，于义无取矣。
前、后、左、右将军，秦位上卿。汉不常置。或有前、后，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后汉将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续志》云：武帝以卫青为大将军，欲尊宠之。以古尊官惟有三公，皆将军，始自秦、晋，以为卿号，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其后霍光、王凤等皆然。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公下。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明帝初即位，以弟东平王苍为骠骑将军。以王故，位在公上。数年后罢。章帝即位，西羌反，以舅马防行车骑将军征之。还后罢。和帝即位，以舅窦宪为车骑将军，征匈奴，位在公下。还，复有功，迁大将军，位在公上。复征西羌。还，免，官罢。安帝即位，西羌寇乱，复以舅邓骘为车骑将军征之。位如宪。数年，复罢。安帝始以嫡舅耿宝为大将军，常在京都。顺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继为大将军，如三公焉。度辽将军，明帝初置。以卫南单于众新降有二心者。其后数有不安，遂为常守。
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景帝中六年，更名大常。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博士，《前书》云秦官，掌通古今。或云：《史记·循吏传》云：公仪休为鲁博士；《汉书·贾山传》云：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则六国蚤有博士之官。然六国纵有博士，汉之博士，无碍其为承秦。凡《汉表》云秦官者，本指汉之所承，非谓其官始于秦也。(16)《续书》云：掌教弟子，盖自武帝置五经博士弟子以来。参看第十九章第一节。陵县，元帝永光元年，分属三辅。大史，掌天时星历，亦属大常。
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又期门、羽林皆属焉。大夫，掌论议。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千人。武帝大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谏大夫，后汉曰谏议大夫。又有中散大夫，见《萧望之传》。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无员，多至千人。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所谓三署郎也。郎中有车、户、骑三将。车郎亦曰辇郎。后汉省。《续志》云：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惟议郎不在直中。又云：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盖初任武士，后乃渐用文学之臣也。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有仆射。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平帝更名虎赍郎，置中郎将。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大初元年初置，名日建章营骑。盖以卫建章宫。后更名羽林骑。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补焉。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荀绰《百官表注》曰“羽林诸郎，皆父死子代”，后人所由以拟唐之长从也。羽林有令、丞。后汉省令，有左右监。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续志》有骑都尉，云本监羽林骑。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驸马；皆武帝置。后汉亦属光禄勋。
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案武帝时李广为未央卫尉，程不识为长乐卫尉，《表》有广无不识；宣帝时范明友为未央卫尉，邓广汉为长乐卫尉，《表》有明友无广汉；知《表》所列乃未央卫尉也。长乐、建章、甘泉等宫，亦有卫尉，而不常置。公车司马，属卫尉，有令、丞。天下上事及四方贡献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据《汉书注》引《汉官仪》。
大仆，秦官，掌舆马。有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中兴省。惟汉阳有流马苑，以羽林郎监领。
廷尉，秦官，掌刑辟。《续志》云：掌平狱奏当所应。凡郡国谳疑罪，皆处当以报。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哀帝元寿二年，复为大理。后汉仍为廷尉。
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史记·景帝纪》但作大行。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续志》云：别主四方夷狄朝贡侍子。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
宗正，秦官。掌亲属。《续志》云：．掌序录王国适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当髡以上，先上诸宗正，正以闻，乃报决。平帝元始四年，更曰宗伯。后汉仍曰宗正。
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大司农。大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斡官、铁市两长、丞，又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后汉仅有大仓、平准两令、丞，以盐、铁官中兴皆属郡县也。《续志》云：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实汉时财政之总汇也。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属官甚多。后汉山、泽、陂、池之税，改属司农，考工转属大仆，都水属郡国，先汉司农、少府，各有都水官。故设官较简。然其中之尚书，则浸成政治之枢机焉。前表少府属官有尚书，又有中书谒者令、丞，云“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初置尚书员五人”。《续志》云：“尚书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为中书谒者令。成帝用士人，复故。”案《前书·成帝纪》：建始四年，罢中书宦官。臣瓒曰：“汉初中人有中谒者令。孝武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置仆射。宣帝时，任中书官弘恭为令，石显为仆射。元帝即位数年，恭死，显代为中书令。专权用事。成帝乃罢其官。”《霍光传》：霍山言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则中书、尚书，明系两官。《司马迁传》言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此孝武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之征。不云谒者，辞略。《佞幸传》：石显、弘恭，以选为中尚书。宣帝时任中书官，恭为令，显为仆射。元帝即位数年，恭死，显代为中书令。所言亦与臣瓒合。《萧望之传》言中佞书令弘恭、石显，疑夺仆射二字。望之言“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幸传》作“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尚书乃中尚书之略。则《续志》谓武帝更尚书为中书者误也。成帝罢中书宦官，则阉竖专权之局，自此而终。其置尚书员五人，《注》引《汉旧仪》曰：“尚书四人为四曹：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晋书·职官志》作民曹。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断狱事。”亦不过增置一曹，以掌文书而已，其权未尝加广也。《续志》：尚书令一人，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曹文书众事。仆射一人，署尚书事。令不在则奏下众事。尚书六人，无三公曹，而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为南北。左右丞各一人，掌录文书期会。侍郎三十六人，一曹六人，主作文书起草。《晋书·职官志》云：后汉光武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改常侍曹为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民曹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事。客曹主护驾羌、胡朝贺事。二千石曹主辞讼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盗贼事。合为六曹，并令、仆二人，谓之八座。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号。灵帝以侍中梁鹄为选部尚书，于此始见曹名。及魏，改选部为吏部，主选部事。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为八座。韦彪言天下枢要，在于尚书。陈忠言汉典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其职与前汉大异矣。仲长统言：光武“忿强臣之窃命，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此其见任之由。然“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之权，数世而不行”。则徒失正色立朝之臣，使权戚宵小，益恣肆无所忌惮而已。废宰相而任尚书，实君权相权之一大消长，然宰相所失之权，人君卒亦不能自有也。自此以后，遂成故事。高柔以魏初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尝上疏言之。陈寿亦言魏世事统台阁，重内轻外。八座尚书，即古六卿之任。《三国·魏志·桓阶》等传赞。蜀汉先主即帝位，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及病笃，托孤于亮，而以尚书令李严为副。亮卒，蒋琬为尚书令。俄录尚书事。后费祎代为令。又迁大将军，录尚书事。董允以侍中守尚书令为之副。吕又、陈祗继之。蜀人以亮、琬、祎、允为四相，一号四英。《董允传注》引《华阳国志》。而黄皓之乱政，论者归咎于祗之与相表里焉。孙权用顾雍为相，初亦任职尚书者也。又自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改为中书，置监、令。裾《晋书·职官志》。以刘放、孙资为之。魏祚实由此而移，已见第十二章第六节。《三国志·蒋济传》：济以中书监、令，号为专任，尝上疏言之。则近习专权，转与强臣相句结矣。
中书宦官虽废，其人又以常侍等官为窟穴。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在前汉皆加官。给事中亦加官。中黄门有给事黄门。后汉中常侍、小黄门，皆以宦者为之。朱穆谓始于和熹邓后，《后书·朱晖传》：穆上疏曰：“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后穆因进见，口复陈曰：“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大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然后遂相沿不改云。
大常、光禄勋、卫尉、大尉所部。大仆、廷尉、大鸿胪、司徒所部。宗正、大司农、少府司空所部。为九卿，分属三公。此徒取应经说而已，无他义也。
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应劭曰：“古山林之官日衡，掌诸池苑，故称水衡。”师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税入。”案《食货志》言初大农尽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上林贮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则其所豫甚广，非徒掌山林者也。其均输、钟官、辨铜三令丞，即志所谓专令上林三官铸者，见第五章第十节。后汉省，并其职于少府。铸钱在前汉亦本属少府。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武帝大初元年，更名执金吾。胡广曰：“卫尉巡行宫中，执金吾徼于外，相为表里，以擒奸讨猾。”
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景帝六年，更名将作大匠。
护军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属大司马。成帝绥和元年，居大司马府，比司直。哀帝元寿元年，更名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护军。
司隶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元帝初元四年，去节。成帝元延四年省。绥和二年，哀帝复置，但为司隶，属大司空，比司直。亦见《鲍宣传》。后汉建武中复置。并领一州。
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屯兵。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王念孙云：“西域当为四城。《汉纪·孝惠纪》：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外及掌四城是其证。”案王说是也。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越骑校尉，掌越骑。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虎贲校尉，掌轻车。王莽时有轻车都尉，即此。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后汉省中垒，但置中候以监五营。胡骑并长水。虎贲并射声。事在建武七年，见《纪》。九年三月，初置青巾左校尉官。十五年，复屯骑、长水、射声，改青巾左校尉为越骑校尉。
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有副校尉，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已见第五章第十四节，第九章第三节。护羌校尉，见第五章第五节。后汉亦有之。置于光武建武九年，见《本纪》。又有使匈奴中郎将，主护南单于。护乌桓校尉，主乌桓。《续志注》引应劭《汉官》曰：“并领鲜卑。”又引《晋书》曰：“汉置东夷校尉，以抚鲜卑。”
汉有大子大傅、少傅。又有詹事，掌皇后、大子家。将行，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成帝鸿嘉三年，省皇后詹事，并属大长秋。中兴常用宦者。大子亦无詹事，少傅悉主官属。大后亦置詹事，随所居为名。景帝中六年，更长信詹事为长信少府。其后有大后等亦率置少府，崩则省。诸公主家令，属宗正。
内史，秦掌治京师。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师古曰：“《地理志》云：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内史。据《史记》知志误。”案《表》：景帝元年，中大夫晃错为左内史，二年，左内史错为御史大夫，则分置又在景帝二年之前。右内史，武帝大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冯翊。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右扶风，治内史右地。列侯更属大鸿胪。与左冯翊、京兆尹，是为三辅。服虔曰：皆治在长安中。元鼎四年，更置二辅都尉。左辅都尉治高陵，右辅都尉治郿，见《地志》。中兴，更以河南郡为尹。以三辅陵庙所在，不改其号，但减其秩。
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尝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奉诏条察州。员十三人。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牧。光武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十二州之名，据《续书·郡国志》，为豫、冀、兖、徐、青、荆、扬、益、凉、并、幽、交。司隶校尉之设，事在征和四年，后于元封五年者十七年，而其察三辅、三河、弘农，更在其后，则武帝时之十三州缺其一。《汉书·地理志》言“武帝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禹贡》九州外、益交趾、朔方、幽、并。改雍曰凉，改梁日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一年，省朔方牧，并并州；则武帝时实有朔方，《平当传》：坐法左迁朔方刺史可证。《注》云“武帝初置朔方郡，别令刺史监之，不在十三州之限”，非也。冯野王为上郡大守，朔方刺史萧育荐之。《续志注》引《古今注》曰：“建武十一年十月，西河、上郡属魏。”魏系误字。此即朔方属并州之事也。西河、上郡，羔本隶朔方，五原亦当属焉。《武帝纪》云“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而《百官公卿表》但云“置部刺史”，《武帝纪》亦但云“罢部刺史”，则当时实无州名，后乃借古名以为称。交阯、朔方非古州，又两字可以成辞，故其下不加州字。《御览》百五十七引应劭《汉官仪》，谓交、朔独不称州者以此。颜师古《平当传注》，盖由此致误。《通典·职官》十四云：“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监三辅郡，察辞讼。所察之事凡九条。二岁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还监。其后诸州复置监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卫宏《汉旧仪》亦云：“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分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尝以秋分行部。日食，即日下赦书，命刺史出刺。并察监御史。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复监。”是汉初实沿秦御史监郡之制，《史》、《汉》皆失载也。刺史之设：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续志》刘昭注语。六条：《注》引蔡质《汉仪》曰：“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怙恃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非条所问即不省。”《汉书·薛宣传》：成帝初即位，宣为中丞，执法殿中，外总部刺史。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谴诃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是故乡党阙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朱博传》：迁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为刺史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从事白请“且留此县，录见诸自言者，事毕乃发”，欲以观试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驾。既白驾办。博出就车，见自言者。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博驻车决遣，四五百人皆罢去，如神。吏民大惊，不意博应事变乃至于此。后博徐问，果老从事教民聚会，博杀此吏。《何武传》：武为刺吏，二千石有罪，应时举奏。其余贤与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国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鲍宣传》：哀帝初，迁豫州牧。岁余，丞相司直郭钦奏宣“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听讼。所察过诏条。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舍宿乡亭，为众所非”。宣坐免。是汉之刺史，本以能举弘纲为美，苛细为失，虽改牧后犹然也。《三国·魏志·贾逵传》：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监诸郡，以六条诏书察长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状皆言严能鹰扬，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静宽仁，有岂弟之德也。”然严能鹰扬，非所施于百姓。即督守令，亦当循法。乃后汉质帝本初元年诏曰：“顷者州郡，轻慢宪防，竞逞残暴，造设科条，陷入无罪。或以喜怒，骊逐长吏。恩阿所私，罚枉仇隙。至令守阙诉讼，前后不绝。送故迎新，
(17)人离其害。怨气伤和，以致灾眚。”桓帝建和元年，又“诏州郡不得迫胁驱逐长吏。长吏臧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若有擅相假印绶者，与杀人同弃市论。”当时刺史之专横下比，可以想见。秩卑赏厚，劝功乐进；《朱博传》：博言部刺史“故事居部九岁，举为守相。其有异材、功效著者，辄登擢。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前丞相方进奏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以老成任事，而使新进者司监察，实行政之微权也。朱博、刘昭，咸称美之。而何武、翟方进，谓“《春秋》之义，用贵临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秩六百石。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亦见《朱博传》。因有绥和改牧之举，非也。建平之复，事由朱博。元寿改牧，亦缘泥古，与其改相职为三公同。其实天子使大夫为三监，(18)监于方伯之国，大夫秩本下于方伯，泥古者正乃不知古义耳。灵帝中平五年，因四方兵寇，复有改牧之举。其议发自刘焉。焉谓“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则所重者亦在于人，不专在制度也。此时所改，实仅数州；《后汉书·焉传》云：“会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并为寇贼所害；故焉议得用。出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大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三国·蜀志·二牧传注》引《续汉书》曰：“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裴松之曰：“灵帝崩后，义军起，孙坚杀荆州刺史王睿，然后刘表为荆州，不与焉同时也。”其后亦仍刺史与牧二制并行；然刺史无不：兼兵者。因此不能专心民事，《三国·魏志·杜畿传》畿子恕，以为州郡典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将守，以尽治理之务。而转生陵犯之衅。至晋武平天下，乃去之。而“虽有其言，不卒其事。后嗣瓒继，牧镇愈重。据地分争，竟覆天下”。致“雒京有衔璧之痛，秦台有不守之酷”。“摩灭群黎，流祸百世。”亦刘昭语。岂不哀哉？《献帝纪》：兴平元年六月，分凉州河西四郡为廱州。《注》云：金城、张掖、酒泉、敦煌。建安十八年正月，复《禹贡》九州。《注》引《献帝春秋》曰：“时省幽、并州，以其郡国并于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省交州，并荆州、益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也。”《续汉书·百官志注》引《献帝起居注》，所载较此为详。云司隶所部，分属豫、冀、雍三州，其说是也。《三国·魏志·荀或传》：建安九年，大祖拔邺，领冀州牧。或说大祖：“宜复古置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大，天下服矣。”大祖将从之。或言曰：“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者众。前日公破袁尚，擒审配，海内震骇，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众也。今使分属冀州，将皆动心。且人多说关右诸将以闭关之计。今闻此，以为必以次见夺，一旦生变，虽有善安者，转相胁为非，则袁尚得宽其死，而袁谭怀贰，刘表遂保江、汉之间，天下未易图也。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大祖遂寝九州议。然则初欲更张，特为自大之计，复因有所顾忌中辍，至十八年天下形势略定，乃复卒行之耳。刺史分部，特因监察之便，本非有意于疆理，其欲按地理而定制者，实始新莽，已见第七章第三节，此不更述。以上论两汉州制，略据近人顾颉刚《两汉州制考》。
衰敝之世，刺史不能举其职，则或更遣使臣，此亦犹明之既有巡按，又遣巡抚耳。武帝所遣绣衣直指是也。见第五章第六节。后汉和帝即位，尝分遣使者，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见《后汉书·方术李郃传》。顺帝汉安元年，诏遣八使巡行风俗。皆选素有威名者。乃拜周举为侍中，与侍中杜乔，守光禄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冯羡，尚书栾巴，侍御史张纲，兖州刺史郭遵，大尉长史刘班，并守光禄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已下，便辄收举。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于是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周举传》。《雷义传》在《独行传》中。谓义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大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焉。灵帝时，蔡邕上封事，言光和“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忧悸失色，未详斯议，所由寝息”，特使之风采可想。《吴志·孙休传》：永安四年，遣光禄大夫周奕、石伟巡行风俗，察将吏清浊，民所疾苦，为黜陟之诏，盖亦有志于汉安之举。然《陆凯传》载凯陈孙皓二十事，其十七云“今所在监司，已为烦猥，兼有内使，扰乱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时交阯反乱，实由于此”，案事在孙休永安六年。则其弊亦甚大。盖此本起衰振敝之事，可以偶用而不可以常行；尤不可使小人窃之，以作威福也。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景帝中二年，更名大守。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续志》云：“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注》引《古今注》云：“建武十四年，罢边郡大守丞，长史领丞职。”盖亦取减省也。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关都尉，秦官。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大守，无都试之役。省关都尉，事在建武九年。见纪，十九年，复置函谷关都尉。惟边郡往往置都尉。案非边郡亦有置者，惟多事已即罢。如桓帝永寿元年，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罢琅邪，八年又罢泰山是也。灵帝中平元年，置八关都尉。亦因乱而置，与桓帝同。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注》云：“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县，故曰属国。”郡有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秩次皆如县道。案郡之设，本为兵备，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一节。秦所以胥天下皆设郡者，即以六国初定，是处皆当设兵填压也。故汉世议论，尚有甚忌郡守者。如严安上书，谓“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形束壤制，带胁诸侯，非宗室之利也”。又谓“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万世之变，则不可胜讳也”是也。汉宣帝以为大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汉书·循吏传》。详见第五章第十二节。此倚任之于平时者也。王嘉言诸侯“居其国，累世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贱，吏民漫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至上书章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从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故也。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此欲倚杖之于乱世者也。其用意虽与严安不同，而其视郡守为治乱之枢机则一。惟夏侯玄以为“司牧之主，欲一而专”。“秦世不师圣道，私以御职，奸以待下。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之；畏督监之容曲，设司察以纠之。宰牧相累，监察相司，人怀异心，上下殊务。汉承其绪，不能匡改。”“若郡所摄，惟在大较，则与州同，无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县皆径达，事不拥隔，官无留滞。简一之化，庶几可致。”盖设郡本资镇压，非以为治。郡之体制，优于鲁、卫，虽去世袭，不能无猜，乃又重设监司，以相纠察。(19)此自天下初定，不得不然。汉世天泽之分久严，久已有叛国而无叛郡，大守之制，实为疣赘。夏侯氏之论，可谓正本清源者也。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皆有丞、尉。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续志》：“有秩，郡所署。其乡小者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张敞传》以乡有秩补大守卒吏。师古曰：乡有秩者，啬夫之类也。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20)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掌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大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续志》云：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恶事，以告监官。边县有障塞尉。案秦、汉之县，即古之国，令长即古国君，与民实不相及。所恃以为治者，则古乡遂之官，即秦、汉乡、亭之吏也。汉世三老，体制甚尊，其人亦多才智。高帝二年，尝置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汉王为义帝发丧，则新城三老建其策。戾大子走死，则壶关三老讼其冤。相如传檄，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延寿闭阁，而令、丞、三老、啬夫皆自系。王尊免官，湖三老上书为讼，守堤则白马三老奏其状。朱邑为桐乡啬夫。后为大司农。病且死，属其子曰：“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民果共为起冢立祠，岁时祠祭不绝。《汉书·循吏传》。爰延为乡啬夫，仁化大行，人但闻啬夫，不知郡县。秦彭迁山阳大守，以礼训人，不任刑罚。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劝勉之。此等事后世恒以为美谈。实由乡遂之职，自古相传，威权尚在，故民有严畏之心。民有严畏之心，则有擅作威福者，视为固然而不以为怨；有能稍施仁恩者，则相与称颂不置矣。去古渐远，民严上之心益亡；而乡亭之吏，本出于民间之自相推择者，亦益依附其上，以刻剥其下，则愁怨之声，嚣然起矣。左雄谓“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其暴虐之情形，可以想见，安得以一二贤者，遂谓其制可常行乎？魏、晋以降，乡遂之职，稍以废坠，而终至于澌灭，盖有由也。
孝、弟、力田，在汉世与三老同有教化人民之责。惠帝四年，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钱大昭曰：当是二千石各一人。文帝十二年，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悌者、力田、廉吏帛，以户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昭帝元凤元年，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亦见《两龚”传》。成帝阳朔四年，诏“先帝劾农，薄其租税，宠其强力，令与孝弟同科”。皆可见孝弟力田，与三老同有教化斯民之责，故司马相如谕巴、蜀，以二者并举也。
《续志》百官受奉例：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汉书·薛宣传注》曰：“斗食者，禄少，一岁不满百石，计日以斗为数也。”佐史奉月八斛。凡诸受奉者，皆半钱半谷。此为建武二十六年之例。《古今注》。《汉书·宣帝纪》神爵四年，及《汲黯传》、《外戚传》述二千石、真二千石、中二千石俸；《王莽传》天凤三年莽所下吏禄制度，大致相同。斗食、佐史之入，不足农夫一家五口之入，则下吏之禄颇薄。仲长统《昌言》曰“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则其所由来者旧矣。宣帝神爵三年，尝益百石以下奉十五，亦无济于事也。弊之著者，厥为妄取于下。汉人多以为言者，在新旧迎送之间。《汉书·游侠原陟传》言哀帝时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赋敛送葬，皆千万以上。《后汉书·张禹传》：父歆，终于汲令，汲吏人膊送前后数百万。《汉书·循吏·黄霸传》言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不听。或问其故。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当出于民。”是其事。《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清安侯更，元鼎元年，坐为九江大守受故官送免。然观前引左雄之言，则取民者又不独送迎之际矣。
第四节 选举
秦、汉选举之法，亦承古代而渐变。(21)古者平民登庸，仅止于士，大夫以上，即不在选举，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三节。至秦而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及汉，更开布衣卿相之局；实为旷古一大变，亦已见本篇第三章第四节。然其制仍有相因者。古者地治之责，实在于士，秦、汉之三老、啬夫其选。其仕于郡县者，盖犹古者之仕于诸侯、大夫。因计吏而进于朝，及以口率察举秀、孝，则诸侯之贡士于天子也。天子屡诏公卿、郡国，使举贤才；又或遣使咨访；或下诏征召；则古者聘名士、礼贤者之制也。士上书自衒鬻，则古之游说也。给事于官者古之宦。任子则古世禄之家，以父兄余荫进者也。事虽相承，然一统之世，规模远较列国为大，其利弊，遂亦难以一言尽矣。
汉高帝十一年诏曰：“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此为汉有天下后首次求贤之诏。其后屡诏公卿、郡国等荐举。其科目，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为最多。文帝二年、十五年，武帝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宣帝本始四年、地节三年，元帝永光元年，成帝建始二年、三年、元延元年，哀帝元寿元年，后汉光武建武六年，章帝建初元年、五年，安帝永初元年、五年。顺帝汉安元年，冲帝即位后，桓帝建和元年、三年、永兴二年、延熹八年、永康元年。又宣帝神爵四年，多可亲民三字。此外曰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武帝元光五年。曰文学高第。宣帝本始元年。曰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宣帝地节三年。曰厥身修正，通文学，明于先圣之术，宣究其意。宣帝元康元年。曰明阴阳灾异。元帝初元三年。曰茂材异等。元帝永光元年。曰敦厚有行义，能直言。成帝鸿嘉元年。平帝元始元年，无有行义三字。曰勇猛知兵法。成帝元延元年。曰勇武有节明兵法。平帝元始二年。曰孝弟敦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侧陋，可亲民。哀帝建平元年。曰明兵法，有大虑。哀帝建平四年。明误作民。《息夫躬传》作明习兵法有大虑。曰至孝，与众卓异。安帝永初五年。曰列将子孙，明晓战陈，任将帅。同上。曰敦厚质直。安帝元初元年。曰有道之士。安帝建光元年，灵帝建宁元年。曰武猛堪将帅。安帝建光元年。曰刚毅武猛，有谋谟，任将帅。顺帝永和三年。曰武猛，试用有效验，任为将校。顺帝汉安元年。曰至孝笃行。桓帝建和元年。曰至孝。桓帝延熹九年，献帝建安五年。随所求而标举之，无定格。此后世制科之先河也。
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昭帝始元元年，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宣帝元康四年，遣大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举茂材异伦之士。成帝永始三年，临遣大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与部刺史举惇让有行义者。元帝建昭四年，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举茂材特立之士。此为汉世遣使聘贤之事。其特诏征召者，则以后汉为多。《后书·逸民传》言：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肃宗亦礼郑均，征高凤。其后顺帝备玄纁玉帛，以聘樊英。天子降寝殿，设坛席，尚书奉引，问失得，李固称其犹待神明。然所征之士，竟无他异。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声，无益于用。其中如黄琼者，固足以雪斯耻，然究不能多得。此则其时风气之敝也。此节采《后汉书·左周黄传》、《逸民传》、《方术传》。
州郡举茂材、孝廉，《汉书》云自董仲舒发之。(22)仲舒对策曰：“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所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其意盖欲以求非常之才也。《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事在仲舒对策前数月。盖创始虽与仲舒无涉，其后以为恒典，或由仲舒之言；又古书记事，岁月多不审谛；不可泥也。《续汉书·百官志注》引胡广说，谓州刺史状州中吏民茂材异等，岁举一人。《志》则谓郡举孝廉，口二十万一人。《后汉书·丁鸿传》云：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一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此事当在和帝永元四年至六年之间。《传》记此事于窦宪自杀之后，宪自杀在永元四年六月，而鸿以六年卒。及十三年，诏曰：“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盖所以抚慰边垂也。《三国志》：魏文帝黄初二年，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盖承大乱之后，人户凋零，故口率之科，亦宽于平世矣。
汉武帝元朔元年，以诏书令二千石举孝廉，而或至阖郡不荐一人，令有司议不举者罪，盖其初之难进如此。乃《后汉书·种暠传》言：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余助我求之。”则举之者与所举者，皆已视为利途矣。于是考试之法出焉。(23)《左雄传》：雄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后汉书·樊鯈传》：儵上言：郡国举孝康，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三国·蜀志·秦宓传》：宓奏记刘焉，亦言海内察举，率多英俊而遗旧齿；此限年之由也。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帝从之。此事在顺帝阳嘉元年。见《纪》。史称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焉。雄所建白，胡广与郭虔、史敞，皆不谓然，见《广传》。其说似无足采。其后黄琼以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弟及能从政者为四科。及魏文帝黄初三年，诏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华歆传》谓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帝从其言。盖人物凋敝，故复稍宽其选矣。汉世用人，多本行实。昭帝元凤元年，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帛遣归，已见上节。宣帝地节三年，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冯唐传》：唐以孝着为郎中署长。郅恽守长沙，以孝子为首举；张酺守东郡，以王青三世死节，擢用极右曹；黄香年十二，大守刘护召署门下孝子；皆见《后书》本传。又《韦彪传》：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浸疏。诏下公卿朝臣议。彪言“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人才行少能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皆汉世用人重行实之证也。或则试之以事。元朔元年，有司议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则当时孝廉分为两项。孝本行实，廉必历事，故和帝永元五年诏：谓郡国举吏，“先帝明敕所在，令试之以职”也。孝廉虽不限曾历职者，然欲观其材能，自以曾历职者为宜，故孝宣又有吏六百石不得举廉吏之诏也。后来此意微矣。所谓策问者，亦以其人为通于政理而咨询之，非以其人为意存冒滥而考校之。《文献通考》三十三云：“自孝文策晃错之后，贤良方正，皆承亲策。至孝昭年幼未即政，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又言：“汉武帝之于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于挚虞、阮种也亦然。”皆策问意在咨询之证。后世则名为策问，实与射策无异矣。然意存冒滥者渐多，加以考试之事，遂终不可免。章帝建初五年诏，称建武诏书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可见言语笔札，已渐见重。左雄建策，则纯乎考试矣。此后世科目之先河也。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劾《汉官仪》曰：“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又引《汉官目录》曰：“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24)四行者，元帝永光元年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其后遂为故事焉。何武以射策甲科为郎，光禄勋举四行，迁为鄠令。《后汉书·吴祐传》：祐以光禄四行迁胶东相。《注》引《汉官仪》曰：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也。《党锢·范滂传注》引同。《后汉书·黄琼传》云：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材四行。三署者？《汉官仪》曰：“五官署，左、右署也。各置中郎将以司之。郡国举孝廉，以补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属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四等，无员。”《后汉书·和帝纪》元兴元年《注》引。《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十四年，初复郡国上计补郎官。《注》曰：“《前书音义》曰：旧制使郡丞奉岁计。武帝元朔中，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与计偕，拜为郎中，中废，今复之。”《杨秉传》云延熹五年，代刘矩为大尉。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人。帑藏空虚，浮食者众。而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浇濯衅秽。宜绝横拜，以塞觊觎之端。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复留拜者。”《前书音义》似指孝廉言之。《后书》纪传之文，皆指计吏，似非一事，《注》恐误引也。汉世郎选，所系最重。杨恽迁中郎将，荐举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馆陶公主光武女。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见《明帝纪》末。案章帝建初元年，初举孝廉、郎中宽博有谋，任典城者以补长、相。和帝永元元年，初令郎官诏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为真。七年，诏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选出补长、相。元兴元年，引三署郎召见禁中，选除七十五人补谒者、长、相。安帝元初六年，诏三府选掾属高第，能惠利牧养者各五人，先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补令、长、丞、尉。皆郎官出任宰牧之事。故史公以入财者得补郎，而叹息于郎选之衰也。《平准书》。
《汉书·东方朔传》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粥者以千数。”朱买臣、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等，盖其人也。《萧望之传》：“宣帝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案望之时为谒者。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贾捐之以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诏金马门。此皆古游士之类也。梅福言：“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励志竭精，以赴阙庭，自衒粥者，不可胜数。汉家得贤，于此为盛。”扬雄《解嘲》言：“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赐问罢。”足见其为进取之一途矣。汉世诸侯王好士者，亦能多致异材。如梁孝王、淮南王安皆是。然天下一家，竞争不烈，诸侯王能好士者卒少，故士之由此进者亦不多也。韩延寿守东郡，门卒本诸生，闻延寿贤，无因自达，故代卒，可见儒者进身之难。
博士及博士弟子入官，为汉世特辟之途，与秦之燔烧诗书，欲学法令，以吏为师适相反，盖自武帝崇儒以来也。《儒林传》：公孙弘请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大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平帝时，王莽秉政，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大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萧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25)匡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大常掌故。师古曰：“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刊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萧望之传注》。《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注》引《前书音义》曰：“甲科，谓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若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谓之对策也。”此其考试之法也。博士亦由公举，成帝阳朔二年，诏丞相、御史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是也。限年五十以上，见《后汉书·儒林杨仁传注》引《汉官仪》。其选，成帝时为三科：高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大傅，见《前书·孔光传》。
汉世儒士，进取之途颇优。公孙弘言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大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史称“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焉。《儒林传》。后汉章帝元和二年，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和熹听政时，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儒林传》。顺帝阳嘉元年。以大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本纪》。《左雄传》曰：“除京师及郡国耆儒年六十以上为郎、舍人、诸王国郎者百三十八人。”案此事亦见《儒林传》，辞又较略。质帝本初元年，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大学。灵帝熹平五年，试大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大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光和三年，诏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左氏》、《梁春秋》各榖一人，悉除议郎。献帝初平四年，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大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大子舍人。”魏明帝大和二年，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四年，诏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盖自武帝崇儒以后，利禄之途，正不独学校一端矣。亦有名为招致文学，实则登庸嬖幸者，灵帝之鸿都门学是也。已见第十章第五节。
《汉书·哀帝纪》：帝即位，除任子令。《注》引应劭曰：“《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故除之。”案《汉书·冯唐传》：武帝即位，求贤良，举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为官，乃以子遂为郎；《两龚传》：王莽白遣龚胜、邴汉，令上子若孙若同产子一人；则推恩又有出于定令之外者。此为董仲舒所深非，王吉亦极言之。《后汉书·侯霸传》：族父渊，以宦者有才辩任职，元帝时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曰大常侍，成帝时，任霸为大子舍人，此为宦者得任人之始。至后汉而其弊大著。李固言：“诏书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而中常侍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谄佞之徒，望风进举。今可为设常禁，同之中臣。”《杨秉传》：延熹五年，代刘矩为大尉。是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秉与司空周景上言：“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可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盖宦竖之祸，至斯而极矣。《汉书·元帝纪》：初元五年，除光禄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产之令。应劭曰：“旧时相保，一人有过当坐之。”师古曰：“除此令，所以优之也。”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等宽典，诚不如其无有也。
汉世公府掾史，皆自辟除。见《续书·百官志》。而二千石所属，亦由其任用。《张敞传》：渤海、胶东盗贼起，敞上书自请治之。天子征敞，拜胶东相。敞辞之官，请吏追捕有功者，愿得一切比三辅尤异。天子许之。敞到胶东，吏追捕有功，上名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其用人之权之大如此。
景帝后二年诏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无厌也。其惟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应劭曰：“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故有十算之限。”此与今之保证金，意颇相类。《韩信传》言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王尊教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别白之。贤为上，毋以富。贾人百万，不足与计事。此则习俗相沿，好用富人耳，未尝著为法令也。然《后书·第五伦传》言：“迁蜀郡大守。蜀郡肥饶，人吏富实。掾史家赀，(26)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伦悉简其丰赡者遣还之。更选孤贫志行之人，以处曹任。于是争赇抑绝。”《朱晖传》：晖子穆作《崇厚论》，言“以韩、翟之操，为汉名宰，犹不能振一贫贤，荐一孤士”，则孤寒之士，欲求闻达亦难矣。汉世爵得买卖，而试补吏则五大夫先除。(27)及武帝置武功爵，则千夫如五大夫。又入奴婢者为郎增秩。入羊为郎。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桑弘羊又请令民入粟补吏。皆见《平准书》。王莽亦令民入米六百斛为郎。其郎吏增秩，赐爵至附城。此皆公然粥卖。《成帝纪》：永始二年，诏曰：“关东比岁不登。吏民以义收食贫民，入谷物助县官振赡者已赐直。其百万以上，加赐爵右更。欲为吏补三百石。其吏也，迁二等。三十万以上，赐爵五大夫。吏亦迁二等。民补郎。”虽出财者意不在得官爵，然国家之以官爵为酬赏则一也。张释之及司马相如皆以訾为郎。《释之传注》：苏林曰：雇钱若出谷也。如淳曰：汉法：訾五百万，得为常侍郎。《循吏·黄霸传》：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后复入谷沈黎郡，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冯翊以霸入财为郎，不补右职。《杨敞传》：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或致岁余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戏，或行钱得善部。货赂流行，传相放效。盖虽政以贿成，然语其所由进，则终轻之也。灵帝卖官之事，已见第十章第五节。此亦乱政，非法令，不足论。
《史记·平准书》言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汉书·食货志》作“亦不得为官吏”。此乃妄人所改。宦、学也。(28)谓给事于官而未有爵位者。《汉书·惠帝纪》：帝即位后，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师古谓“早事惠帝，特为所知，故优之”。此即宦于大子家者也。贡禹言：文帝时，贾人、赘婿及吏坐减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景帝后二年诏有市籍者不得官。《后汉书·逸民高凤传》：自言本巫家，不应为吏。然孔仅、东郭咸阳斡盐铁，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亦皆用富贾；流品之异，业已不能坚持。《后汉书·第五伦传》：窦氏始贵，伦上疏言：“诸出入贵戚者，类多瑕衅禁锢之人。三辅议论，至云以贵戚废锢，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酲当以酒。”《杨震传》：震上疏言：“周广、谢恽兄弟，依倚近幸奸佞之人，与樊丰、王永等分威共权，属托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货赂。至有减锢弃世之徒，(29)复得显用。”《后汉书·袁安传》：为河南尹，政号严明，然未曾以臧罪鞫人。常称曰：“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锢人于圣世，尹所不忍为也。”《刘般传》：安帝初，清河相叔孙光坐减抵罪，增锢二世。《陈宠传》：子忠，奏解减吏三世禁锢。(30)桓帝即位，诏减吏子孙不得察举。《党锢传》：岑晊，父以贪叨诛死，晊往候同郡宗慈，慈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见。盖汉于减吏法特严，而俗亦疾之甚深。减吏亦可显用。而纲纪荡然矣。左雄亦言：“考奏捕案，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则有罪禁锢，亦成空言矣。《汉书·息夫躬传注》云：“锢，谓终身不得仕。”然亦有行宽典者。平帝即位，诏诸有臧及内恶未发而荐举者，皆勿案验。殇帝延平元年，大后诏“自建武以来，诸犯禁锢，诏书虽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复为平民”是也。其时权戚牵引，后则重以党人，禁锢所涉尤广。章帝元和元年，诏曰：“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仕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诸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卫而已。”此所锢仅及三属。《顺帝纪》：永建四年赦诏，阎显、江京等知识昏姻禁锢，一原除之。灵帝建宁二年，钩党之祸，“诸附从者，锢及五属”。熹平五年，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光和二年大赦，仅除小功以下而已。
左官之律，起自武帝，已见第四章第六节。后汉建武二十四年，申明《阿附蕃王法》，《注》云：即《左官律附益法》也，亦已见本章第二节。此亦仕进之一途也。安帝永初二年，诏王主官属墨缓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王主，刘敛谓当作王国，盖是。主官属只有家令，无郎谒者也。
《后汉书·蔡邕传》云：“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此为回避之始。邕疏言“韩安国起自徒中，朱买臣出于幽贱，并以才宜，还守本邦”，可知前汉本无其法。《三国·魏志·刘馥传注》引《晋阳秋》，言馥子弘在晋世为荆州刺史。帝在长安，命弘得选用宰守。征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门将皮初，有勋江、汉。弘上朝为零陵大守，初为襄阳大守。诏书以襄阳显郡，初资名轻浅，以弘婿夏侯陟为襄阳。弘曰：“夫统天下者当与天下同心，治一国者当与一国推实。吾统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治哉？”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临，初勋宜见酬。报听之。众益服其公。则晋初犹可援引也。
汉世选举，其权本在三府，东京以后，乃渐移于尚书。顺帝阳嘉元年诏言：“今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二年，郎觊以公车征，诣阙拜章，亦言“今选举牧守，委任三府”。而灵帝时吕强上疏，言“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案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云云。似尚书之权，至末叶乃大张者。然《朱浮传》言：“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光武。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则三司之丧权，由来旧矣。此亦有所不得已。杨兴訾史高所举，不过私门宾客，乳母子弟。见《汉书·匡衡传》。杨震为大尉。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震不从。阎显荐所亲厚于震，震又不从。司空刘授闻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见拔擢。三公之徇私阿好如此。郎觊条便宜言：“今选举皆归三司。每有选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其当迁者，竞相荐谒。各遣子弟，充塞道路。开长奸门，兴致浮伪。非所谓率由旧章也。尚书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观此，可知其迁变之由矣。
慎举于进用之初，终不过观其大略，其人究可用与否，必历试然后知之。故考课之法，实较选拔为尤要。(31)京房首创斯议，已见第六章第一节。魏卢毓为吏部尚书。明帝诏之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其言可谓知本矣。帝纳其言，即诏作考课法。《刘劭传》云：“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事成未上，会明帝崩，不施行。”劭、毓所为，当即一物。杜恕言“奏考功者缀京房之本旨”，杜预亦言“魏氏考课，即京房遗意”，见《晋书》本传。其学盖有所承。刘劭言百官考课，历代弗务。王昶亦受诏撰百官考课事。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校比之制。杜恕亦谓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着，阅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傅嘏言刘劭考课论，虽欲寻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阙亡。则自京、焦以至卢毓辈，议论虽有所承，条例殆皆新造也。考绩之弊有二：一为专尚苛猛。章帝元初二年诏所谓“以苛为察，以刻为明”；左雄所谓“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办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也”。一则参以私意。刘廙曰：“长吏之所以为佳者，奉法也，忧公也，恤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来有所不安。”而“黜陟颇以州郡之毁誉，听往来之浮言”，则阿不烹，即墨不封矣。二者之弊，皆起于无法。故奉行者无所准，而怀私者得肆其涛张。然则考课之法，盖相需孔殷矣，而惜乎其终不成也。
汉世选举不实，厥罚颇重，《汉书·百官公卿表》：竟宁元年，张谭为御史大夫，阳朔三年，韩立子渊为执金吾，后皆坐选举不实免。绥和元年，遂义子赣为左冯翊，坐选举免，元寿二年，梁相为大理，三年，坐除吏不次免。严延年为河南尹，察狱史康，有臧不入身，坐选举不实贬秩。张汤曾孙勃举陈汤茂材，以汤有罪削户二百。湖三老讼王尊曰：“审如御史章，任举尊者，当获选举之辜，不可但已。”知汉世选举不实，未有能辞其责者也。然终不能绝其弊者，则以私党牢固，力不能胜也。自封建之制既坏，士无恒产，竞以游说为务，至秦、汉之世犹然。(32)陈涉之王，事至微浅，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史记·儒林传》。叔孙通之降汉也，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初无所言进，弟子皆窃骂。及高帝悉以为郎，通又以赐金五百斤分赐诸生，则喜而称为圣人。其时郦生、陆贾之徒，以及后来伍被、羊诡、公孙胜、邹阳、枚乘之辈，皆古游士之类也。既非纵衡之时，好士之主，不可数遇，则不得不结党以相援引。孔光不结党友，养游说，史家着其特操。薛宣无私党游说之助，荐者以为美谈。何武恂恂，犹且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检。见本传。又云：“欲除吏，先为科例，以防请托。”降逮东京，其弊弥甚。章帝建初五年，以日食诏公卿以下举直言极谏之士。“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和帝永元六年诏亦令昭岩穴，披幽隐。刘恺为大常，史称其每有征举，必先岩穴。所谓浮华者，谓其“讲偶时之说，结比周之党，更相叹扬，迭为表里，既获者贤己而遂往，羡慕者并驱而从之”者也。《中论·谴交篇》语。当时风气之弊，详见《中论》此篇及《考伪篇》。又《潜夫论·务本》、《贤难》、《考绩》、《潜叹》、《实贡》、《交际》，《抱朴子·审举》、《交际》、《名实》、《汉过》诸篇。朱穆《绝交》、刘梁《破群》之论，亦有激而然也。刘梁见《后汉书·文苑传》。此曹既合党连群，其声势亦觉可畏，故当路者咸敷衍焉。《中论·谴交篇》言“桓、灵之世，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下及小司，列城墨缓，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送往迎来。亭传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阍寺不闭。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甚至有如晋文经、黄子文者，炫曜上京，卧托养疾，而三公辟召，辄询访之，随所减否，以为予夺。见《后汉书·符融传》。尚复成何事体？夫显为名者，未有不阴为利者也。当时李膺、郭泰等，所以为士林所归仰者，实亦欲藉彼声华，以资进趋耳。然虚名所归，率多矫伪之士，其居心有不可问者。黄允以俊才知名。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妇大集宾客三百余人，中坐攘袂，数允隐恶十五事。允以此废于世。《后汉书·郭泰传》。此与第十三章第一节所引李充事，可以参观。彼为充者，亦幸而其妻不能数其恶耳，设其能之，充亦一黄允也，而公卿倒屣，天子动容，其败坏风俗，为何如哉？孔融称盛宪曰“天下谭士，依以扬声”，又曰：“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许劭初善李逵，后更为隙。又与从兄靖不睦。劭为郡功曹，遂排摈靖不得齿叙。《申鉴考伪》谓“父盗子名，兄窃弟誉，骨肉相绐，朋友相诈”，信非虚言。卒之禄位有限。“求度者十，一未能得。”终至“身殁他邦，亲戚隔绝，闺门分离”，亦《谴交篇》语。亦何为哉？然丧乱以来，斯风不革。《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十年九月令曰：“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陈矫传注》引《魏氏春秋》载公令曰：“丧乱以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五年以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之。”其疾恶之至于如此。然大和中董昭上疏曰：“近魏讽伏诛建安之末，曹伟斩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后圣诏，深疾虚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切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权势，莫能纠擿。毁坏风俗，浸欲滋甚。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土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则其风气绝未变也。《昭传》谓明帝以昭此疏，发切诏斥免诸葛诞、邓飏等。案《诞传》谓诞入为吏部郎，人有所属托，辄显其言而承用之，后有当否，则公议其得失，以为褒贬。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举。则其人非骛浮华者。《傅嘏传注》引《傅子》，力诋何晏、邓飏、夏侯玄三人。则嘏本司马氏之党；其说或亦事后附会，不必实也。史于曹爽之党多溢恶。观昭之疏，实非指诞、飏等言。然当时有此等风气，则不诬也。王昶名子曰浑，曰深，兄子曰沈，曰默，可见时人惟口舌之尚。欲救此弊，惟有二法：一如魏武帝、诸葛武侯，专校功能。此可施之于考课之时，而不能用之于选拔之际。一如毛玠选举，“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不得进。”然不能考之于其乡里，而徒就典选者耳目所及，终不免为矫伪所欺，此则九品中正之制所由立也。
汉世用人，本重乡举。故杜钦对策，有“观本行于乡党，考功能于官职”之语，王吉为沛相，“课使郡内各举奸吏、豪人。诸常有微过，酒肉为臧者，虽数十年，犹加贬弃，注其名籍”。《后汉书·酷吏传》。则乡里官司，于善恶之有记注旧矣。(33)和帝永元五年诏曰“科别行能，必由乡曲，故先帝明敕所在，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则荐举亦本功能。自朋党炽盛以来，遂舍历试而凭虚誉，而毁誉则为矫诬者所把持。(34)《后汉书·赵岐传》，言中常侍唐衡兄珐，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珐进不由德，皆轻侮之。岐及从兄袭，又数为贬议。珐深毒恨。《许劭传》言：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党锢·范滂传》云：大守宗资请为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颂，公族子孙，而为乡曲所弃。唐衡以颂请资，资用为吏。滂以非其人，寝而不召。观此三事，可知乡评之重。夫既为矫诬者所把持，其论复何足采？然时人不知此义。何夔谓魏武：“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间，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傅嘏难刘劭考课，亦谓“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选才之职，专任吏部，考课是先，为本未立而治末”。时人所见如此，九品中正之法，安得不立？其实乡评所与，每多矫伪之人。画饼充饥，正指是辈。魏武所以求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之士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令。见《本纪注》引《魏书》。正有激而然也。然则九品中正之法之不足用，在三国之世，早见其端倪矣，而惜乎时人之不悟也。此法创自陈群，其弊至晋世而始著，别于《晋南北朝史》中详之。
第五节 赋税
汉世轻典，莫如田租。《汉书·食货志》言：高祖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惠帝纪》：帝即位，“减田租，复十五税一。”邓展曰：“汉家初十五税一，中间废，今复之也。”(35)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宫，收大半之赋，至此乃复十五而税一。”师古曰：“邓说是。”案秦以前不闻十五税一之举，师古然邓说，当不误也。文帝从晃错言，令民入粟边拜爵。错复奏边食足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田租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乃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焉。《食货志》。亦见《本纪》。据《文帝纪》，文帝二年，业已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后汉光武建武六年十二月，诏曰：“顷者帅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自是终后汉世，未之有改。惟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注》曰：“亩十钱也。”灵帝欲铸铜人，诏调民田亩敛十钱，《陆康传》。为横敛。(36)然汉世田税，本不收钱。此仍可谓之加赋，按田而赋。而不可谓之加税也。三十税一之制，仲长统非之，谓无以备稸积，丰吏禄。其言曰：“二十税一，名之曰貉，况三十乎？”似矣。然古公税之外，无复私租，故什一之税不为重。汉则“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王莽行王田诏语。无以正之，而复重税，可乎？贡禹言农夫“已奉谷租，又出藁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左雄言：“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特选横调，纷纷不绝。”则绝诛求诚为急务。欲绝私求，固宜丰吏禄，然是否吏禄丰而私求即绝，亦复难言；况不能正豪民之侵陵，又重税之以供吏禄，民力安可胜邪？然则地权不均，文、景姑息之策，亦有所不得已也。藁税，亦曰刍藁，后汉常与田租并免，(37)，或令半入，或以实除，见《纪》建武二十二，中元元，元和二，永元四、九、十三、十四、十六，延平元，永初四，延先三，永建六诸年。盖农田普出之税。《光武纪注》引《东观记》曰：帝尝为季父故舂陵侯诣大司马府讼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万六千斛，刍藁钱若干万，(38)更始元年。则谷租虽征本色，刍藁已征折色矣。不知侯家如此邪？抑民间亦然也？
《刑法志》言：“税以足食，赋以足兵”；《食货志》云“税谓公田十一及工商衡虞之入，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则赋之始本专以共军。然有所须即敷之于民，由来旧矣。故《食货志》又言“赋充实府库赐与之用”也。《高帝纪》：四年八月，初为算赋。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此仍以共军用。《惠帝纪》：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引应劭曰：“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惟贾人与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谪之也。”《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九年，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着所在。其妻无父兄，独有母者，赐其母钱六万，又复其口算。盖古者兵役，女子亦与焉，故其算赋亦无分男女也。
(39)奴婢之算，盖当使主人出之。《王莽传》：天凤四年，一切调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其证。《昭帝纪》：元凤四年，帝加元服，毋收四年、五年口赋。如淳曰：“《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也。”《贡禹传》：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口钱算赋，初本两事，其后遂为通名。然三钱以补车骑马仍不失赋以足兵之本意也。其随意敷取于民者：贾捐之言文帝民赋四十，武帝民赋数百；轮台之诏，言前有司欲益民赋三十助边困《西域传》。皆是。《高帝纪》：十一年二月，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武帝纪》元鼎五年《注》引如淳曰：“《汉仪注》：诸侯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此因贡献而赋诸民者也。《文帝纪》：元年六月，令郡国毋来献。后六年四月，大旱蝗，令诸侯毋入贡。盖亦以贡献须烦民也。贾山亦美文帝止岁贡。《高后纪》：二年，丞相臣平言：列侯幸得赐餐钱奉邑。《注》引文颖曰：“飡邑中更名算钱，如今长吏食奉自复媵钱，即租奉也。”《货殖传》言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此则封君自赋诸民者也。《昭帝纪》：元凤二年，诏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此盖自武帝事四夷以来，《西域传赞》所谓租及六畜者即指此。算赋、口钱，汉世屡有减免。贾山《至言》：文帝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师古曰：“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赋也。”《昭帝纪》：元凤四年，帝加元服，毋收四年、五年口赋。元平元年，诏减口赋钱。有司奏请减什三。上许之。《宣帝纪》：五凤三年，减天下口钱。甘露二年，减民算三十。师古曰：“一算减钱三十也。”《成帝纪》：建始二年，减天下赋钱算四十。后汉亦屡有复口算之举，今不备征。汉世钱贾贵，民于算赋、口钱，颇觉其重，减免实为惠政。又民得钱颇难。(40)昭帝元凤元年、六年，皆诏三辅、大常以叔粟当赋，亦便民之事也。其横调杂物，则无如何。《汉书·薛宣传》：卭成大后崩，丧事仓卒，吏赋敛以趋办。《三国·吴志·华核传》：核言“都下诸官，所掌别异，各自下调，不计民力”。此等皆取之无定物，无定数，亦无定时，为虐最甚。宜乎吴无赋而百姓归心；史以民不益赋称桑弘羊之功；而成帝时有司奏请加赋，谷永亟言其不可许矣。古无户赋，魏武帝始行之。见《三国·魏志·赵俨传》。《三国志》本纪建安九年《注》引《魏书》载公定河北后令曰“其收田租亩一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盖亦所以止横敛也。
《续汉书·百官志》言：有秩、啬夫，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后汉书·刘平传》言：平拜全椒长，政有恩惠，百姓怀感。人或增赀就赋，或减年从役。则汉世赋以贫富为准，役以善恶、老少为差。(41)《潜夫论·爱日篇》言：“化国之日舒以长，乱国之日促以短。舒长者非谓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静而力有余；促短者非谓分度损减，乃上暗下乱而力不足。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实。”可见役事繁简，与民生关系实大。贾山称文帝减外徭卫卒；贾捐之言文帝时丁男三年而一事；则其时徭役颇希。然能如此者卒鲜。汉世大役可考者：如惠帝三年、五年，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余人城长安，皆三十日；武帝欲筑通天台，未有人，王温舒请覆中尉脱卒，得数万人作皆是。然此尚非民所甚苦，其最苦者，则为远役。(42)贾生言：“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繇使者不伤其费。及秦，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十钱之费弗能致也。故陈胜一动而天下不振。”“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汉往者家号泣而送之；其来繇使者，家号泣而遣之。”“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杂采《新书》及《汉书》本传。秦时诸侯吏卒，常以繇使屯戍过秦中，已见第三章第二节。《汉书·枚乘传》言：梁孝王尝上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大后，此诸侯之虐用其人。然《魏相传》言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朱买臣吴人也，而随上计吏为卒将车至长安；《三国·魏志·管宁传》言：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被书调丁夫给汉中；则王室之役使其民，其路亦不为近矣。谷永对策，欲使民不苦逾时之役，安可得哉？边戍之役亦特重。贾谊言：“今西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魏王观为涿郡大守，明帝即位，下诏书使郡县条为剧、中、平者。主者欲言郡为中平。观教曰：“此郡滨近外虏，数有寇害，云何不为剧邪？”主者曰：“若郡为外剧，恐于明府有任子。”观曰：“夫君者所以为民也。今郡在外剧，则于役条当有降差，岂可为大守之私，而负一郡之民乎？”遂言为外剧郡。此边郡繇役重难之证。《平准书》言汉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此又以开边而劳及内郡者也。其得复者：或以宗室。文帝四年，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或以帝王乡里。汉高祖以沛为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后又复丰比沛，事在十二年。光武建武六年，改舂陵为章陵县，世世复徭役，比丰、沛，无有所与。或以吏。惠帝即位，诏曰：“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惟给军赋，他无有所与。”或以爵。《汉书·食货志》：晃错说文帝曰：“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武功爵，则千夫如五大夫。或以功臣之后。汉功臣之后多复家，见表。《王子侯表注》曰：“复家，蠲赋役也。”《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引孟康曰：“诸复家皆世世无所与，得传同产子。”《后汉书·王良传》：“复其子孙邑中繇役。”或以学。《三国·魏志·王朗传注》引《魏略》，言大和、青龙中，大学诸生千数，率皆避役。《王脩传注》引王隐《晋书》：王裒门人为本县所役，求裒为属。裒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捉刀笔，已四十年。”乃步担乾饭，儿负盐豉。门徒从者千余人。安丘令以为见己，整衣出迎之于门。裒乃下道，至土牛，磐折而立，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执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诸生。或以有车骑马。《食货志》：晃错言：“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武帝欲修马复令，见第十七章第六节。或以老。《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民年九十以上，为复子若孙。《盐铁论·未通篇》：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学，与小役。二十冠而成人，与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刚曰艾壮。《诗》曰：方叔元老，克壮其猷。今陛下哀怜百姓，宽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赋，五十六而免，所以辅耆壮而息老艾也。”文学曰：“十九年以下为殇，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从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于乡，不从力政。今五十以上至六十，与子孙服挽输，并给徭役，非养老之意也。”是汉从戎事者自二十三至五十六，他役则不限此也。
(43)参看第六节。或以丧。宣帝地节四年，诏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繇事。《后汉书·陈忠传》：元初三年，上言：孝宣皇帝，人从军屯及给事县官者，大父母死未满三月，皆勿繇，令将葬送。请依此制。大后从之。或以流移。宣帝地节三年，诏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本始三年，三辅民就贱者且毋收事。或以行义。如《后汉书·列女传》，汉中陈文矩妻，蠲除家徭。或由粥卖。汉武募民入奴婢，入粟，得以终身复。又民多买复，及千夫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见《平准书》、《食货志》。然仍有成为具文者。如魏明帝起宫室，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见《三国志·高堂隆传》。参看第十二章第四节。又如孙权改作大初宫，诸将及州郡皆义作本传赤乌十年。是也。其酷者：则或五人三人兼役，见《三国·吴志·孙休传》永安元年诏。或一家而父子并役，见《三国·吴志·陆凯传》。又有役及女子者。惠帝城长安即然，已见前。《三国·蜀志·杨洪传》：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诸葛亮以问洪。洪曰：“汉中益州咽喉，无汉中则无蜀矣。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其人或以贿免，或则铤而走险。《吴志·骆统传》：统言“每有征发，小有财贷，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迸入险阻，党就群恶”。案此当时山民之所以多也。虽擅繇之律颇重，不能止也。《汉书·王子侯表》：江阳侯仁，元康元年，坐役使附落免。师古曰：“有聚落来附者，辄役使之，非法制也。”又：柞阳侯仁，初元五年，坐擅兴繇赋，削爵一级为关内侯。《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信武肃侯靳歙，子亭，孝文后三年，坐事国人过律免。又：东茅侯刘告，孝文十六年，坐事国人过员免。又：祝阿侯高成，孝文后三年，坐事国人过律免。又：平阳侯杜相夫，元封三年，坐为大常，与大乐令中可当郑舞人擅繇，阑出入关免。师古曰：“择可以为郑舞而擅役之，又阑出入关。”相夫，《百官公卿袁》作杜相，未知孰是。此诸事可见擅繇之律之严。然梁冀起菟苑河南城西，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则有权势者之擅繇，终莫之能止也。又更亦役之一，见第六节。王莽訾汉家“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行王田诏。见《食货志》及本传。其厉民亦不为不甚也。
武帝榷盐铁，已见第五章第十节。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皆对愿罢酒榷、均输官。御史大夫桑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乃与丞相田千秋共奏罢酒酤。元帝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罢在初元五年，复在永光元年，见《纪》。云以用度不足。东汉盐官、铁官，皆属郡县。本属司农，见《续书·百官志》。置令、长及丞，以主盐税、鼓铸。案《汉书·地理志》，郡有盐官者二十八，铁官四十。元和中，尚书张林上言盐官可自煮，尚书仆射朱晖奏不可施行，事遂寝。后陈事者重述林议。帝然之。有诏施行。大司农郑众固执不可，不听。和帝即位，乃以遗诏罢之。《三国志·王脩传注》引《魏略》：脩为司金中郎将，大祖与情书云：“察观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余无可者”云云。《大平御览》引此事作河北始开冶，以脩为司金中郎将。据殿本《考证》。《卫觊传》云：觊留守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或，请置使者监卖盐，以其直共给归民。或以白大祖。大祖从之。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蜀汉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王连、岑述等为之，利入甚多，有裨国用，见《连》及《吕又》、《杨洪传》。又《张嶷传》：定莋、台登、卑水三县，定莋在今西康盐源县南，台登在今冕宁县东，卑水在今会理县北。旧出盐铁及漆。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吴志·朱桓传》：桓卒，孙权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则三国亦皆有盐利也。盐铁之利，多以共军。桓宽《盐铁论》宽，汝南人，见《汉书·田千秋传赞》。备载大夫与贤良文学相难之语，理致殊有可观。儒家一概斥之，非也。惟征榷所入，虽云有利于国，而办理不善，则亦诒害于民，观第五章第十节所引贤良文学之言可见。当时卜式来自郡国，亦言其不便，可知其非贤良文学訾讏之辞也。和帝诏言肃宗复收盐铁，由于匈奴未宾；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可知东京利弊，正与西京同。董仲舒言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见《食货志》。秦时未榷盐铁，《太史公自序》，其高祖昌为秦主铁官，当系汉时郡国铁官之类。则郡国何尝不可厉民？马棱迁广陵大守，谷贵民饥，奏罢盐官以利百姓；《后汉书·马援传》。而徐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云从民望；《汉书·终军传》。则官卖盐铁，利弊亦不一矣。彭宠转渔阳盐铁以贸谷，刘虞亦通渔阳盐铁之饶，此固开州郡割据之渐。卫觊劝魏武收盐利以业还民，则又足以裁抑兵家。前汉阳朔、永始之间，颍川、山阳铁官徒皆起为乱。而《后书·循吏传》：卫飒守桂阳。耒阳县出铁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遂招来亡命，多致奸盗。飒乃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则欲安民者，官榷与放民私营，亦各有利弊矣。要之官榷盐铁之病民，首以办理不善，次则卖价大贵。宣帝地节四年，诏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除此二弊，则人民所出少而官家为利多，尚不失为良税也。
山海池泽之税，属于少府，已见第三节。《食货志》言：“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盖自晚周以来，名山大泽，久为有土者所障管，秦、汉皆承其旧也。山泽之税，谓之假税。有时亦或免收。《汉书·宣帝纪》：地节三年，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平民。《元帝纪》：初元元年，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假与平民。《后汉书·安帝纪》：永初元年，以广成苑及被灾郡国公田假与贫民。皆不言有税。然《和帝纪》永元五年诏，则云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又诏令郡劝民蓄疏食，以助五谷。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其后九年、十一年、十五年之诏，亦咸有勿收假税之文。则凡但言假之者，皆收其税，李寻说王根省池泽之税，盖即指此。《汉书·文帝纪》：后六年，大旱蝗，弛山泽。《武帝纪》：元鼎二年诏言“京师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亦不过许其采取，不设禁御而已，未尝不收其税也。案《食货志》言：五凤中，耿寿昌白增海租三倍。萧望之奏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海渔之税，亦名为租，则先汉视海与田同。海可禁民渔而自渔，其非私有可知。然则土田虽云私有，而循田租之名，犹可知其义非私有，(44)特格于事而无可如何。山泽之税，名之曰假，义亦同此。此皆古土地公有之遗迹也。《续汉书·百官志》：凡郡县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平水，收渔税。《三国·魏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云：遇荒乱，家贫卖鱼。会官税鱼，鱼贵数倍，嘏取直如常。《吴志·孙皓传》建衡三年《注》引《吴录》云：孟仁除为盐池司马。自能结网，手以捕鱼，作鲊寄母。母因以还之，曰：“汝为鱼官，而以鲊寄我，非避嫌也。”则三国时仍有鱼税矣。
《续志》又言郡县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其税当不甚多。若商税则由来甚久。武帝之算缗钱、舟车，公卿言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各有差，请算如故，可见非是时新创矣。缗钱、舟车之算，已见第五章第十节。今不更赘。主父偃言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汉书·高五王传》。冯唐言魏尚为云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赵敬肃王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租税。何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后汉明帝永元六年，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禀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光武帝赐刘盆子荥阳均输官地，以为列肆，使食其税终身。皆汉代征商之事。《后书·朱晖传》：尚书张林上言：“宜因交阯、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所谓均输者也。”此即宋代藉香药、宝货以富国之策，然未能行。《三国·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载延康元年二月庚戌令曰“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也，其除池籞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则汉世商税之率，本为什一，而汉季尝行重税也。《吴志·孙皓传注》：天玺元年，会稽大守车浚、湘东大守张咏不出算缗，就所在斩之，徇首诸郡，则孙皓时又尝有算缗之法。
酒酤起于武帝天汉三年，罢于昭帝始元六年，已见第五章第十节。《昭帝纪》“罢榷酤，令民以律占租”，如淳曰：“《律》：诸当占租者，家长身各以其物自占。占不以实，家长不身自书，皆罚金二斤，没入所不自占物及贾钱县官也。”师古曰：“盖武帝时赋敛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复旧。”案下文又云：“卖酒升四钱。”刘敛谓此数语“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谓令民卖酒，以所得利占而输其租，租即卖酒之税也。升四钱，所以限民不得厚利尔。《王子侯表》：旁况侯殷坐贷子钱不占租免侯，义与此占租同。如颜说，官既罢榷酤矣，何处卖酒乎”？案其说是也。然则官不榷酤，亦仍有酒税也。榷如今之官卖。《武帝纪注》引韦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谓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其说盖有所受之矣。《三国·吴志·顾雍传》言：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则吴时亦有榷酤，且诒害颇烈。
秦、汉赋税，用之之途，颇为分明。《食货志》言：“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与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案《汉仪注》言“田租刍藁，以给经用；山泽、鱼盐、市税，少府以给私用”；《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则《汉志》所谓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百官禄食、庶事之费者，指田租言；所谓天子奉养者，指山泽之税言，而市税亦属焉。此又《汉志》所谓“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者也。毋将隆言：“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壹出少府。”武帝欲榷盐铁，孔仅、东郭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路温舒传》：迁广阳私府长。师古曰：“藏钱之府，天子曰少府，诸侯曰私府。”此盖自古相传之法，非秦、汉所创也。然其时郡国财计，已颇受中央指挥。《续汉书·百官志》云：“大司农，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郡国岁尽遣吏上计，《注》引卢植《礼注》曰：“计断九月，因秦以十月为正故。”县秋冬上计于所属郡国。”则统属之规模已具。《后汉书·伏湛传》：湛上疏谏征彭宠云：“渔阳以东，本备边塞。地接外虏，贡税微薄。安平之时，尚资内郡，况今荒耗，岂足先图？”《刘虞传》言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此即《续志》所谓损多益寡，取相给足者，犹后世之协镶也。则中央又能令各地相调剂矣。《汉书·宣帝纪》：黄龙元年，诏责上计簿为具文。《景武昭宣元功臣表》：众利侯郝贤，元狩二年，坐为上谷大守，入戈卒财物计谩免。则汉时财政，亦未可谓之清明。然此乃政事之失，与规制无涉也。桓谭《新论》云：“汉百姓赋敛，一岁四十余万万。吏奉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财。《汉书·外戚恩泽侯表》：阳城侯田延年，坐为大司农，盗都内钱三千万自杀。如淳曰：“天子钱藏中都内，又曰大内。”《百官公卿表》：大司农属官有都内令丞，即此。《续书·百官志》曰：“凡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属少府，世祖改属司农”，与此相似，实不同也。少府所领园池作务之入，十三万万，以供常赐。”其岁出入大略如此。
第六节 兵制
秦、汉之世，为中国兵制之一大变。古代兵农合一之说虽诬，然至战国，业已成为举国皆兵之局，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五节。一统之后，疆理既恢，征戍之途弥远。夫地大人众，则不必举国皆兵，而后足以御侮；征戍远则民劳，不得不加以体恤；于是罪人、奴隶与异族之降者杂用。盖自秦已启其端，至汉武之世而大盛。更经新室之乱，光武崛起，急欲与民休息，而民兵之制遂废。(45)国之强弱，诚不尽系乎兵；兵之强弱，亦不尽系乎制度；然使民兵之制犹存，终必略加以训练，不致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略之而不能抗矣。然则典午以降，异族之凭陵，武夫之跋扈，其原虽不一端，要不得谓与民兵之废无关系也。
《汉书·刑法志》述汉兵制云：“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案《汉书·高帝纪》：十一年，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大子卫，军霸上。《注》引应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张晏曰：“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常以八月，大守、都尉、令、长、丞会都试，课殿最。水处则习船。边郡将万骑行障塞。”《惠帝纪》：七年，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师古曰：“车，常拟军兴者，若近代之戍车也。骑，常所养马，并其人使行充骑，若今武马及所养者主也。”《晃错传》：“材官驺发。”臣瓒曰：“材官，骑射之官也。”《高帝纪》：二年，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注》引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储，故二十三而后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学之。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癃。《汉仪注》云：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46)据此诸说，材官、车骑是一。习射御为车，习骑驰为骑。有车骑之地，并征发其车骑称车骑；无车骑之地，徒征发其人，则称材官耳。有车骑与否，盖视乎其地。大体北多而南少。故桓将军说吴王，言吴多步兵，汉多车骑也。秦、汉之世，车战虽未尽废，要不若用骑之多，故诸书多言骑士。《汉书·冯唐传》：“唐拜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则车与骑又有别。水战之士，亦称辑濯士，见《刘屈氂传》。亦曰棹卒，见《后汉书·岑彭传》。南军属卫尉，北军属中尉，已见第三节。黄霸为京兆尹，坐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劾乏军兴；而《汉仪注》言民一岁为卫士；则南北军皆调自民间。《续书·礼仪志》有飨遣故卫士仪，其人盖以时更代，故论者以拟唐府兵之番上，而以七校拟唐之长从也。《国语·齐语》述管子作内政寄军令曰：“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相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云云。则所谓畴官者，即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军帅；各从父畴，犹言仍隶其父之伍耳。罢漋当免役，故王莽訾汉常有更赋，疲癃咸出也。《食货志》载莽王田令。
《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帝加元服，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注》引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货志》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后遂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吴王濞传》：“卒践更。辄与平贾。”《注》引服虔曰：“以当为更卒，出钱三百，谓之过更。自行为卒，谓之践更。吴王欲得民心，为卒者顾其庸，随时月与平贾也。”晋灼曰：“谓借人自代为卒者，官为出钱，顾其时庸平贾也。”案如说与服说异，晋说同。如淳据律，似不当有误，故师古以晋说为是也。卒更盖调民为卫，律所谓繇戍者则守边。此惟极小之国，
(47)人数不多，不能借代，而边地距所居不远者，乃能行之，稍大，则无不行践更、过更者矣。故吴王于卒践更辄与平贾，而不闻其有惠于卒更；晃错言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盖宽饶之子自戍北边，则当时以为异闻矣。《汉书·酷吏传》：人有变告王温舒受员骑钱；《游侠传》：郭解阴请尉史，脱人于践更时；则征调不能无弊。鲍宣言民有七亡，县官重责更赋租税其一；《后书》安帝永初四年，顺帝永建五年，皆有免过更之诏；则过更亦由官责其钱矣。秦爵二十级，四曰不更。师古曰：“言不与更卒之事。”盖民之苦兵役久矣。(48)《后汉书·陈宠传注》引谢承书，言施延取卒月直，赁作半路亭父，以养其母，则亭卒初亦行卒更法，而后变如践更。
《汉书·武五子传》：“将军都郎羽林。”师古曰：“都，大也。谓大会试之。《汉光禄挈令》：诸当试者不会都所，免之。”《霍光传》：“光出都肄郎羽林。”孟康曰：“都，试也。肄，习也。”盖都本大义，因大试称都试，后遂称试为都耳。观都之名及《光禄挚令》，则知其初所试极为普遍，而脱漏之法亦严。然《韩延寿传》，述延寿在东郡试骑士，盛为威仪，以奢僭见劾；《后汉书·耿弇传》，言弇常见郡试骑士，由是好将帅之事；即可见其徒饰耳目之观。《刑法志》言：“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武帝纪》：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注》引应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文颖曰：“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盖杂技乐也。巴、俞戏鱼龙蔓延之属也。汉后改名平乐观。”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师古曰：“抵者，当也，非谓抵触。文说是也。”案师古说非也。角抵之技，盖起于两人角力，后乃益以射御等事耳。此本与治兵振旅无关，宜其徒为戏乐也。角抵如此，都试如彼，则讲武久已徒有其名。《汉书·邹阳传》：公孙攫言吴、楚之王，练诸侯之兵，驱白徒之众，而与天子争衡。师古曰：“白徒，言素非军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可见民之未经训练者已多。然告朔饩羊犹在。故燕刺王欲反，数阅其车骑、材官、卒；光武与李通，初亦欲因都试起事也。光武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官，及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还复民伍。《续书·百官志》云“自是无复都试之役”，而讲武之意荡然矣。《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注》引《魏书》：有司奏：“四时讲武于农隙。汉承秦制，三时不讲，惟十月都试车马，幸长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陈进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习。自今以后，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秦制。”奏可。乘之之制，见于《续汉书·礼仪志》，此亦徒饰耳目，三国相承，未能变也。是年，冬十月，治兵，遂征孙权。二十三年七月，治兵，遂西征刘备。文帝延康元年六月，治兵于南郊，西征。则征伐皆先治兵，不限于立秋之日也。
于役者最苦其远，已见第五节。兵亦役之一，读《盐铁论·备胡》、《执务》、《繇役》诸篇可知。为免人民之困，于是乎有谪发。谪发缘起，已见第二章第二节。《汉书·武帝纪》：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以击匈奴。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即晃错所言秦法也。较晃错所言，多一亡命，盖错言之不具，贰师再伐大宛，亦发天下七科谪，《史记·大宛列传》、《汉书·李广利传》同。七科中除第一二科外，皆不可谓之有罪，盖特以免扰累。错又言秦有闾左之戍，《伍被传》亦有其文，案陈胜即其事。胜之令其徒属曰：“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可见其用之之酷，天下所由怨叛也。楚、汉之世，用兵仍征自民间。《高帝纪》：五年五月，兵皆罢归家。十年，陈豨反。高祖自言“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十一年，黥布反，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然仍征兵于诸侯。其赦死罪，盖亦如楚令适卒分守成皋，见《郦生传》。聊以佐正卒之不足耳。是年，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为皇大子卫，已见前。高后五年，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文、景之世，匈奴入寇，亦恒发郡国兵。武帝建元三年，救东瓯，尚遣严助持节发会稽兵。及元朔六年，大将军再出塞，诏言“诸禁锢及有过者，咸蒙厚赏，得免减罪”，盖用谪发始多。其后元鼎五年平南越，元封二年定朝鲜，六年击昆明，大初元年征大宛，四年伐匈奴，天汉元年屯五原，无不以谪发者。昭帝元凤元年，击武都氏，四年屯辽东，宣帝神爵元年征羌亦然。王莽亦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冢勇。见《汉书·食货志》及本传。皆因用兵多且数，不欲烦扰农民故也。汉自武、宣以后，不甚劳民之事，转有发卒为之者。如甘露三年单于入朝，发所过七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后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之出鸡鹿塞是也。真用以攻战者，往往致败。如王莽发巴、蜀、犍为吏士击益州，巴、蜀骚动；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巴、蜀、犍为吏以击之，骚扰弥甚；即其一证。《汉书·萧望之传》：张敞以羌叛，欲令陇西、安定等八部赎，令罪人出财以诛之，贤于烦扰良民，横兴赋敛，此谪发代征调而兴之理也。就一时言之，自亦未尝无益，然久之则民不习于兵矣。用奴隶者：章邯以人奴产子距楚，已见第三章第一节。汉诬淮阴侯欲诈赦诸官徒奴。贡禹欲免诸官奴婢，令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王莽募人奴为猪突豕勇。后汉时有所谓家兵者，见《后汉书·朱俊传》、《袁绍传》、《三国志·曹洪传》、《吕虔传》。《后书注》曰“家兵，僮仆之属”也。用异族者：赵破奴用属国骑击姑师。李广利击大宛，亦发属国六千骑。皆见《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李广利传》同。范明友击益州用羌。见《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诏。宣帝时击羌用婼羌、月氏。见《赵充国传》。元帝时平羌用呼速累嗕种。见《冯奉世传》。而乌桓处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后汉南匈奴既降，列置诸王，为郡县侦罗耳目，其规模尤广。偏隅用兵，后汉亦多用异族者：如建武十九年，刘尚发广汉、犍为、蜀郡民及朱提夷人击益州；建初元年，肃宗募发越巂永昌夷、汉讨哀牢皆见《后汉书·西南夷传》是也。戍边亦多用系囚，赦其罪，令与妻子俱往占着。明帝永平八年、十六年、十七年，章帝建初七年、元和元年、章和元年，和帝永元元年，安帝延光三年，顺帝永建元年、五年，冲帝建康元年，桓帝建和元年、和平元年、永兴元年，皆有是诏。其调发郡国兵者：建武二十三年，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讨南蛮，马援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讨交阯；永元十三年，巫蛮许圣反，明年，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讨之：皆见《后汉书·南蛮传》。元初五年，代郡鲜卑入塞，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屯上谷，《鲜卑传》。乃罕有之事矣。
郡国都尉之罢，一时似无甚关系，然未久而其弊即见。应劭言：“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驱以即敌，每战常负。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忿鸷纵横，多僵良善。财货粪土。”《续汉书·百官志注》引。郑泰策关东义兵曰“中国自光武以来，无鸡鸣狗吠之警，百姓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虽众不能为害”。《三国志·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后汉书·泰传》本之。王朗奏言“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或商贾惰游，或农野朴钝；既不简练，又希更寇，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当今诸夏已安，而巴、蜀在画外。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小大，并勤稼穑。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三国志》本传《注》引《魏名臣奏议》。司马朗亦言：“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今虽五等不可复行，可令州郡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三国志》本传。凡此所云，并足见民兵之废，其诒患为如何也。
民兵之制既废，募兵之法旋起。《汉书·昭帝纪》：始元元年，益州二十四邑反，遣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击之。应劭曰：“旧时郡国皆有材官、骑士，以赴急难。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讨之，故权选取精勇。闻命奔走，故谓之奔命。”李斐曰：“平居发者二十以上至五十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为奔命。奔命，言急也。”师古曰：“应说是也。”案《后汉书·任光传》：光武欲入城头子路、力子都兵，光劝云“可募发奔命，出攻旁县，若不降者，恣听略之，人贪财物，则兵可招而致”，此明是临时选取。光武自信都而北，所过发奔命兵；《本纪》。武陵蛮围刘尚，诏宋均发江夏奔命三千人救之，《均传》。盖亦此类。窃疑奔命本指发及羸老，后乃变为选取精勇也。《汉书·王莽传》：莽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各有所屯守。议满三十万众，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内之丁令。勇士，盖即李陵所将勇敢五千人之类，此亦当出召募。《淮南衡山王列传》，言时有欲从军辄诣京师；而卫青、霍去病之出塞，私负从马至十四万匹，则其时之人颇乐从军。(49)此召募之所以易集。马援击五溪蛮夷，以十二郡募士，则募兵之用渐广矣。丧乱之世，民无所归，或自托于营伍，故欲募兵更易。魏武帝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言欲合兵能多得。《本纪注》引《魏武故事》。详见第十二章第一节。孙策入曲阿，令告诸县：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三国志》本传《注》引《江表传》。吕又迁巴西大守。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又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皆募兵易得之证。然《魏志·杜畿传》言：卫固欲大发兵，畿说其徐以赀募，遂延至数十日乃定，则调发之成规尚存。田况之守翼平也，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以库兵，赤眉闻之，不敢入界。《汉书·王莽传》。羊续之守廉江也，发县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陈。其小弱者，使负水灌火。会集数万人，并势力战，大破黄巾。则未经训练之众，苟临时有以部勒之，亦未尝遂不可用。孙策绝袁术书，论当时山东义兵曰：“以中土希战之兵，当边地劲悍之虏。”然又曰：“今四方之人，皆玩敌而便战斗矣。”本传《注》引《吴录》。可见风气转变非难。韩信之背水为陈，自言驱市人而用之。戾大子之叛，驱四市人以为用，见《汉书·刘屈氂传》。此信言之明验。故先汉之七科谪，贾人居其四焉。此承战国之余俗，人人习兵使然。然先主之起，实赖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多与之财；而孙坚从朱俊讨黄巾，亦募诸商旅以为用；可见右武之遗风，东京末犹未尽泯。苟能善用之，固未始不可以戡乱御侮也。然是时之取兵，则有如袁谭，名为召募，实则放兵捕索者。又有如孙休，使勅交阯大守锁送其民，发以为兵者。吕兴之乱，由此激成，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诏。案吴发调之弊亦极甚。陆逊陈便宜极言之，见《孙权传》黄武五年。曷怪民之视充兵为畏途，而民兵之制，日益废坠哉？
外强中弱，自前汉时已肇其机。光武之定河北也，实以上谷、渔阳突骑。《后汉书·景丹传》：从击王郎将儿宏等于南䜌。汉县，今河北巨鹿县北。郎兵迎战，汉军退却。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世祖谓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可见是时突骑之强。然《吴汉传》：广乐之战，广乐，城名，在今河南虞城县西。汉以乌桓突骑三千余人齐鼓而进，则突骑中实颇杂异族。窦融欲据河西，而曰：“张掖属国，精兵万骑。”则西北情形，亦与东北相类。后汉大举外攘，每多兼用蕃兵。如永平十六年、永元元年之伐北匈奴，南单于而外，又有羌、胡、乌桓、鲜卑。延平元年西域之叛，梁懂以河西羌、胡赴之。永建元年辽东鲜卑寇边，耿晔以乌桓率众王击之。任延守武威，选集武略之士千人，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皆是。甚有以戡内乱者，如陈球被围，度尚以幽、冀、黎阳乌桓骑救之是也。腹里空虚，边垂强悍，遂成偏重之势。虞诩言：凉州“习兵壮勇，实过余州。”傅燮言：“边兵多勇，其锋难当。”郑泰言：“关西诸郡，数与胡战，妇女犹载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悍夫？以此当山东忘战之民，譬驱群羊向虎狼。”又言：“天下强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谷、湟中、义从、西羌八种，皆百姓素所畏服。”蔡文姬之诗曰：“卓众来东下，兵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戮无孑遗，尸骸相掌拒。马边县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回路险且阻。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此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吟，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危祸？”读此，乃知当时董卓、李催、郭汜等残暴无人理之由。边章、韩遂为寇，邹靖欲开募鲜卑，应劭驳之曰：“鲜卑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数犯障塞，且无宁岁。惟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盖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又武威大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斩获丑虏，既不足言，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劫居人，钞商旅。啖人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今狡寇未殄，而羌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同为中国之民，犹必主军强于客军，乃能藉以为用，况其为异族乎？此五胡之乱之一大原因也。
晃错比较汉与匈奴兵力曰：“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二者相较，匈奴之众，并不视中国为强。然梁商移书马续，言“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戎狄之所短也”。《后汉书·南匈奴传》。则中国徒能自守，而野战不如异族矣。此忘战之祸也。赵充国策屯田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垒、木樵，师古曰：“樵与谯同，谓为高楼以望敌也。”校联不绝。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侯应议罢边备塞吏卒曰：“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竟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又曰：“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汉书·匈奴传》。盖其守御之精严如此。《匈奴传》述昭帝时事云“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盖有由也。有障塞而不乘，候望侦伺，责之异族，而地利转为他人用矣。
汉世兵器，犹多出于官。主制造者为考工，成则藏诸武库。《续汉书·百官志》：考工令一人。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案《前书·百官公卿表》：中尉属官，有武库令及三丞。后汉改中尉为执金吾。有武库令一人，兵器丞一人。又汉世郡国，多有武库。《成帝纪》：建始元年，立故上郡库令良为王。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又田千秋为洛阳武库令，见《魏相传》。少府属官若卢，亦主弩射。见《百官公卿表》。服虔曰：“若卢，诏狱也。”邓展曰：“旧雒阳两狱：一名若卢，主受亲戚妇女。”如淳曰：“若卢，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若卢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汉仪注》有若卢狱令，主治库兵、将、相、大臣。”《王吉传》：补若卢右丞。师古曰：“少府之属官有若卢令丞，《汉旧仪》以为主治库兵者。”汉世作乱者多盗库兵。(50)事见《成帝纪》阳朔三年、鸿嘉三年、永始三年，《平帝纪》元始三年。《后汉书·梁统传》：统言“陇西、北地、西河之贼，度州越郡，万里交结，攻取库兵，劫略吏人”。戾大子之叛，亦出武库兵。燕刺王言武帝时受诏领库兵。《后汉书·羌传》述永初叛羌情形曰：“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矛，或负版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说本《潜夫论》。则当时民间，兵器本少，贾生谓秦未起事者，“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非尽形容之语，故秦皇欲销天下之兵；公孙弘欲禁民挟弓弩；见《汉书·吾丘寿王传》。王莽禁民挟弩铠；《莽传》始建国二年。徐邈为凉州刺史，亦以渐收敛民间私仗，藏之府库也。《日知录》言：“古者以铜为兵。战国至秦，攻争纷乱，铜不充用，以铁足之。渐染迁流，遂成风俗。铁工比肩，铜工稍绝。二汉之世，愈见其微。”案贾谊说汉文收铜勿令布，而云以作兵器，则汉世之兵，犹以铜为贵。淮南厉王袖金椎击辟阳侯，其椎未必铁制也。贾山言秦为驰道，隐以金椎，役夫未必有铜椎，盖以习用之语言之，可见椎初亦以铜为之也。张良为铁锥以击秦皇，或转为特异之事。铜为在官之物。铁则用作农器，民间本多。(51)以之作兵，兵遂散布于民间矣。故吕母散家财买兵弩，见《汉书·王莽传》。《后汉书·刘盆子传》云“买刀剑”。光武起兵时，亦得市兵弩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汉书·及黯传注》引应劭说。然汉亡卒已教西域铸铁器及他兵器；．见《汉书·西域传》。鲜卑得赏赐，辄欲买铁；见上引应劭说。蔡邕议伐鲜卑，谓“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则禁令亦成具文。文明之传布，固未易遏阻也。
公孙弘之议禁民挟弓弩也，曰：“十贼矿弩，百吏不敢前。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贼执短兵。短兵接则众者胜。以众吏捕寡贼，其势必得。”则当时战斗，以弓弩为利器。是故引强、蹶张，视为长技；《史记·绛侯世家》言勃为材官引强。《汉书·申屠嘉传》，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帅。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张之，故曰蹶张。《律》有蹶张士。”师古曰：“今之弩，以手张者曰擘张，以足蹋者曰蹶张。”《袁盎传》：盎说嘉曰：“君乃为材官蹶张，迁为队帅。”良弩有远射至千余步者；见《后汉书·陈球传》。而三国时诸葛亮及马钧，皆欲损益连弩之法焉。见第十六章第二节。短兵接则杀伤多，《汉书·刘屈氂传》：武帝赐丞相玺书曰：“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故能用短兵者，众则誉为勇敢。《汉书·地理志》言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李陵夸其众为奇材剑客；王允以剑客遇吕布，而魏武以许褚所将剑客为虎士也。(52)《三国志·褚传》：褚以众归大祖，即日拜都尉，引入宿卫。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又云：“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大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案谓之客者，盖谓不自食而寄食于人。《史记·游侠列传》曰：“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易可少哉？”当时之为游侠者，固多不能自食之徒也。《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众利侯伊即轩，以从票骑将军击左王手剑合侯。
攻击仍多用石，《三国志·袁绍传》：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大祖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绍众号曰霹雳车。《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传》言动而鼓，说曰：发石也，于是造发石车”，似即魏武之所造者。然此事非仓卒可成，亦必有所受之也。晃错言募民徙塞下曰：“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苔。”服虔曰：“蔺石，可投人石也。”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李陵传》：陵军入陋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即如淳所谓雷石也。苏林曰：“渠荅，铁蒺藜也。”如淳曰：“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长三尺，冠长十尺，臂长六尺，二步一苔。苔广九尺，袤十二尺。”师古曰“蔺石如说是，渠苔苏说是也”。皆当时攻守之具也。
《陈涉世家》言：涉起蕲，行收兵，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又云：周文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似秦、汉间车尚与骑并重者。然时灌婴、傅宽、靳歙等皆以骑将立功，未闻有以车将著者也。卫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韩延寿都试骑士，会骑士兵车四面营陈。李陵军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及管敢亡降匈奴，教单于遮道急攻陵。陵乃弃车去，士徒斩车辐而持之。史言骠骑将军车重与大将军等。《汉书·赵充国传》言义渠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浩亹，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充国引兵至先零在所，虏久屯聚，解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厄狭。充国徐行驱之，卤马牛羊十余万头，车四千余两。段颎策羌曰：“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则当时用兵，无论中国外夷皆有车，特皆以为营陈，供运载，而不以事驰突耳。车与骑之用有别，故车将与骑将皆异其人。灌婴、傅宽、靳歙等传言车司马、候骑将、骑千人将、骑长、楼烦将；《张敞传》：以正违忤大将军，使主兵车皆是。其车骑连言，如灌婴、靳歙之称车骑将军者，实则所主皆骑耳。《后汉书·南匈奴传》言光武造战车，可驾数牛，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亦用以拒驰突，而非以之逐利也。
第七节 刑法
吾国法律，完具而可考者，始于李悝之《法经》，而商君用以相秦，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六节。《汉书·刑法志》曰：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史记·酷吏传》：赵禹“与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汉书》作“作见知，吏得传相监司以法，尽自此始”。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武帝又作《沈命法》，见第五章第十节。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议者咸冤伤之。宣帝即位，置廷平。见下。涿郡大守郑昌上疏，言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帝未及修正。至元帝初立，乃下诏曰：“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成帝河平中，复下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有司徒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案《汉志》所述先汉刑法始末，不甚完具。当以《晋书·刑法志》补之。《晋志》曰：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注》引文颖曰：“萧何承秦法所作者为律，今《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后，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师古曰：“如说是也。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案《萧望之传》：望之与李彊议令民入谷赎罪事，引《金布令甲》，则诸令皆以甲乙丙次之。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后汉书·陈宠传》：辟司徒鲍昱府。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时司徒辞讼久者数十年，事类溷错，易为轻重，不良吏得生因缘。宠为昱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昱奏上之。其后公府奉以为法。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损。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逋之事。若此之属，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汉高约法三章，已见第三章第三节。据此，则“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当于约字句绝，法字又一读，谓于六篇之中，仅取杀人、伤人及盗三章，余悉除去也。法律之原，一为民间之习俗，一为治者之所求，说亦已具《先秦史》。社会之演进愈深，则风俗之岐异愈甚，而上之所求于下者亦愈多，法令遂日益滋章，而亦益为人民所不习。其未备者，奸吏既得以意轻重；虽有其文，而编排不合部次，用者又得上下其手；而人民益苦，风俗亦愈益薄恶矣。秦、汉之世，盖正其时也。职是故，当时之所急者，乃在删除繁冗，依条理纂次。然终汉世，迄未能举其事。其所行者：元帝初元五年，轻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尽四年，轻殊死者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皆减死罪一等。据《晋书·刑法志》。《后汉书·梁统传》载统疏曰“元、哀二帝，轻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辞不别白。《注》引《东观记》与《晋志》同。惟元帝初元五年轻殊刑作轻殊死刑，又哀帝建平元年下无尽四年三字。光武建武二年，诏议省刑法。本纪。十四年，群臣上言宜增科禁。杜林奏宜如旧制，从之。《后汉书·林传》。梁统以为法令轻，下奸不胜，宜遵旧典。《后汉书·统传》。请举初元、建平之所穿凿，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从。《晋书·刑法志》。桓谭疏言：法、令、决事，轻重不齐。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亦不省。《后汉书》本传。章帝纳尚书陈宠言，诏有司禁绝钻诸酷痛旧制，解袄恶之禁，除文致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永元六年，宠又代郭躬为廷尉。复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曰：今律令犯罪应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其余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详除。未及施行，会宠抵罪，遂寝。宠子忠，后复为尚书。略依宠意，奏上三十二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又上除蚕室刑；解减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以上据《晋书·刑法志》。《后汉书·陈宠传》略同。惟陈忠奏上三十二条作二十三条，未知孰是。虽时有蠲革，而旧律繁庑，未经纂集。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又删定律令，以为汉仪，表奏之。曰：“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后书·应奉传》作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臣窃不自揆，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版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折狱，《后书》此处作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议驳《后书》作驳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玮之士，文章焕炳，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云云。于是旧事存焉。以上亦采《晋志》。《后书·应奉传》略同。魏明帝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其后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旁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其序略曰：“旧律所以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云云。其所定：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分律令为劫略律、诈律、毁亡律、告劾律、系讯断狱律、请赇律、兴擅律、之留律、邮驿令、变事令、惊事律、偿减律、免坐律。凡所定增十三篇，故就五篇，合十八篇。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文帝为晋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陈群、刘劭，虽经改革，而科网本密；又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但取郑氏，又为偏党，未可承用。于是令贾充定法律。令与大傅郑冲、司徒荀觊、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大守周权、齐相郭颀、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劭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其余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权设其法，大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毕表上。四年五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以上皆据《晋志》。是为《晋律》。自《晋律》定后，历代大体相沿，无大改变矣。盖自战国以前，为法律逐渐滋长之时，至秦、汉，则为急待整齐之世，然皆徒托空言，直至曹魏而后行，至典午而后成也，亦可谓难矣。汉世小小改正，尚有见于史者，如汉惠帝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高后元年，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文帝二年诏曰：“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更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光武建武十八年，蠲边郡盗谷五十斛死之法，同之内郡，皆是。
秦、汉法吏，亦有专门之学。(53)李斯言欲学法令，以吏为师；樊准请复召郡国书佐，使读律令，魏明帝时，卫觊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此官学也。郭躬父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此私学也。史言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者甚众；而吴雄以明法律，断狱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亦见《郭躬传》。则国家之于法吏，用之亦不为薄。然以大体言之，则儒家之学，渐夺法家之席。(54)吕步舒治淮南狱，以《春秋》谊专断于外，不请；见《汉书·五行志》。何敞迁汝南大守，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属县，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皆断狱引用经义，不拘法律者。张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于定国少学法于父，后更迎师学《春秋》；丙吉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法吏之折而入儒者也。史称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此乃曲意诋毁之辞，实乃以儒正法耳。张汤为廷尉，有疑奏，再见却。及儿宽为奏，即时得可。异日，汤见，上问曰：“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路温舒初为狱小吏，后学法律丞相府，又受《春秋》通大义。读其尚德缓刑一书，可见其宗旨所在。人心趋乡如此，儒家之学，安得不日盛？法家之学，安得不日微？断狱者既习用经义，则经义已入于比之中。应劭撰《春秋决狱》，又益之以说。知魏、晋定律，以儒家之义，正法吏之传者，必不少矣。《白虎通义》：父杀其子者当诛，见《诛伐篇》。《晋律》亦父母杀子同凡论，见章炳麟《太炎文录·五朝法律索隐》。经义折狱，世人每以为怪，其实事之餍于众心者，即成习惯，经义折狱，亦犹之据习俗，援法理耳，绝无足异也。
汉世法律，并不十分画一。《后汉书·马援传》言：援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是越人本承用旧律，即援亦未能尽一之也。《三国志·何夔传》：夔迁长广大守。是时大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夔以郡初立，近以师旅之后，不可卒绳以法。乃上言：“此郡宜依远域新邦之典。(55)其民间小事，使长吏临时随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顺百姓之心。比及三年，然后齐之以法。”大祖从其言。则虽在邦域之中，亦不急求一律矣。新科盖权造以适时。《蜀志·伊籍传》言籍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亦其类也。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此其所以能泛应曲当，与民相安。律之一，俗之一实为之，非可强求也。然长吏擅立科条亦有弊。宣帝五凤二年，诏言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质帝本初元年，谓顷者州郡，轻慢宪防，竞逞残暴，造设科条，陷入无罪，皆其事。
刑法至孝文时为一大变。《汉书·刑法志》言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56)即黥。《后汉书·朱晖传注》：“黥首，谓凿额涅墨也。”抽胁、镬烹之刑。汉兴之初，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汉书·英布传》，谓彭越之死，盛其醢以遍赐诸侯。师古曰：“即《刑法志》所云菹其骨肉。”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文帝十三年，齐大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防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于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完者臣瓒曰：“完当作髡。”《惠帝纪注》：孟康曰：“不加肉刑髡剔也。”案此亦曰耐。《高帝纪》：七年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应劾曰：“轻罪不至于髡，完其耏鬓，故曰耏。
(57)古耏字从彡，发肤之意也。杜林以为法度之字皆改寸，后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犹任也。”师古曰：“依应氏之说，耏当音而，如氏之解，则音乃代反。其义亦两通。《功臣侯表》：宣曲侯通耏为鬼薪，则应氏之说，斯为长矣。”案《说文》：“而，颊毛也，象毛之形。耏，罪不至髡也。从乡而，而亦声。耐，或从寸。诸法度字从寸。”说与杜林合。耏，而之累增字，耐因刑名新造，其声皆同，而与乃代反，亦一音也。此完字乃动字。完其耏鬓，正谓去其耏鬓。《说文段注》曰：“髡者剃发也。不剃其发，仅去须鬓，是曰耐，亦曰完。谓之完者，言完其发。”其说是也。耐者虽不剃发，其须力作则同，如淳误谓刑名之意，系指其力作而言，故释之以任，误也。《文帝纪》元年《注》引苏林曰“耐，能任其罪也”，误与如淳同。完为城旦舂。《惠帝纪注》：应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妇人不与外徭，但舂作米，皆四岁刑也。”当黥者髡钳《汉书·高帝纪》九年《注》：“钳，以铁束颈也。”案钳者又加钦。(58)《后汉书·朱晖传注》：“系趾谓之钦也。”不加钳钦者曰弛刑，见《宣帝纪》神爵元年注。此谓寻常犯罪之人。其奴婢仍黥面。《三国志·毛玠传》：钟繇诘玠曰“《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今真奴婢祖先有罪，虽历百世，犹黥面供官”是也。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惠帝纪注》：应劭曰：“取薪给宗庙为鬼薪，坐择米使正白为白粲，皆三岁刑也。”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王先谦曰：“此自鬼薪白粲递减，故隶臣妾一岁即免为庶人，与下本罪为隶臣妾者不同。”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如淳曰：“罪降为司寇，故一岁，正司寇故二岁也。”沈钦韩曰：“《汉旧仪》：凡有罪：男髡钳为城旦，女为舂，皆作五岁，完四岁，男鬼薪，女白粲，皆作三岁。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皆作二岁。男为戍罚作，女为复作，皆一岁：此五岁刑至一岁刑之次也。后周世改为五等徒，自一年至五年。唐因隋制，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案《宣帝纪》使女徒复作淮阳赵征卿、渭城胡组更乳养。李奇曰：“复作者，女徒也。谓轻罪，男子守边一岁，女子软弱不任守，复令作于官，亦一岁，故谓之复作徒也。”孟康曰：“复音服，谓弛刑徒也。有赦令诏书，去其钳、钦、赭衣，更犯事，不从徒加，与民为例，故当复为官作，满其本罪年月。《律》名为复作也。”又女徒后得顾山。(59)《平帝纪》：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顾山钱月三百。如淳曰：“．已论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顾山遗归。说以为当于山伐木，听使入钱顾功直，故谓之顾山。”应劭曰：“旧刑鬼薪取薪于山，以给宗庙，今使女徒出钱顾薪，故曰顾山也。”师古曰：“如说近之。谓女徒论罪已定，并放归家，不亲役之，但令一月出钱三百以顾人也。”《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三年，女徒顾山归家。《桓谭传》：谭上疏陈时政之宜曰：“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顾山赎罪。”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制曰：可。案景帝元年诏，谓文帝“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晃错对策，亦美文帝“除去阴刑”。《三国志·钟繇传》：繇欲复肉刑，上疏言：“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见孝文实并宫刑去之。(60)《史记·孝文本纪索隐》引崔浩《汉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误矣。文帝诏书，断支体指斩止，刻肌肤指黥、劓，终身不息指宫，此所谓肉刑三。张苍等议，亦以终身不息与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由至对举。孟康以“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释之，亦非也。宫刑之复用，盖所以宥死罪。其可考者，始于景帝中四年。《纪》云死罪欲腐者许之。盖后遂沿为故事。《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八年，《章帝纪》元和元年、章和元年，《和帝纪》永元八年，皆募系囚减死诣边戍，其犯大逆无道殊死者，则募下蚕室，盖亦以其罪重，故不能徒宥之也。古无亏体之刑，其后乃因军事而及刑法，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六节。汉世儒者，追怀古化，称不亏体者为象刑。亏体者为肉刑。
(61)汉文诏书所称，亦见伏生《书大传》，实儒家经说也。肉刑实为残酷之事，乃以缇萦一书而废，缇萦固孝子，文帝亦仁君，而儒学之有裨于治者亦大矣。
然自肉刑废后，欲复之者颇多。《晋书·刑法志》曰：“崔宴、郑玄、陈纪之徒，咸以为宜复肉刑。汉朝既不议其事，故无所用。及魏武帝匡辅汉室，尚书令荀或，博访百官，复欲申之。而朝廷善少府孔融议，卒不改焉。及魏国建，陈纪子群，时为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复之。使群申其父论。群深陈其便。时钟繇为相国，亦赞成之。而奉常王脩，不同其议，魏武帝亦难以藩国改汉朝之制，遂寝不行。魏文帝受禅，又议肉刑。详议未定，会有军事，复寝。明帝时，大傅钟繇又上疏求复肉刑。诏下其奏。司徒王朗议又不同。时议百余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又寝。”案诸家之论，略见《后汉书·仲长统》、《崔》、《孔融》，《三国志·王脩》、寔《钟繇》、《王朗》、《陈群传》中。主复肉刑者，实非嫌刑之过轻，而转有恶于其重。《汉志》述其事云：“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犹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箠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则先时笞背也。”案贾谊言伏中行说而笞其背，可见先时笞背。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三国·魏志·明帝纪》：青龙二年诏曰：“鞭作官刑，所以纠慢怠也，而顷多以无辜死，其减鞭杖之制，著于令。”然酷吏犹以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其论曰：“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今汉承衰周、暴秦极敝之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尧、舜之刑，是犹以而御突，违救时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钳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减；若此之恶，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民伤制，不可胜条。是以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删定律令，籑二百章，以应大辟。其余罪次，于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伤人与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皆复古刑。为三千章。诋欺文致微细之法悉蠲除。如此，则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专杀；法无二门；轻重当罪；民命得全。”仲长统之言曰：“肉刑之废，轻重无品。下死则得髡钳，下髡钳则得鞭笞。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今患刑轻之不足以惩恶，则假减货以成罪，托疾病以讳杀。”崔寔谓，“文帝除肉刑，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陈纪谓“汉除肉刑而增加笞，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所谓名轻而实重者也。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陈群以为“汉律所杀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余逮死者，可以刑杀。如此，则所刑之与所生，足以相贸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是重人支体，而轻人躯命也”。大祖下令，使平议死刑可宫割者。大和中，钟繇上疏曰：“陛下远追二祖遗意，惜斩趾可以禁恶，恨人死之无辜，乃明习律令，与群臣共议，出本当右趾而入大辟者，复行此刑。若如孝景之令，其当弃市欲斩右趾者许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下计所全，岁三千人。”其恶肉刑废而刑重之意，过于其恶刑轻，昭然可见矣。然孔融谓“绳末世以古刑，非所谓与时消息。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常有千八百封。且被刑之人，虑不全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不能止人遂为非，适足绝人还为善”。其言亦殊有理致。陈群谓“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窬之盗矣”，其说似是，而于理实不可通。善夫王朗之议曰：“科律自有减死一等之法，不待远假斧凿于彼肉刑，然后有罪次也。今可按繇所欲轻之死罪，使减死之髡刖嫌其轻者，可倍其居作之岁数。”
(62)其言允矣，宜乎议者百余人，多与之同也。
正刑而外，秦、汉时酷刑亦颇多。其用之最多者，曰要斩。曰烹。即所谓镬烹也。项羽以沐猴而冠之言烹韩生。《史记》但作说者。又烹周苛。田广烹郦食其。汉高祖欲烹蒯彻。《汉书·诸侯王表》：广川王去，本始四年，坐烹姬不道，废徙上庸，与邑百户。曰焚。《汉书·武五子传》：焚苏文于横桥上。《王莽传》：莽作焚如之刑，烧杀陈良等。曰车裂。后汉车裂马元义，见《皇甫嵩传》。吕壹罪发，或以为宜加焚裂，以阚泽言而止，见《三国·吴志·泽传》。既杀之后，又枭其首。枭，谓县首于木上，见《汉书·高帝纪》四年《注》。或磔之。《汉书·景帝纪》：中二年，改磔曰弃市，勿复磔。师古曰：“磔谓张其尸也。”案其后复有行之者。翟义亲属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长安都市四通之衢，见《汉书·翟方进传》。王球僵磔王甫尸于夏城门，见《后汉书·酷吏传》。又或残贼其尸。李通与光武举事，南阳杀其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见《后汉书·通传》。皇甫嵩平张角，剖棺断头，传送京师，见《灵帝纪》及《嵩传》。王凌、令狐愚之死，朝议傅会齐崔杼、郑归生，发其冢，剖棺，暴尸于所近市三日，燎其朝服，亲土埋之，见《三国志·凌传》。孙霸之死，其党杨竺流尸于江，见《霸传》。其后杀诸葛恪，亦投其尸于石子冈，已见第十七章第五节。孙皓杀陈声，投其身于四望之下，见第十二章第九节。又时楼玄、王蕃、李勖并焚烁流漂，弃之水滨，见《陆逊传》。又有随意杀人，如和熹邓后欲扑杀杜根于殿上者。族诛及收孥相坐之律，汉初皆尝除之，后亦多复用。《汉书·刑法志》曰：“高后元年，除三族罪沃言令，孝文二年，除收律相坐法。其后新垣平为逆复行三族之诛。”案据本纪，“尽除收帑相坐律令”，事在孝文元年。二年，诏除诽谤沃言罪，(63)师古曰：“高后元年，诏除沃言之令，今此又有沃言之罪，是则中间曾重复设此条也。”案《王子侯表》温子侯安固，本始三年，坐上书为言，会赦免。《景武昭宣元功臣表》：平通侯杨恽，坐为光禄勋诽谤政治免。《外戚恩泽侯表》：安平敬侯阳谭，五凤四年，坐为典属国，季父恽有罪，谭言诽谤免，而颜异且以腹诽诛，哀帝即位后，复除诽谤诋欺法。坐祝诅诛者，尤书不胜书，疑诸律令除者皆可以旋复，正不待复设科条也。王莽用法亦极酷，尝作焚如之刑，又为投之四裔之法焉。以加非井田、私铸、挟五铢钱、非沮宝货者，见《食货志》及本传。
《汉书·惠帝纪》：元年，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而贡禹言文帝时亡赎罪之法，则此盖权制也。《食货志》：晃错说文帝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文帝仅许入粟拜爵，此禹言之征。景帝时，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乃许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孝武时，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臧罪。桑弘羊又请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皆见《食货志》。此尚为轻罪。淮南之狱，有司议“其非吏，它赎死金二斤八两”，盖因牵涉多而宥之，非普遍。武帝天汉四年，大始二年，并令民赎死罪，入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则鬻及死刑矣。后汉中元二年、十五年、十八年、建初七年、章和元年，并有令民入赎之诏。死罪缣二十匹，或三十匹，或四十匹。左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五匹，或三匹。未发觉自告者半入赎。永初元年、熹平四年、六年、光和三年、五年、中平四年但云赎各有差。魏明帝大和四年，令罪非殊死，听赎各有差。案《汉书·萧望之传》：宣帝时西羌反，张敞欲令诸有罪非盗、受财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入谷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八郡赎罪。望之与少府李强言：天汉四年，使死罪入钱减死，豪强吏民请夺假，至为盗贼以赎罪。《后汉书·虞诩传》言：顺帝时，长吏二千石听百姓谪罚者输赎，号为义钱，托为贫人储，而守令因以聚敛。则流弊孔多矣。
陈群等定《魏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亦据《晋志》。
令长之始，本即一国之君，杀生得以专决。故蒯通说范阳令，谓“足下为令十余年，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甚众”也。然《汉书·酷吏传》：严延年迁河南大守，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王温舒迁河内大守，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捕郡中豪猾，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十日得可，则郡县皆不能专决矣。高帝七年，制诏御史：“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孝景中五年，复下诏曰：“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后元年，又下诏曰“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汉书·刑法志》，景帝诏亦见《本纪》。是时廷尉“职典决疑，当谳平天下狱”。《汉书·朱博传》语。而三公所属辞曹及尚书，亦主断决。《汉书·薛宣传》：谷永上疏，称宣为左冯翊，辞讼者历年不至相府。又云：宣为相府辞讼例，不满万钱，不为移书，后皆遵用薛侯故事。《后汉书·陈宠传》：曾祖父咸，成、哀间以律令为尚书。王莽诛何武、鲍宣等，咸乞骸骨。收敛其家律令文书等，皆壁藏之。
(64)宠明习家业，少为州郡吏。辟司徒鲍昱府。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其所平决，无不厌服众心。撰《辞讼比》七卷，已见前。《孔融传》：张俭与融兄襃有旧，亡抵于襃。不遇，融舍之。·后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并收襃、融送狱。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之。”襃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请甘其罪。”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书竟坐襃焉。此汉世请谳之事也。汉宣帝地节三年，置廷尉平。又置治书侍御史。《续书》本注曰：凡天下诸谳疑事，掌以法律当其是非。又有专遣使平决者，如成帝鸿嘉元年，临遣谏大夫理等举三辅、三河、弘农冤狱是也。此等意皆主于矜慎，然仍时有非法之事。如薄昭与淮南厉王书，咎其幸臣有罪，大者立断，师古曰：“断谓斩也。”小者肉刑；《三国志·李通传》，言是时杀生之柄，决于牧守是。盖积习相沿，难于骤革，而在丧乱时，亦或不能以常理论也。人主亦时有轶法之举。《汉书·张释之传》：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共同恭。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惟陛下察之。”明知法之不可倾，而仍不能举人主而范诸法之内，则积习之难改也。杜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君主专制之世，固不能别有立法之司，然惟所是而即行之，亦终不慊于义也。《三国志·夏侯尚传注》引《魏氏春秋》，谓夜送李丰尸付廷尉，廷尉钟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状告，且勅之，乃受。其所持与张释之同。《高柔传》：柔为廷尉，文帝欲杀鲍勋，柔固执不从，帝怒甚，遂召柔诣台，而使杀勋。见第十二章第四节。
寻常审理，皆属地方官。《续汉书·百官志》谓县令长掌理讼，郡国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是也。间有郡县不能决者，如宗室有犯法当髡以上，郡国先上诸宗正，正以闻乃报决是。汉世啬夫职听讼，其权尚远大于后世。(65)《潜夫论·爱日篇》言：冤民仰希申诉，而令长以神自居，乡亭部吏，亦有任决断者，意欲令民不必赴县，以省日力。然又言：“理直则恃正而不桡，事曲则谄意以行赇。不桡故无恩于吏，行赇故见私于法。若事有反复，吏应坐之。吏以应坐之故，不得不枉之于廷，以羸民之少党，而与豪吏对讼，其势得无屈乎？县承吏言，故与之同。若事有反复，县亦应坐之。县以应坐之故，而排之于郡。以一民之轻，而与一县对讼，其理岂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排之于州。以一民之轻，与一郡为讼，其事岂获胜乎？既不肯理，乃远诣公府。公府复不能察，而当延以岁月。贫弱者无以旷旬，强富者可盈千日。理讼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此小民之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穷也。”则乡官听讼之弊，亦已渐著矣。
别设侦缉之司，诒祸往往甚烈。如孙吴之有校事是也。其事已见第十二章第八节。《魏志·高柔传》言：魏国建，柔为法曹掾。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柔谏宜检治之。大祖曰：“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达等后奸利发，大祖杀之，以谢于柔。文帝践阼，以柔为治书侍御史。转加治书执法。校事刘慈等，自黄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柔皆请惩虚实。其余小小挂法者，不过罚金。《程昱传》：昱孙晓，嘉平中为黄门侍郎。时校事放横。晓上疏曰：“昔武皇帝大业草创，众官未备。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检御有方，不至纵恣也。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疾病。转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官属，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惟心所适。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覆讯。其选官属，以谨慎为粗疏，以謥詷为贤能。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至使尹摸公于目下，肆其奸慝。罪恶之著，行路皆知。纤恶之过，积年不闻”云云。于是遂罢校事官。则其诒患于魏，亦不下于其在吴也。
《汉书·张汤传注》引苏林曰：“《汉仪注》：狱二十六所。”《续书·百官志》云：“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世祖中兴皆省。惟廷尉及雒阳有诏狱。”息夫躬系洛阳诏狱，见《前书》本传。前汉时，魏郡亦有诏狱，见《江充传》。汉狱名之可考者，如若卢，属少府，主受亲戚妇女，治将相大臣，见《百官公卿表》。《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九年，复置若卢狱官。共工，亦属少府，见《汉书·刘辅传》。左右司空，亦属少府，见《百官公卿表》。保宫，亦属少府。本名居室，武帝大初元年更名保宫，见《百官公卿表》。《窦田灌韩传》：劾灌夫骂坐不敬，系居室。《李陵传》：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都司空，属宗正，见《百官表》。䆃官，《汉书·张汤传》：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系䆃官。苏林曰：“《汉仪注狱》二十六所，䆃官无狱也。”师古曰：“时或以诸狱皆满，故权寄在此署系之。”掖庭诏狱，《汉书·刘辅传注》引《汉旧仪》云：“令丞宦者，主理妇人女官。”《续书·百官志》：掖庭令有暴室丞，本《注》曰：宦者，主中妇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贵人有罪，亦就此室。《前书·宣帝纪》：为取暴室啬夫许广汉女。应劭曰：“暴室，宫人狱也。今曰薄室。许广汉坐法腐为宦者，作啬夫也。”师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织染练之署，故谓之暴，字取暴晒为名耳。或曰薄室者，薄亦暴也。盖暴室职务既多，因为置狱，主治其罪人。然本非狱名，应说失之矣。啬夫者，暴室属官，亦犹乡之啬夫也。”大鸿胪郡邸狱，《汉书·宣帝纪》：曾孙坐收系郡邸狱。师古曰：“据《汉旧仪》，郡邸狱治天下郡国上计者，属大鸿胪。此盖巫蛊狱繁，收系者众，故曾孙寄在郡邸狱。”北军尉，《汉书·楚元王传》：更生上封事曰：“章交公车，人满北军。”如淳曰：“《汉仪注》：中垒校尉，主北军垒门内，尉一人，主上书者狱。上章于公车，有不如法者，以付北军尉，北军尉以法治之。杨恽上书，遂幽北阙，北阙公车所在。”，军司空，《汉书·杜周传》：少子延年补军司空。苏林曰：“主狱官也。”，如淳曰：“《律》：营军司空、军中司空各二人。”都船狱，《汉书·薛宣传》：少为廷尉书佐，都船狱史。《王嘉传》：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缓，缚嘉载致都船诏狱。案《百官公卿表》：中尉属官有都船令丞。如淳曰：“《汉仪注》有都船狱令。”黄门北寺狱等皆是。谷永言掖庭诏狱之弊曰：“榜箠惨于炮烙，绝灭人命。主为赵、李报德复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系无辜，掠立迫恐。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生入死出者，不可胜数。”范滂系黄门北寺狱，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诘。其流弊深矣。
秦、汉法吏，多务刻深。其可考见尤甚者：如周亚夫之子，为父买尚方甲楯可以葬者，取庸苦之，庸知其盗买官器，怒而上变。廷尉遽责亚夫欲反。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匈奴浑邪王来降，贾人与市长安中，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当死者五百余人。《史记·汲郑列传》。可见其深文周内之状。绛侯见囚，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无怪谚云“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见《汉书·司马迁传》，又见《路温舒传》。而李广谓“广年六十余，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也。言其弊最深切者，莫如路温舒。温舒之言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又曰：“今治狱吏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汉书·刑法志》曰：“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后患。谚曰：粥棺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杀之，利在于人死也，今治狱吏欲陷害人，亦犹此矣。”深者获功名之功疑亦当作公。又曰：“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酷吏传》言：严延年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而按其狱，皆文致不可得反，此所谓锻炼周内也。尹赏疾病且死，戒其诸子曰：“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减，慎无然。”此则所谓上下相殴者也。虽时主或务于宽仁，然其弊终难卒改，盖所谓狱吏者，已自成为一种风气矣。
(66)
《汉书·刑法志》言：“秦始皇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志》又曰：“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希。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志》言武帝时事已见前。《杜周传》言：“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余岁而相告言。”其烦扰亦云甚矣。《志》又云：“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上深愍焉。乃下诏曰：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齐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又述元、成时事，亦已见前，皆以轻刑为主。然又云：“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至右止，三倍有余。”又言“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轻刑之效安在？岂不以狱吏之残酷，已成风气，在上者虽务宽仁，其弊亦非一时所能革邪？《志》又言：“自建武、永平，民亦新罹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桀之侠。以口率之，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晋书·刑法志》云：“光武中兴，留心庶狱。常临朝听讼，断决疑事。明帝临听讼观，录洛阳诸狱。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奸。故尚书奏决罚，近于苛碎。至章帝时，尚书陈宠上疏。帝纳宠言，决罪行刑，务于宽厚。”盖自先汉以来，在上者多以轻刑为主，而狱吏之风气，至斯亦稍变矣。《汉书·酷吏传》：“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号为罔漏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又安。高后时，酷吏独有侯封，刻轹宗室，侵辱功臣。吕氏已败，遂夷侯封之家。”又言：“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为声。自此以至哀、平，酷吏众多。”《后书·酷吏传》言：“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且宰守旷远，户口殷大。故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肆行刚烈，成其不挠之威。违众用己，表其难测之知。至于重文横入，为穷怒之所迁及者，亦何可胜言？自中兴以后，科罔稍密，吏人之严害者，方于前世省矣，而阉人亲娅，侵虐天下。至使阳球磔王甫之尸，张俭剖曹节之墓，若此之类，虽厌快众愤，亦云酷矣。”此亦可见后汉之酷刑，特由政事之昏乱，以治狱者之风气论，较之前汉，固已稍变矣。汉世用刑宽平者，如于定国、虞经等，经，诩祖父，事见《诩传》。两《汉书》各有传。
汉世每有大狱，被祸者必多。如武帝时淮南、衡山之狱，死者数万人。见《汉书·本纪》元狩元年，又见《食货志》。巫蛊之狱亦然。见《江充传》。后汉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万数。见《后汉书·杨终传》。《传》云：“章帝以终言，听还徙者。”《光武十王传》云：“楚狱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而《纪》言建初二年，诏还坐楚、淮阳事徙者四百余家，令归本郡，则所归者殊少矣。和帝永元十二年，东平、清河奏沃言卿仲辽等，所连及且千人。见《文苑·黄香传》。灵帝熹平元年，宦者讽司隶校尉段颎捕系大学诸生千余，见《纪》。而钩党之狱无论矣。成帝鸿嘉四年，诏言“数诏有司，务行宽大而禁苛暴，迄今不改，一人有辜，举宗拘系”，则在平时如此者亦不少也。其榜掠之酷，亦殊出意外。章帝元和元年诏曰“《律》云掠者惟得榜、笞、立”，(67)而用酷刑者无数。如贯高以讼张王，“榜笞刺爇，身无完者”。江充治巫蛊，“烧铁钳灼”。戴就仕群仓曹掾。扬州刺史欧阳参奏大守成公浮臧罪，遣部从事薛安案仓库、簿领，收就于钱唐县狱，幽囚考掠，五毒参至。就慷慨直辞，色不变容。又烧镁斧，使就挟于肘腋。就语狱卒：“可熟烧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止饭食，不肯下。肉焦毁堕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穷竭酷惨，无复余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马通熏之。一夜二日。皆谓已死。发船视之，就方张眼大骂曰：“何不益火，而使灭绝？”又复烧地，以大针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堕落。《后汉书·独行传》。其惨酷，真闻之股栗矣。又汉世待士大夫至酷，贾生极言之。《传》言文帝用谊说，大臣不受刑，武帝稍下狱，自宁成始焉。其后魏武犹加杖掾属，
(68)文帝时亦于殿前杖人，见《三国志·何夔传》及《裴潜传注》。
复仇之风，秦、汉时尚极盛。此观淮南王事，可以知之。见第四章第六节。案贾谊谏侯厉王四子曰：“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伯父、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也，发愤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固为俱靡而已。”于淮南王心事，可谓曲曲传出。(69)此可见淮南王等所为，皆受一时风气所驱使，故人人能言之，且能豫知之也。当时虽女子，亦能手刃父仇。缑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见《后汉书·申屠蟠传》。赵娥事见《列女传》及《三国志·庞清传》。刘恭为更始报杀谢禄，刘鲤又为其父报杀恭。鲤，更始子。怨刘盆子害其父，结客报杀盆子兄恭，见《后汉书·光武十王传》。王哀于晋文王，虽不能报，而终身不乡西坐。见《三国志·王脩传注》引《汉晋春秋》。庞清为州从事，欲为刺史报杀张猛。许贡之客，卒能报杀孙策。可见当时能腐心于君父之仇者极多。此外有报昆弟之怨者。崔瑗兄章，为州人所杀，瑗手刃报仇，见《后汉书·崔骃传》。魏朗兄为乡人所杀，朗白日操刃，报仇县中，见《党锢传》。孙资兄为乡人所害，资手刃报仇，见《三国志·刘放传注》引《资别传》。更始弟为人所杀，结客欲报之；王常为弟报仇，亡命江夏；皆见《后汉书》本传。有复舅氏之仇者。翟酺以报舅仇，当徙日南，亡于长安，为卜相工，见《后汉书》本传。贾淑为舅宋瑗报仇，系狱当死，郭泰为言于郡而免之，见《泰传》。有为友报仇者。《后汉书·党锢传》：何友人虞伟高，有父仇未报，而笃病将终，颙颙往候之，伟高泣而诉，颙感其义，为复仇，以头醊其墓。徐庶中平末为人报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有奴为其主报仇者。奕布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为其主家报仇，见《史记》本传。并有为不知谁何之人报仇者。如典韦为襄邑刘氏报睢阳李永，盖此类。此等盖徒以其勇力结托之而已。见《三国志》本传。颜安乐，儒者也，而为仇家所杀。见《汉书·儒林传》。杜诗，循吏也，亦以遣客为弟报仇被征。桓谭言：“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冤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汉人议论，于复仇者率多贤之，即在上者亦恒加以宽典。郭泰之请免贾淑，即其一事。缑玉之报父仇也，外黄令梁配欲论杀之，申屠蟠时年十五，为诸生，进谏，配善其言，乃为谳，得减死论，亦其类也。赵娥诣县自首，福禄长尹嘉义之，解印缓欲与俱亡。又有吴许升妻吕荣。升为盗所害。刺史尹耀捕得之。荣诣州，请甘心仇人。耀听之。荣乃手断其头，以祭升灵。亦见《后汉书·列女传》。此亦非法也。钟离意为堂邑令。县人防广，为父报仇系狱。其母病死，广哭泣不食。意怜伤之。乃听广归家，使得殡敛。广敛母讫，果还入狱。意密以状闻，得以减死论。朱晖迁临淮大守。晖好节概，有所拔用，皆厉行士。其诸报怨以义犯率，皆为求其理，多得生济。其不义之囚，立时僵仆。杜安拜宛令。先是宛有报仇者，其令不忍致理，将与俱亡。县中豪强，有告其处者，致捕得。安深疾恶之。到官治戮，肆之于市。见《三国志·杜袭传注》引《先贤行状》。其时吏之用法，尚不拘拘于法文也。可见当时之复仇者，多为风气所鼓荡。夫为风气所鼓荡者，必至于过当而失直。如刘鲤之报刘恭，即可谓失直之甚。《三国志·韩暨传》：同县豪右陈茂，谮暨父兄，几致大辟。暨阴结死士，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知名。夫暨父兄未尝竟至大辟也，而暨遽杀茂，不亦过当矣乎？其甚者：苏不韦父谦为郡督邮。时魏郡李暠为美阳令，与中常侍具瑗交通。谦案得其臧，论输左校。谦累迁至金城大守。去郡归乡里。汉法：免罢守令，自非诏征，不得妄到京师，而谦后私至洛阳。时暠为司隶校尉，收谦诘掠，死狱中，暠又刑其尸。不韦载丧归乡里，瘗而不葬。藏母武都山中。变名姓。尽以家财募剑客，邀暠于诸陵间，不克。会暠迁大司农。时右校刍在寺北垣下。不韦与亲从兄弟潜入中。夜则凿地，昼则逃伏。如此经月，遂得傍达暠之寝室，出其床下。直暠在厕。因杀其妾，并及小儿，留书而去。暠大惊惧。乃布棘于室，以版藉地。一夕九徙，虽家人莫知其处。每出，辄剑戟随身，壮士自卫。不韦知暠有备。乃日夜飞驰，径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断取阜头，以祭父坟。又标之于市，曰：“李君迁父头。”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归乡里，私掩塞冢椁。捕求不韦，历岁不能得。愤恚感伤，发病呕血死。不韦后遇赦还家，乃始改葬行丧。士大夫多讥其发掘冢墓，归罪枯骨，不合古义，而何休方之伍员，郭泰论之，以为更优于员，议者于是贵之，汉人之议论可见矣。初，张奂睦于苏氏，而段颎与暠素善。后奂、颎有隙。及颎为司隶，以礼辟不韦。不韦惧之，称病不诣。颎既积愤于奂，因发怒，乃追咎不韦前报暠事。以为暠表治谦事，被报见诛，君命天也，而不韦仇之。又令长安男子告不韦多将宾客，夺舅财物。遂使从事张贤等就家杀之，并其一门六十余人。如此冤冤相报，各逞私忿，尚复成何事体？《三国·蜀志·关羽传注》引《蜀记》云：庞德子会，随钟、邓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夫羽之杀德，乃因两国相争，岂有报诸其后嗣之理乎？故有白刃相仇，而所争实不越于意气恩怨之私者。秦、汉间人，最重恩怨。高祖于羹颉侯之母，韩信于城下漂母、南昌亭长、屠中少年皆是。栾布为燕相，至将军，乃称曰“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于是尝有德者厚报之，有怨者必以法灭之。此当时人人所有之想。严助、朱买臣、主父偃之伦，生平所志，不过如是而已。《后汉书·逸民传》：周党尝于众中为乡佐所辱。后游学长安，读《春私》，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与乡佐克日相斗。《春秋》之义，岂若是邪？夏侯惇年十四，就师学，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之，此非所谓一朝之忿者乎？《后汉书·张敏传》言：建初中、有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为比。遂定其议，以为轻侮法。敏为驳议，谓轻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可见时人之好争意气矣。并有不自问其当受诛与否，而与吏为仇者。张敞病卒，所诛太原吏家随至杜陵，刺杀敞中子璜。尹齐所诛灭淮阳甚多，仇家欲烧其尸，妻亡去归葬。后汉安城孝侯赐，兄显报怨杀人，吏捕显杀之。赐与显子卖田宅，同抛财产，结客报吏。祭遵常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之。永平时，谒者韩纡尝考劾窦勋狱。窦宪令客斩纡子，以首祭勋冢。不徒仇吏非理，即以报怨论，亦多失直，至吕母而其祸博矣夫岂谓吏之用法尽得其平？亦岂谓民间冤苦能尽假手于吏以平之？然如此两下相杀，终非可久之道。鲍宣谓民有七死，怨仇相残其一。观当时避仇者之多，而知良民之不安矣。扬雄家以避仇遡江上处山之阳，见《汉书》本传。元后父翁孺，以与东平陵终氏为怨，徙元城，见《元后传》。张禹父歆，以报仇逃亡，见《后汉书·禹传》。凌统父操，为甘宁所杀，统常欲报之。虽以孙权敕未敢动，然权亦令宁徙屯于半州，犹是古代令有仇者辟之之法也。故当时言法令者，恒欲严禁之。桓谭请“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以雇山赎罪”。魏武帝平冀州，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三国志·本纪》建安十年。文帝黄初四年，诏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其法似失之峻，盖欲以一切止之也。《魏律》：贼门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见《晋书·刑法志》。似颇能剂其平也。
【注释】
(1)政体：皇帝之别。
(2)政体：国非人君私有之义，汉世尚明。
(3)封建：秦末六国欲复为国。
(4)封建：独有天下之想，非汉初所能有。
(5)封建：王莽封建去王名为正。
(6)封建：秦汉妇人亦有封爵，魏乃罢。
(7)封建：宦者之封。
(8)封建：非刘氏不王之制之破。
(9)封建：七大夫，公乘，有望田宅而不敢得者，安得有封邑。爵不得过公乘者，得贳与子若同产。
(10)封律：列侯有国，汉初犹有君民之实。
(11)封建：论户邑不论国土，则不治民矣。
(12)封建：封爵递减及不得传后。
(13)封建：级十七万。
(14)封建：众建亲戚以为屏藩之思想，汉末犹存。
(15)职官：相国尊于丞相。
(16)职官：《汉表》云秦官者，指汉所承，非谓其官始于秦。
(17)职官：送故迎新。
(18)职官：大夫为三监，秩卑于方伯，何武、翟方进谓春秋之义，不以卑临尊，改刺为牧非。
(19)封建：汉忌郡守。
(20)职官：汉三老啬夫权大。
(21)
(22)选举：举秀才孝廉自仲舒，本欲求非常之才。
(23)选举：左雄试笺奏家法，黄琼益孝第能从政，即丞相四科也。
(24)政治：文法之治。
(25)选举：射策与对策。射策即今新法考试。
(26)选举：富者乐为掾史。此送迎者所以多，并有送长吏丧者。
(27)选举：汉世訾选。
(28)选举：宦。
(29)选举：减吏见赂及禁锢。
(30)选举：锢。
(31)选举：考课。杜预委任达官恐失其意。
(32)选举：士结党，贤否混淆，九品中正所由立。
(33)选举：乡里官司于善恶，旧有记注。
(34)选举：舍历试，重虚誉，善恶由渚，而时人之见反之，为九品中正所由立。
(35)赋税：古无十五税一事，如淳谓诏复轻典耳。
(36)赋税：汉敛亩钱，乃加赋非加税。
(37)赋税：藁税即曰刍藁，与田租并言，盖颇重。
(38)赋税：刍藁已有征钱者。
(39)赋税：古兵役女子亦与，故算赋女亦出。女亦役。
(40)赋税：汉算颇重。古无赋算。他派尤甚。
(41)赋税：汉赋以贫富，役以善恶、老少为差。
(42)赋税：民苦远役，因而谪发。奴隶、异族。
(43)赋税：汉从戎者，自二十三至五十六，他役不限此。
(44)地权：田海同名租；山泽之税曰假，皆证地非私有。
(45)兵：民兵之废，乃征三边。风气转变非难。中外强弱。
(46)兵：车骑、材官是一。
(47)兵：人人戍边三日，必极古小国之制。
(48)赋役：四爵不更，不与更赋，九乃五大夫，则免兵先他役。
(49)兵：乐从军。
(50)兵：汉作乱多盗库兵。
(51)兵：铁作兵则民间兵多。
(52)阶级：剑客、侠客。
(53)刑法：秦汉法学。
(54)刑法：经义断狱，儒术夺法之席。
(55)刑法：新邦远域，皆有特别法。
(56)刑法：凿颠——黥。
(57)刑法：不至髡，但去耏鬓曰耐。
(58)刑法：钳又加，不钳曰弛刑。
(59)生计：顾山钱月三百。
(60)刑法：文帝并除宫。
(61)刑法：废肉刑诏引书义。缇萦纪念人物。
(62)刑法：议复肉刑者王朗为是。案汉五岁刑。
(63)刑法：诽谤妖言等多复用。
(64)经籍：壁藏。
(65)刑法：郡断不休则诣公府。断罪者。
(66)刑法：汉狱吏自沿一种风气。
(67)刑法：立。
(68)刑法：魏武杖掾属，文帝于殿前杖人。
(69)刑法：贾谊谏侯淮南四子，于淮南心事曲曲传出。七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