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硕公版书
第五章 汉中叶事迹
第一节 汉代社会情形
抚循失职之民，翦灭功臣，辑和外国，削弱同姓诸王，皆所以使秩序不乱，民遂其生者也。然仅能维持见状而已，自晚周以来，众共谓当改正之事，未之能改也。此乃天下初定，有所未皇云尔，固非谓其不当改。治安既久，不复乐以故步自封，终必有起而正之者，则汉武帝其人矣。
自晚周以来，众共谓当改正者何事乎？人民之生计其首也。当封建全盛之世，井田之制犹存；工业之大者，皆属官营；商人则公家管理之甚严；除有土之君，食租衣税，富厚与民悬绝外，其余固无大不均。至东周以后，小康之世之遗规，亦且废坠，则大不然矣。董仲舒说武帝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晁错说文帝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皆见《汉书·食货志》。盖自地狭人稠，耕地不给以来，阡陌开而井田之制，稍以破坏，于是私租起而田可卖买。有财势者乘机兼并，乃生所谓田连阡陌之家。至于山林川泽，则初由人君加以封禁，后遂或以赏赐，或取贡税，畀之能事经营之人，于是田以外之土地，亦变公为私矣。文明程度愈高，则分工愈密。《货殖列传》列举末业，微至贩脂、卖酱，犹可以财雄一方，况其大焉者乎？董仲舒对策曰：“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缅怀“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引“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以明之。深訾当时“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之徒，“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汉书》本传。案《汉书·张安世传》，载其“贵为公侯，食邑万户，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即仲舒之所指斥者也。然则封君、地主苞田连阡陌及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者。工商，汉世所谓商人，实兼苞农工业家，如煮盐、开矿、种树皆农业，冶铸实工业是也。以皆自行贩卖，当时通称为商人。竞肆攘夺，平民复何以自存哉？《史记·平准书》述武帝初年富庶情形，见第四章第三节。而继之曰：“当是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暴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夫果人给家足，谁肯为人所兼并？又谁能兼并人？奢俭以相形而见，果其养生送死之奉，无大差殊，论者又何至疾首蹙，群以奢侈为患哉？然则《平准书》之所云，特通计全国之富，有加于前，实非真人给家足。分财不均，富者虽有余于前，贫者之蹙然不可终日如故也。制民之产之规，制节谨度之道，荡然无存，阙焉不讲者，固已久矣。
次于生计者为教化。贾谊上疏陈政事曰：“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耝，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日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败坏，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董仲舒对策曰：“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扦、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此特举其两端，汉人议论，类此者不可悉数。以一切之失，悉归诸秦，固为非是，然当时风气，自有志者观之，蹙然不可终日，则无疑矣。
要而言之，社会有两种：有能以人力控制者，有不然者。立乎今日以观往古，能以人力控制者，盖惟孔子所谓大同之世为然。小康之世，则承其遗绪者也。自小康之治云遥，凡事一任其迁流之所至，遂成为各自为谋，弱肉强食之世界矣。欲正其本，非划除党类（class）不可，此固非汉人所知。而既有党类，即利害相反，而终无以几于郅治，又非汉人之所知也。其争欲以吾欲云云之策，谋改革之方也，亦宜矣。
以上就国内言之也。若言国外，则异民族林立，上焉者宜有以教化之，使之偕进于礼义，下焉者亦宜有以慑服之，使不为我患，此亦当时之人，以为当务之急者也。《史记·律书》曰：“高祖有天下，三边外叛，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历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厄，选蠕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1)今未能销巨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边。”此可见秦皇、汉武之开边，亦非其一人所为也。语曰：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时势造英雄，屡见之矣，英雄造时势，则未之闻。所谓英雄，皆不过为一时风气之所鼓动而已矣。
第二节 儒术之兴
中国自汉以后，儒术盛行，其事实始于武帝，此人人能言之。然武帝非真知儒术之人也。武帝之侈宫室，乐巡游，事四夷，无一不与儒家之道相背。其封禅及起明堂，则惑于神仙家言耳，非行儒家之学也。然儒术卒以武帝之提倡而盛行，何哉？则所谓风气既成，受其鼓动而不自知也。
《汉书·武帝本纪》：建元元年，冬，十二月，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此与后来之立《五经》博士，建元五年。为置弟子元朔五年。同其功。利禄之途，一开一塞，实儒术兴盛之大原因也。(2)而武帝于其元年行之，《赞》所由美其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也。《董仲舒传》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案本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仲舒对策，事在五月，而十一月已举孝廉，则不得云仲舒发之。《通鉴》乃系其事于建元元年，云不知在何时，惟建元元年举贤良著于纪，故系之。又疑纪言是年十一月初举孝廉为误。见《考异》。后人并有谓仲舒对策，实在建元元年者。然《封禅书》谓建元六年窦大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3)《汉书·郊祀志》无此四字，盖为钞胥所删，昔人钞书，随手删节处甚多。自唐以前，《汉书》之传习，较《史记》为广，故其见删节亦较甚。《史》、《汉》相同处，《汉书》辞句，率较（史记》为简由此。后人谓孟坚有意为之，据之以言文字，则大缪矣。古人著书，袭前人处，率皆直录，事有异同，亦不删定，如《汉书·陈胜传》袭《史记》至今血食之文是也。何暇删节虚字邪？则弘之见擢，确在元光元年。纪言弘事不误，其言仲舒事不误可知。云举孝廉自仲舒发之者？盖初特偶行，得仲舒之言，遂为经制，抑本传辞不审谛，要未可据以疑本纪也。武帝即位，年仅十六，逾年改元，则十七耳。虽非昏愚之主，亦未闻其天纵夙成，成童未久，安知隆儒？即卫绾亦未闻其以儒学显，然则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事，其为风气使然，无足疑矣。
魏其、武安之事，见于《史记》本传。曰：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大尉。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大平。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宗室，皆不愿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大后。大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大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大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大尉。《儒林传》：王臧、赵绾尝受《诗》申公，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驷马迎申公，以为大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大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二年请毋奏事东宫，则元年常奏事东宫可知。然则罢黜百家之事，虽谓大后可其奏可也。《儒林传》言大后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大后怒，使入圈击豕。果为五千言之文，固即不说道家，岂得诋为家人言？疑大后所好者实非今《老子》书也。要之大后实无所知，其贼赵绾、王臧，非欲隆道而抑儒，特惑于外家之毁言耳。《五经》博士之立，事在建元五年，大后亦尚未崩，未闻其争不立老子，此大后不疾儒术之证。以本无所知之人，而亦能可罢黜百家之奏，益知儒术之兴，由于时会也。《礼书》曰：“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是后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大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制诏御史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大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乃以大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案《屈原贾生列传》，言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故。绛、灌之属害之。乃不用。然则其初亦有意于用之矣。贾山亦劝文帝定明堂，造大学，见《汉书》本传。《孝文本纪》言：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丞相张苍。推以为今水德始，罢之。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封禅书》曰：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是岁，《封禅书》作明年。新垣平见。《封禅书》云：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十七年，平以诈诛，帝乃怠于改正朔、服色之事。然则文帝且尝颇行之矣。谓其好道家之学，而谢有司之议，实不审之谈也。不特此也，秦始皇之怒侯生、卢生也，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大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兴大平指文学士言。《叔孙通传》云：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伏生亦故秦博士。《儒林传》。然则始皇虽焚书，所用未尝无儒生。盖亦有意于改制度、兴教化之事矣。其任法为治，特因天下初定，欲以立威，使其在位岁久，自以晏然无复可虞，亦未必不能为汉武之所为也。然则法制度，兴教化，乃晚周以来，言治者之公言，自秦始皇至汉文、景，非有所未皇，则谦让而不能就其事耳。至于武帝，则有所不让矣。夫欲法制度，定教化，固非儒家莫能为。故儒术之兴，实时势使然，不特非武帝若魏其、武安之属所能为，并非董仲舒、公孙弘辈所能扶翼也。然武帝终非能知儒术之人也。叔孙通之为汉立朝仪也，征鲁诸生三十余人。有两生不肯行。曰：“礼乐，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今死者未葬，伤者未起。”两生盖谓通将大有所为，不知其仅以折夫拔剑击柱者之气也。礼书》訾通多袭秦故，于官名少所变改；其言孝景，则并晁错之削弱诸侯，亦以为议礼之事；贾生为官名，悉更秦之故；赵缩、王臧亦欲令列侯就国，除关；然则汉儒之言改制者，其所苞盖甚广，非徒改正朔、易服色，无与实际之事而已。今《史记》、《礼书》已亡，武帝之所定者，已不可见，度不过仪文之末。何则？苟有大于此者，节文度数，虽不可得而详，后人必有能言其略者也。《汉书·武帝纪》言大初元年，改历，用夏正，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今观《百官公卿表》，武帝于秦官实少所变改，则其所定者皆琐细不足道可知。当时议者，或欲俟诸大平之后，乃采风俗，定制作；此六字最精。采风俗而后定制作，所谓因人情而为之节文，其所定者，必皆切于民生实用，非如后世之制礼者徒以粉饰视听，民莫之知，而其意亦本不欲民之知之也。或则高谈皇古；盖皆不肯苟焉而已。而武帝则徒欲其速成，虽褊狭有所不恤。其曰汉亦一家之事，非知五帝不袭礼，三皇不沿乐之义，特恶夫高议难成而已。自是以后，所谓礼乐者，遂徒以饰观听，为粉饰升平之具，而于民生日用无与焉，岂不哀哉？《
第三节 武帝事四夷一
自刘敬使匈奴，结和亲之约，冒顿浸骄。孝惠、高后时，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以季布谏而止。孝文三年，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为寇。遣丞相灌婴击之。右贤王走出塞。明年，单于遗汉书。六年，汉亦报以书。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文帝复遣宗室女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之。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因降单于，教之猾夏。十四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在今甘肃固原县南。候骑至雍甘泉。雍，汉县，在今陕西凤翔县南。甘泉，宫名。汉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又发车骑，使五将军往击之。单于留塞内月余。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掠人民畜产甚众。汉患之。使使遗之书。单于亦使报谢。后二年，复和亲。明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中行说复事之。后六年，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汉发三将军屯北地，郡名。治马领，今甘肃环县。代屯句注，即雁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北。赵屯飞狐口，在今察哈尔蔚县南。缘边坚守以备之。又置三将军屯长安西，数月乃罢。文帝崩，景帝立，赵王遂阴使匈奴。汉围破赵，匈奴亦止。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公主如故约。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以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元光二年，雁门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上召问公卿。恢请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不可。上从恢议。使壹亡入匈奴，阳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单于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武州，汉县，今山西左云县。未至马邑，觉汉谋，引还。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然尚乐关市，耆汉财物。汉亦关市不绝以中之。元光六年，汉始出兵击匈奴。自此至征和三年，凡四十年，汉与匈奴屡构兵，而其中大有关系者凡三役：（一）元朔二年，卫青取河南地，筑朔方，汉郡，今鄂尔多斯左翼后旗。复缮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四年，军臣单于死，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军臣大子于单亡降汉，汉封为陟安侯，数月死。时右贤王怨汉，数寇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五年，卫青出朔方，夜围右贤王，右贤王脱身走。于是河南之势固，秦中之患息，而廓清幕南之基，且于是立矣。（二）元狩二年，昆邪王杀休屠王降汉。《地理志》：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汉减北地以西戍卒半，以其地为武威、今甘肃武威县。酒泉郡。今甘肃高台县。后又置张掖、今甘肃张掖县。敦煌郡，今甘肃敦煌县。徙民以实之。据《本纪》，张掖、敦煌之分，事在元鼎六年。《地理志》则武威，大初四年开。张掖、酒泉，大初元年开。敦煌，后元年分酒泉置。而汉通西域之道开，羌、胡之交关绝矣。（三）为元狩四年卫、霍之大举。先是胡小王赵信降汉，汉封为翁侯。后复为匈奴所得，单于以为自次王，以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疲汉兵，徼极而取之。单于从其计。是年，汉谋，以为信为单于计，居幕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粟马，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令卫青、霍去病中分军。青出定襄，汉郡，治成乐，今绥远和林格尔县。去病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幕北。与青接战，一日，弗能与，遁走。青北至阗颜山赵信城。去病出代二千余里，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瀚海而还。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汉县，今甘肃永登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言抵匈奴旧竟更北进。然是役也，汉士卒物故亦万数，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矣。是武帝时兵威之极也。元鼎三年，伊稚斜单于死，子乌维立。汉方南诛两越，不击匈奴，匈奴亦不入边。元封元年，武帝亲巡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使郭吉风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单于能，即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苦寒无水草之地？毋为也。”单于怒，留吉，而终不肯为寇于汉边，数使使好辞甘言求和亲。然汉使杨信说单于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大子为质于汉。”而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尝遣公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今乃欲反古，令吾大子为质，无几矣。”则尚崛强，未肯臣服也。元封六年，乌维单于死，子詹师卢立。年少，号为儿单于。《史记》云：“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案《史记》前言，匈奴“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元帝时侯应议罢边备塞吏卒曰：“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则《史记》初所述者，盖冒顿时疆域，自武帝出兵讨伐，乃渐徙而西北也。儿单于年少，好杀伐，国中不安。左大都尉欲杀单于降，求援应。大初元年，汉为筑受降城。在今乌喇特旗北界。犹以为远。二年，使赵破奴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破奴军亦没。三年，单于死，子少，匈奴立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呴犁湖。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五原，汉郡，见第二章第二节。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又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行坏光禄所筑。又入酒泉、张掖。冬，单于死，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四年，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百世之仇，《春秋》大之。”然天汉二年、四年，数道出兵，均不甚利。大始元年，且鞮侯单于死，长子左贤王立，为狐鹿姑单于。征和三年，李广利等复大出。会广利妻子坐巫蛊收，欲深入要功，其下谋共执广利，广利乃还。为单于所遮，军败，广利降。是役也，汉失大将，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后三岁而武帝崩。
第四节 武帝事四夷二
西域二字，义有广狭。《汉书》云：“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今塔里木河。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两关俱属汉龙勒县，在今甘肃敦煌县西。西则限以葱岭”，此为西域之初疆，实指今之天山南路言之。其后使译所及益广，而亦概称为西域，则西域之版图式廓矣。历代所谓西域，率随其交通所至而名之，其境界初无一定也。《汉书》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后稍分至五十余。师古曰：司马彪《续汉书》曰：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国也。今表其境界、道里及户口、胜兵之数如下。(4)除大月氏、康居、大宛、乌孙为葱岭西之大国外，口数逾万者，仅鄯善、拘弥、于阗、西夜、难兜、莎车、疏勒、姑墨、龟兹、焉耆十国，小者乃不盈千。盖多处山谷之间，或在沙漠中之泉地，故其形势如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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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原文在左栏“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后，据文意移此。——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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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国民族，可分数派。《汉书》云：“西夜与胡异，其种类氐、羌，行国。”又云：“蒲犁及依耐、无雷，皆西夜类也。”又云：“无雷俗与子合同。”《后书》又有德若，云：“与子合相类，其俗皆同。”又有移支，“居蒲类地，被发，随畜逐水草”。盖皆氐、羌之类，缘南山而西出者也。《汉书》云：乌孙本塞地。“昔匈奴破大月氏，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往往分散为数国。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穆天子传》为魏、晋后伪书，所述皆汉以后情形已见《先秦史》第八章第八节。此书于地名、器物，皆着之曰西膜之所谓某某，足见西膜为西方一大族。西膜与塞疑即一语，或白种中之塞米族（Semites）耶？又乌孙，颜师古《注》云：“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称猴者，本其种也。”近日史家，皆谓乌孙与坚昆同种。昆即唐时之黠戛斯，元时之吉利吉思，今之哈萨克。黠戛斯，《唐书》固明言其“赤发、晳面、绿瞳”也。近年英、俄、法、德诸考古家，在新疆发见古书，有与印度欧罗巴语类者，以其得之之地名之曰焉耆语、龟兹语。焉耆语行于天山之北，龟兹语行于天山之南。颇疑龟兹语为塞种语，焉耆语为乌孙等游牧民语也。西史家谓西域人称希腊为伊耶安（Yavanas），为耶而坚宛（Ionian）转音，故大宛实为希腊人东方殖民地。安息即西史之泊提亚（Paltnia），大夏则巴克特利亚（Bactlia），皆亚历山大死后东方分裂所生之新国。安息犹率其游牧之俗，大夏文化，则酷类希腊焉。故汉通西域，实为东西洋文化交通之始也。《史记·大宛列传》云：“自宛以西至安息，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汉书·西域传》作“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可以知其种族矣。然玉门、阳关以西，亦非遂无华人。《汉书》曰：“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有异乃记云。”今观其书，记者少，不记者多，则诸国之俗，实与汉大同。案《管子揆度》，“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何秋涛谓禺氏即月氏。日本桑原骘藏言：月氏据甘肃，故天山南路之玉，经其地而入中国，玉门之名，或亦因此而得，见所著《张骞西征考》，杨炼译，商务印书馆本。说颇有理。人民移殖，率在国家开拓之先。汉朝未知西域及西南夷，(5)而枸酱、竹杖，即已远届其地，此其明证。然则谓汉世天山南路多有华人，必非附会之谈也。至于后世，胡人益盛，汉族稍微，则因道里有远近之殊，移居有多少之异。犹之朝鲜之地，自汉以降，貉族转多，然不能谓《方言》所载，北燕、朝鲜之间，言语皆同，及《后书》辰韩言语，有似秦人为虚语也。《魏书·西域于阗传》云：“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皆深目高鼻。惟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大唐西域记》亦谓于阗之语，与他国不同。今考古学家谓于阗东之克里雅人，体格多似黄人。掘地所得陶象及雕刻、壁画，面貌亦与黄人相似，古书非印度、伊兰、突厥语，而与西藏语相类，断其人来自藏地，此则不知汉时已然否耳。
汉通西域，起于武帝之欲攻匈奴，而成于武帝之侈心。初，敦煌、祁连间有行国曰月氏。匈奴西边，又有小国曰乌孙。《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曰：“乌孙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西域传》同，而夺祁连二字。月氏为冒顿所破。老上单于又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史记·大宛列传》：建元中，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匈奴列传》：孝文帝三年，老上单于遗汉书曰：“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匈奴之破月氏、乌孙，定西域，当在此时。
(6)窃疑乌孙难兜靡，亦实为匈奴所杀，《汉书》云为大月氏所杀，乃因乌孙攻逐月氏而附会也。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在乌秅西。大月氏居其地。乌孙昆莫难兜靡，或云为匈奴所杀，《史记·大宛列传》。或云为大月氏所杀。《汉书·张骞传》。其子猎骄靡，仍属匈奴。自请于单于，西攻破月氏。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妫水，今阿母河。而乌孙稍强，亦不复肯朝事匈奴，取羁属而已。建元中，匈奴降者言月氏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因欲通使，而时匈奴右方居盐泽，今罗布泊。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汉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张骞以郎应募。为匈奴所得。留十余年，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为发道译抵康居，传致大月氏。时月氏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元朔三年军臣单于。左谷蠡王攻其大子自立，国内乱，骞乃得亡归。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7)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焚，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巂、昆明，终莫得通。参看第七节。然传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武帝是时，盖动于侈心，绝非攻胡之初志矣。及浑邪王降，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其后二年，汉又击走单于于幕北。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请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骞既至乌孙，谕指。乌孙昆莫猎骄靡。有十余子，中子大禄强，善将。大禄兄为大子，有子曰岑娶。《汉书》作岑诹，官名：名军须靡。大子蚤死，谓昆莫曰：“必以岑娶为大子。”昆莫哀而许之。大禄怒，畔，谋攻岑娶及昆莫。昆莫予岑娶万余骑，令别居。国分为三，不能专制。又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又近之。其大臣皆不欲徙。但发通译送骞还。而骞所分遣使通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扜罙及诸旁国者，后颇与其人俱来，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匈奴闻汉通乌孙，怒，欲击之。乌孙乃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女。元封中，乃遣江都王建见第四章第六节。女细君为公主，妻昆莫。昆莫年老，又使岑娶尚公主云。时汉筑令居以西，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元封三年，武帝遣恢佐赵破奴虏楼兰王，遂破姑师。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天子好宛马，使从者言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天子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不肯与。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大初元年，．汉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以往，伐宛。当道诸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比至郁成，士不过数千，皆饥疲。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引还，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天子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惧，因留敦煌。天子案言伐宛尤不便者。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兵到者三万人。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宛贵人杀其王毋寡。汉立贵人善汉者昧蔡为王。别将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康居出以与汉。贰师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时为大初四年。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屠，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使赂遗以填抚之。自伐大宛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李广利传》注：轮台，国名。今新疆轮台县。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外国使者焉。天汉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勿令得遮重合侯道。诸国共围车师。车师王降。于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遣卒田轮台以东。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诸国，辅乌孙。时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云。
第五节 武帝事四夷三
羌为亚洲中央一大族。在汉世可考见者，凡分三支：一在西域，已见上节。一在今甘肃、四川、云南等省，见第七节。其为患最深者，则居河、湟间之一支也。河、湟间之羌，缘起见《后汉书·西羌传》，曰：“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注》：“《续汉书》曰：遂俱亡入河、湟间。今此言三河，即黄河、赐支河、湟河也。”丁谦《考证》云：赐支河，即《水经注》浩亹河，今名大通河，湟河在大通河南。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䝠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广汉，郡名。前汉治梓潼，今四川梓潼县。后汉治雒，今四川广汉县。余见第七节。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始矣。”又云：“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惟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惟钟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氂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所言爰剑之事，虽不足信，然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之羌，共为一族，则较然可知矣。《后书》又云：忍子研豪健，羌中号其后为研种，武帝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今甘肃临洮县。遂围袍罕。今甘肃临夏县。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汉书·武帝纪》，事在元鼎五年，安故作故安，误。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案羌之为患，皆因据有河、湟，武帝时逐出之，而徙民以实河西，规模颇远，惜乎后世之不克负荷也。
第六节 武帝事四夷四
中国文化，传播于四方者，以东方为最盛。东方诸国，渐染中国文化最深者，莫如朝鲜。其所由然，实以其久隶中国为郡县故，而首郡县朝鲜者，(8)则汉武帝也。《史记·朝鲜列传》云：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坝水为界。坝水，今大同江。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水，居秦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当在汉江流域。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大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以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元封二年，汉使涉何诱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临水，使御刺杀送何者。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袭攻杀何。天子募罪人击朝鲜。杨仆从齐浮渤海，荀彘出辽东。两将乖异。使济南大守公孙遂往政之。遂使彘执仆，并其军。三年，夏，朝鲜尼豁相参杀右渠降，遂定朝鲜，以其地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莵四郡。案《后汉书·东夷传》云：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三国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云：周衰，燕自称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此之字疑衍。不攻。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潘汗为界。汉辽东郡有番汗县，沛水所出，疑即故满潘汗地。沛水今清川江。朝鲜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案此当谓不肯诣辽东，非谓不入朝咸阳也。否死，子准立，二十余年，案自秦并天下至陈、项起，尚不及二十余年，自蒙恬筑长城起计，更无论矣。疑此四字系准在位年数，自其立至为卫满所灭，二十余年也。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及汉以卢绾为燕王，朝鲜与燕界于溴水。溴，之误。及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为胡服，东渡溴水，诣准降。说准求居西界。准信宠之，封之百里，令守西边。满诱亡，党众稍多。乃诈遣人告准，言汉兵十道至，求入宿卫。遂还攻准。准与满战，不敌也。《志》云：侯淮既僭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其左右宫人去，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后绝灭，今韩人犹有奉其祭祀者。淮即准，盖《国志》字误也。《志》又云：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者，古之辰国。《后书》云：马韩五十四国，辰韩十有二国，弁辰亦十有二国，凡七十八国，皆古之辰国也。《史记》之真番旁众国，《汉书》作真番辰国，疑当作真番旁辰国，《汉书》夺旁字，《史记》则浅人億改也。三韩分立以前，辰为一统之国。准所攻破者即此。是时辰国之王，当为马韩人，故《后书》言“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又云：“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也。然则欲入见天子者，正箕子之后矣。此卫氏所由忌而阻阏之与？乐浪，今朝鲜平安南道及黄海、京畿二道地。临屯为江原道地。玄莵为咸镜南道。真番跨鸭绿江上流。《后书》云：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莵，玄莵复徙居高句骊。县名。自单单大岭以东，沃沮、濊貉，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岭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沃沮传》云：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莵郡，后为夷貉所侵，徙郡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则沃沮初系玄莵郡治。单单大岭，当系纵贯半岛之山。《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东夷葳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至三年乃罢，当即岭东之貉也。《史记·平准书》：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汉书·食货志》作彭吴穿貉、朝鲜，置沧海郡。当系《史记》误。元朔时，朝鲜尚未灭也。
第七节 武帝事四夷五
川、滇、粤、桂之开辟，战国时启其端，秦始皇继其后，汉武帝成其功。今日内地十八省之规模，实略定于武帝时也。
赵佗，真定人。今河北正定县。秦时为南海龙川令。今广东龙川县。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被佗书行尉事。佗即绝道，据兵自守，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史记》云：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则其初王当在高帝五年。高帝十一年，遣陆贾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9)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文帝使陆贾赐佗书。佗为书谢，去帝制。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然其居国中窃如故号。至武帝建元四年，《史记》此处有卒字，《汉书》无，无之者是也。《史记》言南越王五世，则佗之子亦当为王，盖佗卒子继，失其年代故不记。《史记》之卒字，乃后人妄补也。佗孙胡为南越王，三年，而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
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皆勾践后。秦并天下，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诸侯叛秦，无诸、摇率越归吴芮。汉击项籍，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今福建闽侯县。孝惠三年，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永嘉县。世俗号曰东瓯王。吴王濞大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使人告急。天子遣庄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引兵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间。《集解》：徐广曰：《年表》曰：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汉庐江，今安徽庐江县。六年，闽越击南越。南越以闻。上遣王恢出豫章，韩安国出会稽。兵未逾岭，闽越王弟余善杀王以降。乃立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南越遣大子婴齐入宿卫。余善威行国中，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因立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后十余岁，南越王胡薨谥为文王。婴齐嗣立。婴齐在长安时，娶邯郸摎氏女，生子兴。及即位，上书请立摎氏女为后，兴为嗣，遣子次公入宿卫。婴齐薨谥为明王。兴代立，其母为大后。大后自未为婴齐姬时，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元鼎四年，汉使少季往谕王、王大后入朝。大后复私焉。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大后。大后恐乱作，亦欲倚汉威，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天子许之。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得众心愈于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王弗听，有畔心。王、王大后置酒，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使者狐疑，莫敢发。天子遣韩千秋与王大后弟摎乐将二千人往。入越境，嘉遂反。攻杀王、王大后及汉使者。立明王长男越妻子建德。击千秋等，灭之。天子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元鼎五年，秋，路博德出桂阳，今湖南郴县。下汇水。《汉书》作湟水。杨仆出豫章，下横浦。《汉书·武帝本纪》作下浈水。故归义越侯二人出零陵，今湖南零陵县。或下漓水，或抵苍梧。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六年冬，仆、博德先后至，番禺降。嘉、建德亡入海，得之。以其地为儋耳、今广东儋县。珠厓、今广东琼山县。南海、今广东南海县。苍梧、今广西苍梧县。郁林、今广西贵县。合浦、今广东合浦县。交阯、今越南河内。九真、今越南清华。日南今越南又安。九郡。
南越之反也，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杨仆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今广东揭阳县。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仆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以士卒劳倦，罢兵，令诸校留屯豫章、梅岭待命。《集解》：徐广曰：在会稽界。《正义》引《括地志》云在虔化县东北百二十里。虔化，今江西宁都县。余善闻之，遂反。入白沙、武林、《集解》：徐广曰：在豫章界。《索隐》：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阳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沙东南八十里有武阳亭，亭东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案白沙，地在今江西鄱阳县西。武林，在今江西余干县东北。梅岭，杀汉三都尉。天子遣韩说出句章，汉县，今浙江慈谿县。浮海从东方往。杨仆出武林。王温舒出梅岭。越侯出若邪、《汉书》作如邪，《索隐》：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阙。《正义》云：越州有若耶山、若耶溪。越州，今浙江绍兴县。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故越衍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谕余善。反攻越军，及故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谋，俱杀余善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史记·西南夷列传》云：“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今贵州桐梓县。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今云南昆明县。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今西康西昌县。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未详。以东，北至叶榆，泽名，今洱海。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移徙。亡常处，亡君长。地方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今西康天全县。笮都，今西康汉源县。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今四川茂县。其俗或土著，或移徙。自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今甘肃成县。皆氐类也。”夜郎、滇、邛都之属为濮，在黔江、金沙江流域。巂、昆明为羌，参看第五节。在今澜沧江流域。徙、笮都、冉駹之属杂氐、羌，在今岷江大渡河流域。白马则嘉陵江上游之氐也。庄踽王滇，秦时略通五尺道，已见第二章第二节及《先秦史》第十章第一节。《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言邛、笮、冉駹近蜀，(10)道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此事《史记·西南夷传》不载。然云“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则秦时置郡县与否，虽无确据，而巴、蜀与邛、笮、冉駹之有交往则审矣。武帝建元六年，王恢击东越，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江。”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以浮船牁江出不意，为制越一奇。乃拜蒙为中郎将，从巴属窄关入，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邛、笮可置郡，使以中郎将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司马相如列传》：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斯榆。《索隐》云：“《益部耆旧传》谓之斯叟。《华阳国志》云邛都县有四部，斯叟是也。”沫水，今大渡河。若水，今雅砻江。零关道，《汉书》作灵山道，盖关以山名。《地理志》：越巂有灵关道。孙水，今安宁河。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键为自保就。及元狩元年，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曰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又无害。于是使间出西乃留，为求道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汉书》作当羌。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参看第四节。及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反。今贵州平越县。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索隐》即且兰也。案《汉书》作且兰。头兰，尝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郡。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又以邛都为越巂郡，笮都为沈黎郡，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牁牁牂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旄牛在今西康汉源县南。青衣在今西康雅安县北。冉駹为汶山郡，宣帝地节三年，并蜀，为北部都尉。白马为武都郡。使风谕滇王入朝。未肯听。而其旁东北劳浸、《汉书》作劳深。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滇举国降。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第八节 论武帝用兵得失
汉武帝东征西讨，所开拓者颇广，后世盛时之疆域，于此已略具规模，读史者或称道之。(11)然汉人之议论，则于武帝多致讥评。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令列侯、二千石、博士议，夏侯胜即言武帝无功德于民，不宜为立庙乐，见《汉书》本传。《史记·大宛列传》之叙事，《汉书·西域传赞》之议论，于武帝皆深致讥焉。而《汉书·武五子传赞》，言之尤痛。何哉？予谓是时之开拓，乃中国之国力为之，即微武帝，亦必有起而收其功者，而武帝轻举寡虑，喜怒任情，用人以私，使中国之国力，为之大耗，实功不掩其罪也。汉世大敌，莫如匈奴。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已见第四章第三节。又是时匈奴，殊无民族意识。试观军臣单于以嗜汉物，几堕马邑之权，然仍乐关市可知。中行说教单于曰：“匈奴人众，不过当汉之一郡，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十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㫋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此真忠于为匈奴谋者也。与贾生三表、五饵之策，可谓若合符节。贾生五饵之策，欲以车服坏其目，饮食坏其口，音声坏其耳，宫室坏其腹，荣宠坏其心《见新书》非处士之大言，其效诚有可期者也。使武帝而有深谋远虑，当时之匈奴，实可不大烦兵力而服。即谓不然，而征伐之际，能多用信臣宿将，其所耗费，必可大减，而所成就，反将远胜，此无可疑者也。《史记》言卫青仅以和柔自媚于上。《史记》中称卫青之美者，仅《淮南王传》中伍被之辞，此乃被求免之供辞，抑真出于被与否，犹未可知也。而世竟有据之以称卫青而诋公孙弘者，真瞽矇之不若矣。霍去病则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大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类此。此等人可以为将乎？较之李广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者何如？李广利之再征大宛也，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马三万匹，军还，入玉门万余人，马千余匹而已。史言后行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其不恤士卒，亦去病之类也。天子尝欲教去病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此去病不学无术之明征，亦汉武以三军之众，轻授诸不知兵法之将之铁证。世顾或以是为美谈，此真势利小人之见。世多以成败论人，其弊遂中于读史，皆由势利之见，先有以累其心也。彼卫、霍之所以制胜者，乃由其所将常选，而诸宿将所将，常不逮之耳，史又称去病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乏绝也。不败由天幸，信然。敢深入，适见其不知兵法也。非其能也。汉去封建之世近，士好冒险以立功名；不知义理，徒为愚忠；皆与后世绝异。
(12)即以李广之事论之。广与程不识，俱为边郡名将，匈奴畏之久矣。又尝俱为卫尉，天子知其能亦久矣。征胡而择大将，非广、不识辈而谁？乃汉武之所任者，始则卫、霍，后则李广利也。以淑房之亲，加诸功臣宿将之上，不亦令战士短气矣乎？卫青父郑季，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媪通，生青，冒卫氏。卫媪长女君孺，为大仆公孙贺妻。次女少儿，先与霍仲孺通，生去病。后为詹事陈掌妻。次女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武帝，元朔元年，有男，立为皇后。先是武帝陈皇后，大长公主女也。大长公主闻子夫幸有身，使人捕青，欲杀之。公孙敖时为骑郎，与壮士往篡之，得不死。其后青之徙李广部，亦以敖新失侯，欲与俱当单于也。公孙贺从青将，有功，封侯，后遂为相。陈掌，武帝亦召贵之。广利，李夫人兄。元狩四年之役，武帝本令去病当单于，故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焉。至于卫青，任之本不甚重。《史记·李将军列传》云：“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此非实录。既以为老弗许矣，岂又以为前部乎？“及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在，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此实显违上令。其云“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乃诬罔之辞。上既不令青当单于，又自以广为前将军，安得有此言乎？广既失道，青又逼迫令自杀，违旨而贼重臣，其罪大矣，天子弗能正。广子敢，怨青之恨其父，击伤之，青匿讳之，盖其事实有不堪宣露者，而去病又射杀敢。上乃为讳，云鹿触杀之。尚不如郑庄公之于颍考叔，能令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贼之者也，可以持刑政乎？李氏之于卫、霍，盖有不共戴天之仇二焉。纵不敢以此怨怼其君，亦不足为之尽力矣，而陵广子当户之子。犹愿以步卒五千，为涉单于庭，既败，司马迁推言陵之功，则以为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之腐刑。所终始右护者，琐琐姻娅而已，而又收族陵家，此真所谓淫刑以逞，视臣如草芥者。无为戎首，不亦宜乎？而司马迁犹惜陵生降其家声；陇西士大夫，犹以李氏为愧。专制之世，士大夫之见解，固非吾侪小人所能忖度矣。李陵之降，为欲得当以报于汉，此百世之下所可共信者也。收族其家，君臣之义绝矣，虽欲为汉，恶可得乎？然其在匈奴，尊宠不如卫律，则陵终未肯为匈奴谋汉也。其于武帝，优于子胥之于平王远矣。真为匈奴谋汉者卫律，李延年所荐也，延年，李夫人之兄也。得此等将帅而用之，所费士马如此，而匈奴犹终武帝之世不能平，可谓能用兵乎？以上所引，见《史记·李将军、卫将军、骠骑将军》、《汉书·李广、苏建、司马迁传》。
《史记·大宛列传》曰：“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以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汉之求善马于宛，宛私计曰：“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可见被祸者之众。盖其所遣者皆无赖之徒，楼兰、车师、大宛之衅，未必非此辈启之。《大宛列传》又云：“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汉书·西域传》云：“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其实初苦汉而后不然者，事久则习而安之；亦或汉使屡见苦，后稍敛迹；非必畏汉兵威也。不然，匈奴之兵威，亦曷尝能真及西域？自乌孙尚中立不肯朝会，况于西至安息哉？
“张骞之再使西域也，所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其后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持，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此可见事积久，则必渐近常轨，汉使之稍益敛迹，亦此理也。然“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其所耗费，已不赀矣。西域之来也，汉武“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幻者之工，而觳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此其所为，与隋炀帝亦何以异？获保首领，没于五柞，岂不幸哉？此段所引，亦见《大宛列传》。
第九节 武帝求神仙
汉武帝之举事也，好大喜功，而不顾其后。在位时，除事四夷为一大耗费外，又遭河决之患，元光三年至元封二年乃塞。开漕渠，《平准书》：番系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事移民，《平准书》：山东被水灾，民饥乏，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与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费以亿计。《集解》：臣瓒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皆所费无艺，而其尤亡谓者，则事祠祭，求神仙也。古代迷信本深。秦、汉统一，各地方之迷信，皆集于京都，故其为害尤甚。参看第二十章第―节。武帝初所惑者为神君。神君者，长陵女子，长陵，汉县，在今陕西咸阳县东北。以乳死，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帝求，舍之上林中蹶氏观。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居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亳人谬忌奏祠大一方。天神贵者大一，大一佐曰五帝。天子令大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其后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大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令大祝领，祠之于忌泰一坛上，后人复有上书，言祠黄帝、冥羊、马行、大一、泽山君、地长、武夷君、阴阳使者，令祠官领之，而祠大一于其大一坛旁。此据《封禅书》。泽山君，徐广曰：泽一作皋。《孝武帝本纪》作皋山山君，《汉书·郊祀志》作皋山山君，无地长二字。元狩二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拜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曰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大一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于是诛文成，隐之。其后则又作柏梁、台名，据《汉书·武帝本纪》，事在元鼎二年。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明年，天子病鼎湖甚。《索隐》：《三辅黄图》云：鼎湖宫名，在蓝田。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集解》：韦昭曰：即病巫之神。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寿宫神君。盖置寿宫以奉神君也。《封禅书》置下有酒字，似非。《孝武本纪》、《汉书·郊祀志》皆无，神君最贵者曰大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元鼎四年，立后土祠汾阴脽上。汾阴，汉县，今山西荣河县。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遂至荥阳而还。是岁，天子始巡郡县，侵寻于泰山矣。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栾大者，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拜为五利将军。又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封乐通侯，以卫长公主妻之。卫大子姊。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言为天子道天神。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以示不臣。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其后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谥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雅后土营旁，掊地得鼎。言吏。吏告河东大守胜，胜以闻。使迎至甘泉。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大一之佐也，宜立大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朐，即冤句，汉县，今山东菏泽县。问于鬼叟区。鬼叟区对曰：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说，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孝武本纪》作申功。申公，齐人也，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惟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于是拜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大室。上遂郊雍。至陇西，登空桐，在今甘肃山岷县。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大一祠坛。十一月甲子朔旦昧爽，天子始郊拜大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大一，如雍礼。元鼎五年。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仇。上乃诛五利。其冬，元鼎六年。公孙卿候神河南，见仙人迹缑氏城上，云有物若雉，往来城上。缑氏，汉县，在今河南偃师县南。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馆、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元封元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集解》：徐广曰：古释字作泽。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泽兵须如。《集解》：徐广曰：须一作凉，案《汉书·郊祀志》作凉。李奇曰：地名。三月，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大室。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二曰地主，祠大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四时主，祠琅邪。八曰神莫知起时，秦始皇东游即祠之，见《封禅书》。东平陆，汉县，今山东汶上县，地接寿张，寿张，蚩尤冢所在也。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尝先行候名山。至东莱，汉郡，治掖，今山东掖县。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即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四月，还至奉高。汉县，今山东泰安县。封泰山，禅肃然。泰山下趾东北。既无风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返甘泉。《郊祀志》云：周万八千里。二年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之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谩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氏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四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徐广曰：在扶风汧县。案汧，今陕西陇县。巡之。春，至鸣泽。服虔曰：在琢郡遒县界。案遒，今河北涞水县。从西河归。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汉潜县，今安徽霍山县。浮江，自寻阳出枞阳。汉寻阳县，在今湖北黄梅县界。枞阳县，今安徽桐城县。过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元封二年。及五年修封，则祠大一五帝于明堂，以高祖配。大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柏梁。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山名，在泰山下。祠后土，临渤海，将以望祠蓬莱之属，冀至殊庭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勇之曰：“越俗有火栽，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夏，汉改历。
(13)以正月为岁首，而色尚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三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夏，遂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禅，祠石闾。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闾也，故上亲禅焉。天汉三年，复至泰山修封。还过祭常山。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东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又祠神人于交门烖宫。在琅邪，大始三年、四年。后五年，复修封于泰山。东游东莱，临大海。征和四年。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迹为解，无其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以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案武帝之崇儒，在其即位之初，而封泰山乃在其后三十年，改正朔，易服色，则又在其后，其非用儒家言可知。武帝盖全惑于方士之言，其封泰山，亦欲以求不死而已。终武帝世，方士之所费，盖十倍于秦始皇，况又益之以事巡游、修宫室邪？武帝当建元三年，即为微行，因此起上林苑，见《汉书·东方朔传》。然在近畿之地，非如后来巡游所至之广也。元狩三年，因习水战，修昆明池，又增甘泉宫馆，见《汉书》本纪、《食货志》及《扬雄传》。又《盐铁论·散不足篇》，言秦始皇览怪迂，信机祥，当此之时，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趣咸阳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于是数巡狩五岳滨海之馆，以求神仙蓬莱之属。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赀佐，贫者筑道旁。其后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顿，不以道理。名宫之旁，庐舍丘落，无生苗立树。百姓离心，怨思者十有半。此托之始皇，实议武帝也。亦可见求神仙与事巡游之关系矣。
第十节 武帝刻剥之政
武帝所事既广，其费用，自非经常岁入所能供，故其时言利之事甚多。虽其初意，抑或在摧抑豪强，然终诛求刻剥之意多，裒多益寡之意少，故终弊余于利，至于民愁盗起也。今略述其事如下：
一管盐铁 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仅、咸阳言：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苏林曰：牢，价值也。如淳曰：牢，廪食也，古者名廪为牢。盆，煮盐器也。敢私铸铁器、煮盐者，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所在县。使仅、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此事在元狩五年。至元封元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管天下盐铁。案盐铁为用至广，故所税之数虽微，而国家已得巨款；又可防豪民之专擅；收归官营，实为良法，故轻重之家，久提唱之。仅、咸阳之管盐铁，亦未尝不以是为言。仅、咸阳言：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然卜式已谓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民买之；而昭帝时贤良文学之对，言其弊尤痛切；见《盐铁论·水旱篇》。综其弊：则苦恶，一也。县官鼓铸，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二也。善恶无所择，三也。吏数不在，器难得，四也。铁官卖器不仇，或颇赋于民，五也。卒徒作不中程，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剧，六也。贤良文学言：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贳。县官得以徒复作修治道桥。今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啖。官私营业，优劣相县如此，此社会革命，所由不易以国家之力行之也。则管盐铁虽有裨国计，而民之受其弊实深矣。
二算缗 公卿言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各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者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汉书·武帝本纪》：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车。元狩四年，初算缗钱。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缗，以其半与之。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往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大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诸官新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案公卿言异时尝算，则此税旧有之，当必沿自战国之世。然其所及不必如是之广。旧法虽恶，民既习之，且有成法可循，新税则异是，而更行之以操切，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史言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业，其祸可谓极烈。卜式言船有算，商者少，物贵，犹其小焉者矣。《后汉书·西域传》：陈忠言武帝算至舟车，赀及六畜。
(14)《注》：六畜无文。案此谓数畜以定其资力，犹后世计物力以定户等，非谓税之也。告缗之法，至桑弘羊领大农后始罢。
三均输 元封元年，桑弘羊领大农。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案古代税收，多取实物。当国小民寡，生事简陋之世，自无所谓利与不利。及夫疆理既恢，所取之物亦杂，则某物取之某处最宜，某物致之某处最便，其中实大有计度。计度得宜，可使民便输将，国饶利益，抑且省漕转之劳，《盐铁论·本议篇》：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案弘羊使郡国各以异时商贾所贩者为赋，其策实极巧妙。商贾所贩，必协事宜，如此，则不待考察，而已知某处之物，致之某处为最便矣。后世理财之家如刘晏等，所长实在于此，此弘羊所谓“均输则民齐劳逸”。又税收之物，官用之不尽者，自可转卖于民，苟其策划得宜，亦可藉以平抑物价，使齐民不受商贾之剥削，此弘羊所谓“均输则民不失职”也。弘羊语，亦见《盐铁论·本议篇》。弘羊之说，皆出古之轻重家言，诚有所本。《汉书·食货志》曰：“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此可见平准为旧有之说，非弘羊所杜撰也。《赞》曰：“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徕。顾古为之有数，吏良而令行，故民赖其利，万国作又。及孝武时，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奸轨弄权，官民俱竭，亡次矣。”自是平情之论。然战国时，大国不过千里，制驭较易，究之轻重家言，亦未有能起而行之者，与儒家井田之说等耳。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之风既渺，而人又非通功易事，无以为生，商人本不易制驭，况弘羊欲行之于一统之世乎？不能抑商贾以利齐民，而徒与商贾争利，盖势所必至矣。然能省漕转之劳，且使国用充裕，则亦不可诬也。弘羊行均输后，史言天子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其款不必尽出均输，然均输之所裨益者必多也。
四酒酤 《汉书·武帝本纪》：天汉三年，初榷酒酤。《盐铁论·轻重篇》：文学言：大夫以心计策国用，参以酒榷，则酒榷亦弘羊所建也。酒榷在当时，盖为利最薄，故昭帝六年，贤良文学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弘羊即与丞相共奏罢酒酤。《盐铁论·盐铁取下篇》云：并罢关内铁官。
五卖爵赎罪 汉沿秦制，爵二十级。初级仅为虚名，必至第九级得免役，乃有实利。故当生计宽裕，民乐荣宠时，赐爵足以歆动人民，而爵亦可以买卖。至政令严急时，则不然矣。武帝令入财若买爵者得试吏补官，及买复者多，则又滥施役使，且令入财者得以赎罪，其坏选法及刑法，实非浅鲜也。《平准书》言：武帝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又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臧罪。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臣瓒引《茂陵中书》武功爵十一级，则级十七万之万为衍字，十七当作十一。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师古曰：五大夫，旧二十等爵之第九级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选以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则先除为吏比于五大夫也。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师古曰：乐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买爵惟得至第八也。以显军功。此事当在元朔六年。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适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汉书》本纪：元狩三年，发谪吏穿昆明池。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征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名日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如淳曰：诸坐博戏事决为徒者，能入钱得补郎。桑弘羊领大农，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天汉二年，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大始二年又行之。《汉书》本纪。
以上皆苛取于民者，其未尝径取于民，而实则害民尤甚者，则为钱法。秦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汉兴，更令民铸荚钱，已见第四章第一节。高后二年，行八铢钱。应劭曰：即半两也。六年，行五分钱。应劭曰：即荚钱也。孝文五年，除盗铸令，更造四铢钱，文亦曰半两。见《汉书·食货志》。当时放铸之弊甚大，贾谊极言之，而文帝不能听。见《食货志》。武帝建元二年二月，行三铢钱。五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见《汉书》本纪。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质而取铬，此从《汉书》。《平准书》作盗摩钱里取镕，非也。如淳曰：“钱一面有文，一面幕，幕为质。民盗摩漫面，而取其铬，以更铸作钱也。”臣瓒曰：“许慎云：，铜屑也。”镕冶器法，非其义。《史记》盖亦本作，传写误为镕，徐广音容，非也。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日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汉书》本纪，事在元狩四年。(15)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汉书》本纪《注》，谓《食货志》此文，与建元元年行三铢钱是一事。然《志》此文在造皮币白金后，《志》文本于《平准书》，《平准书》叙事，固不甚拘年代，然元狩四年，上距建元元年二十有一年，颠倒不应如此之甚。况纪建元五年，已罢三铢行半两矣，而《平准书》下文云：“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请更造五铢”，是造五铢时三铢犹可行使也，亦与纪文不合。疑此事自在元狩四年造皮币白金之后，与本纪建元元年之行三铢钱，实非一事也。或曰：《汉书·武纪》：元狩五年，又云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明铸五铢时方行半两，三铢已罢于建元五年也。然则请铸五铢时，有司何以不言半两之弊，顾咎久罢之三铢乎？予谓元狩四年，虽有销半两铸三铢之议，实未曾行，半两自亦未罢，至明年，乃以有司之请，罢半两而铸五铢也。盗铸诸金钱者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麾取铬。从《汉书》，《史记》作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镕。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无虑皆铸金钱矣。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汉书》作官赤仄，盖夺钟字。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史云是岁张汤死，则事在元鼎二年。其后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集解》：案《汉书·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属官有上林、均输、辨铜令，然则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惟真工大奸，乃盗为之。以上据《平准书》。案汉是时所行，与生计学理颇合，故钱法自此渐定。然民之受其害者，则既不可胜言矣。
武帝所用言利之臣，为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平准书》谓三人言利事析秋豪者也。咸阳，齐之大煮盐，仅，南阳大冶，郑当时言进之。当时以任侠自喜，而好交游，仅、咸阳，盖亦晁错所谓“交通王侯，力过吏势”者。其行事他无可考。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见《史记·平准书》。《盐铁论·贫富篇》：大夫曰：“予结发束脩，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下。”其议论，具见《盐铁论》中。《盐铁论》为桓宽所撰。弘羊治法家之学，称引管、商、申、韩。贤良文学则儒家者流，诵法孔、孟。桓宽亦儒生，必无左袒弘羊之理。然就《盐铁论》所载往复之辞观之，弘羊持理殊胜，知非俗吏徒知搜括者。然其行之终不能无弊，何哉？盖法家之言轻重，意在抑强扶弱。强者谁与？商人是也。弱者谁与？农民是也。当时社会组织，商人实居形势之地，岂如弘羊者所能裁抑？况弘羊所引用者，亦多商人，用商人以裁抑商人，是与虎谋皮也。《张汤传》言：“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又载武帝问汤曰：“吾所为，贾人辄知，益居其骃物，类有以吾谋告之者。”当时官吏商人，狼狈为奸，可以想见。何怪民受其害，而国亦不蒙其利乎？然加赋之所最忌者，为尽取之于农民。盐铁、均输等，究皆取之农民以外。史称其民不益赋而用饶，固不能谓非桑、孔、东郭等之功也。又武帝之事四夷，虽多失策，然攘斥夷狄之计，在当时固不容已。贤良文学欲罢盐铁、酒酤、均输，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亦不能谓其无理也。
《史记·酷吏传》言：张汤承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汤时为御史大夫。则汤亦颇与计政。时又有赵禹，为御史，至中大夫，与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得传相监司。义纵以鹰击毛挚为治。五铢钱白金起，民为奸，京师尤甚。乃以纵为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又有杜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皆见《酷吏传》。当时刻剥之政之所以能行，亦藉法吏左右之也。汉世酷吏，诚多摧抑豪强之意，然一切以武断出之，祸岂能无及于齐民哉？
《酷吏传》又言：自王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白，《汉书》作百。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虑、范生之属。范生，《汉书》作范主。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大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天子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汉书》作坐相连，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集解》：《汉书音义》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寝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泰山群盗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即《酷吏传》所云也。其不至于土崩者亦仅矣。宜乎宣帝欲立武帝庙乐，而夏侯胜讼言距之也。
第十一节 巫蛊之祸
语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之理，不可诬也。汉世迷信本深，武帝纵恣尤甚。事祠祭，求神仙，民脂民膏，为所浪费者，盖不知凡几。而又喜怒任情，刑杀不忌，惑于女谒，而不能守法。恶之既稔，安得不变生骨肉之间，祸起宫廷之内哉？
《左氏》曰：“于文，皿虫为蛊。”昭公元年。又蛊之义为惑。盖物之败坏曰蛊，人之惑乱亦曰蛊。物之败坏，虫实使之，人之惑乱，甚至丧亡，亦必有使之然者，故巫以术贼害人亦曰蛊。蛊之道多端，武帝时所谓巫蛊者，则为祝诅及埋偶人。案《封禅书》言：秦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文帝十三年始除之。《孝文本纪》：二年，上曰：“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汉书·武帝本纪》：天汉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16)文颖曰：“始汉家于道中祠，排祸咎，移之于行人百姓。以其不经，今止之。”师古曰：“文说非也。秘祝移过，文帝久已除之，今此总禁百姓巫觋于道中祠祭者耳。”案师古说是也。《王嘉传》：嘉奏封事，言董贤母病，长安厨给祠具，道中过者皆饮食，盖即所谓祠道中者。然汉家果无祠道中之事，文颖岂得妄说？则以此释《武纪》天汉二年之事非，其言自有所据也。又汉世贵人，以祝诅获罪者甚多，如江都王建后成光，以祝诅弃市，见《汉书·景十三王传》。侯周坐咒诅上要斩，安檀侯福坐祝诅讯未竟病死，平曲节侯曾坐父祝诅上免，皆见《汉书·王子侯表》。可见其时视祝诅之重。至以木偶象人，加害于木偶，谓可祸及所象之人，其由来亦甚古，狸首之射是也。(17)亦见《史记·封禅书》。然汉世此事不多，而《史记·酷吏传》，言匈奴为偶人象郅都，令骑驰射；江充之掘偶人，实与胡巫俱；疑时又来自外国。观秦、晋、梁、荆之巫，立于高祖之世，而武帝又立越巫，则汉代之京师，固华夷迷信之所萃也。
武帝陈皇后，长公主嫖女，父陈晏曾孙午。元光五年废，其废也即以巫蛊，受诛者三百人。卫皇后，字子夫，卫青同母兄也。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史记·曹相国世家》：参曾孙时，尚武帝姊阳信长公主，时袭平阳侯，亦称平阳公主。时，《汉书·卫青传》作寿。元朔元年，生男据，立为皇后。元狩元年，据立为大子，年七岁。至征和二年三十九岁。征和中，武帝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有与无莫敢讼其冤者。时丞相公孙贺夫人君孺，卫皇后姊也。贺相，子敬声代为大仆。骄奢不奉法。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下狱。是时诏捕阳陵朱鄗安世不得，阳陵，汉县，在今陕西咸阳县东。上求之急，贺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上许之。后果得安世。安世，京师大侠也。闻贺欲以赎子罪，笑曰：“丞相祸及宗矣。”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武帝女。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下有司案验。贺父子死狱中，家族。巫蛊由此起。江充者，本名齐，有女弟，嫁赵敬肃王彭祖景帝子。大子丹，齐得幸于敬肃王，为上客。史言彭祖为人，巧佞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每相二千石至，多设疑事，以诈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之，及污以奸利事。立六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齐得幸于彭祖，其非端人可知矣。久之，大子疑齐以己阴私告王，与齐忤，使吏逐捕齐，不得，收系其父兄。按验，皆弃市。齐亡，西入关，更名充，诣阙告大子与同产姊及王后宫奸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天子遣使者捕治，罪至死。久之乃赦出。然竟坐废。充拜为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后从上甘泉，逢大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大子使人谢。充不听，遂白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迁为水衡都尉。久之，坐法免。后上幸甘泉，疾病。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大子所诛，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上以充为使者治。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无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充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大子宫，得桐木人。大子召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劝大子矫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征和二年，七月，大子使客为使者，收捕充等。发长乐宫卫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诏发三辅近县兵，使丞相刘屈氂将。大子亦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驱四市人与丞相战。五日，死者数万人。丞相附兵浸多。大子军败，亡走湖。县名，今河南阌乡县东。皇后自杀。大子匿湖泉鸠里。发觉，吏围捕大子。大子自度不得脱，入室距户自经。大子之亡也，司直田仁部闭城门，坐令大子得出，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丞相释仁。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胜之，胜之自杀。北军使者任安坐受大子节，怀二心，及田仁皆要斩。有功者皆封侯，诸大子宾客出入宫门者皆坐诛。其随大子发兵者，以反法族。已而壶关三老茂壶关。汉县，在今山西长治县东南。上书讼大子：特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请亟罢甲兵，毋令大子久亡。上感悟，而大子已死矣。乃封泉鸠里足蹋开户及趋抱解大子者为侯。久之，巫蛊事多不信。高寝郎田千秋，即车千秋。为相后年老，上优之，朝见，得乘小车入宫中，因号曰车丞相，盖其后以此改氏车。复讼大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上初使助充者苏文焚于横桥上。泉鸠里加兵刃于大子者，初为北地大守，后族灭。其赏罚无章如此。初，侍中仆射莽何罗与江充相善。何罗弟通，用诛大子时力战封重合侯。及充宗族夷灭，何罗兄弟惧及，遂谋为逆。上幸林光宫，何罗袖白刃从东厢上。金日䃅捽胡投何罗殿下，得禽缚之。穷治，皆伏辜。变起萧墙，亦危矣。而武帝遗诏，日䃅及霍光、上官桀，皆以捕反者功封侯。
武帝六子：卫王后生戾大子据。王夫人生齐怀王闳。李姬生燕刺王旦、广陵厉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18)而赵倢伃以大始三年生子弗陵，即昭帝也。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夫人兄也。女为刘屈氂子妻。征和三年，广利出击匈奴。屈氂为祖道。广利曰：“愿君侯早请立昌邑王为大子。”屈氂许诺。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欲令昌邑王为帝。有司奏请按验，罪至大逆不道。诏载屈氂厨车以徇，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贰师妻子亦收。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时齐怀王已前死。元封元年。燕刺王自以次第当立，上书求入宿卫。上怒，下其使狱。后坐臧匿亡命，削三县。武帝由是恶旦。广陵厉王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罴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以上见《汉书·武五子传》。《外戚传》言燕王、广陵王多过失，齐怀王、昌邑哀王蚤薨，故武帝疾病，立昭帝为大子。然昌邑哀王以天汉四年立，十一年薨，实与武帝之崩同年，不得云蚤死。而赵倢伃亦蚤以谴死，则昭帝之立，亦非牵于母爱。盖武帝末年，继嗣之际，事有不可知者矣。《汉书·外戚传》言欲立昭帝，以其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犹与者久之。褚先生补《史记·外戚世家》言：倢伃死后，帝闲居，问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读史者因颂武帝能防患未然，或则议其酷，实皆不察情实之谈。远虑岂武帝所有？褚先生曰：“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便见造作赵倢伃事者，并卫皇后之事，亦不能知，真可发一大噱。褚先生又言：“上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汉书·霍光传》曰：“上察群臣惟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夫光疏贱，武帝即欲托以后事，岂得拟之周公？光与金日䃅、上官桀之以遗诏封侯也，侍卫王莽子男忽侍中，扬语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群儿自相贵耳。”先闻之，切让王莽，莽酖杀忽。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之语，又安知非光等为之邪？然则昭帝之立，果武帝意与否，信不可知矣。
有大臣焉，有小臣焉。大臣者，以安社稷为说者也。小臣则从君之令而已。武帝冢嗣绝，众子疏，以幼子主神器，而临终顾命，仅得一不学无术之人，则其生平予智自雄，言莫予违之习，有以致之也。武帝之疾病也，立昭帝为大子。年八岁。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䃅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光，仲孺子。仲孺通卫媪生去病，吏毕归家，取妇生光。因绝不相闻。去病既壮大，乃自知父为霍仲孺，将光至长安，任为郎。稍迁诸曹侍中。去病死后，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十有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金日䃅者，匈奴休屠王大子。以父不降见杀，没入官，输黄门养马。久之，武帝游宴见马，后宫满侧。日䃅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䃅，独不敢。拜为马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既亲近，未尝有过失，上益信爱之。日䃅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儿。弄儿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䃅适见，遂杀弄儿，弄儿则日䃅长子也。日䃅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纳其女后宫，不敢。上官桀者，少为羽林期门郎。迁未央厩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诚念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大仆。皆小廉曲谨之徒，便辟侧媚之士也。此岂可以托六尺之孤邪？然以武帝之赏罚任情，又好逆诈億不信，其所得人，固不过如此矣，亦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者也。昭帝立，姊鄂邑公主益汤沐邑为长主，共养省中。光领尚书事。政事壹决于光。
燕王旦，与中山哀王昌景帝孙，中山靖王胜子。之子长、齐孝王孙泽结谋。(19)诈言以武帝时受遗诏，得职吏事，修武备。为奸书，言少帝非武帝子，褚先生《补史记》：旦言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天下宜共伐之。使人传行郡国。泽谋归发兵临菑，与燕王俱起。事觉，泽等伏诛。辞连燕王。有诏勿治。而光长女为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相妃，桀因盖主即鄂邑长公主，为盖侯所尚，故又称盖主。纳安女后宫为倢仔。数月，立为皇后。始元四年，时后年六岁。安为票骑将军。光时休沐，辄入代光决事。盖主幸河间丁外人，桀、安为外人求封，光不许。为求光禄大夫，欲令得召见，又不许。盖主大以是怨光。桀、安亦惭。自武帝时，桀已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并为将军，有椒房中宫之重，皇后亲安女，光乃其外祖，而欲专制朝事。由是与光争权，及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伐其功，欲为子弟求官，亦怨恨光。于是盖主、桀、安、弘羊皆与燕王通谋。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愿入宿卫。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从中下其事，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书奏，上不肯下。此据《汉书·霍光传》。传言燕王上书，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称跸，上言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因觉其诈，此非实录。果如所言，诈为燕王书者皆狂痴邪？《光传》言盖主等诈令人为燕王上书，《武五子传》又言王自上书，其说已不仇矣。奏何以不获下，其事不可知也。桀等乃谋令盖主置酒请光，伏兵共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稻田使者燕苍知其谋，以告大司农杨敞。敞素谨，畏事，移病卧，以告谏大夫杜延年。延年以闻。光尽诛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盖主、燕王皆自杀。时元凤元年九月也。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案昭帝初，丞相为车千秋。史称光谓千秋曰：“始与君侯俱受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之，使光毋负天下。”千秋曰：“惟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盖时丞相之权，已移于尚书矣。金日禅，昭帝元年即薨。桀、安、弘羊既死，光引尚书令张安世为右将军、光禄勋以自副。是岁，车千秋卒，王诉代为丞相。明年死，杨敞代之。元平元年死，蔡义代之。敞与义皆故给事大将军幕府者也。义年八十余，行步俛偻，尝两吏扶掖，乃能行。议者讥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颛制者焉。案《外戚传》言上官安罪恶辞多诬。云欲诱征燕王，至，杀之而立桀，尤不近情。然《胡建传》言丁外人骄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人射杀之。客臧公主庐，吏不敢捕。建为渭城令，汉县，即秦咸阳。将吏卒围捕。盖主闻之，与外人、上官将军多从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仆射主家之仆射。劾渭城令游徼伤主家奴。建报无他坐。盖主怒，使人上书告建。光寝其奏。后光病，上官氏代听事，下吏捕建。建自杀。则上官氏之持政，更不如光，此其所以卒败与？然上官桀亦武帝所信爱以为忠者也，又安知霍光之不为上官桀哉？用小廉曲谨便辟侧媚之士者亦危矣。
昭帝在位十三年，以元平元年四月崩。亡嗣。《外戚传》言桀、安宗族既灭，皇后以年少不与谋，亦光外孙，故得不废。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袴，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皇后立十岁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然则昭帝之亡嗣，霍氏为之也。时武帝男独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20)郎有上书，言周大王废大伯立王季，文王废伯邑考立武王，惟在所宜。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光以视丞相敞等，摺郎为九江大守。承皇大后诏，迎立昌邑哀王子贺。六月丙寅，受皇帝玺绶。七月癸酉，又奏皇大后废之。时光徙张安世为车骑将军，与共谋。将废昌邑王，又引故吏大司农田延年为给事中。议既定，乃使延年报丞相敞。敞惊恐，不知所言，汗出浃背。延年起更衣，敞夫人谓敞曰：“君侯不疾应，先事诛矣。”乃与延年参语许诺，及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群臣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延年前离席按剑曰：“今日之议，不得旋踵。有后应者，臣请剑斩之。”乃皆叩头曰：“惟大将军令。”然后延年以没入商贾所豫收方上不祥器物，为富人亡财者所怨，出钱求其罪。御史大夫田广明谓大仆杜延年：“《春秋》之义，以功覆过，当废昌邑王时，非田子宾之言，大事不成。愿以愚言白大将军。”延年言之大将军。而大将军曰：“晓大司农，通往就狱，得公议之。”延年遂自刎死。光之忌刻亦甚矣。史所言昌邑王罪状，皆不足信。《王吉传》：吉为昌邑中尉，王见征，奏书戒王：政事壹听大将军。垂拱南面而已。《张敞传》：为大仆丞，上书谏，以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为过之大者。《光传》：昌邑群臣二百余人悉见杀。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昌邑之所以废可知矣。宣帝立，光稽首归政，而帝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此其所以获安与？
戾大子三男一女：长男史良娣子，号史皇孙。纳王夫人。女，平舆侯嗣子尚焉。大子败，皆遇害。二幼子死于湖。宣帝，王夫人子，号皇曾孙。时生数月，系郡邸狱。丙吉为廷尉监，治巫蛊狱郡邸，哀曾孙之无辜，使女徒复作乳养，私给衣食，视遇甚有恩。巫蛊事连岁不解。至后元二年，武帝疾，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吉拒闭使者，不得入。因遭大赦。吉乃载曾孙送史良娣家。后有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掖庭令张贺，安世兄也。幸于卫大子。大子败，宾客皆诛。安世为贺上书，得下蚕室。贺思顾旧恩，视养甚谨。曾孙壮大，贺欲以女孙妻之。安世怒曰：“曾孙乃卫大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予女事。”贺于是止。《外戚传》。为取暴室啬夫许广汉女，曰平君。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案后元二年，为武帝崩之岁。武帝久悔杀大子，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矣。皇曾孙系郡邸狱，(21)安得久不释？虽寝疾之际，亦安得遂忘之？武帝虽残暴，亦未闻以术士一言，尽杀系囚，况曾孙在其中乎？然则武帝果自知尚有曾孙与否？尽杀中都官狱系囚之命，是否出于武帝？又可疑也。《外戚传》言曾孙数有征怪，贺闻之，为安世道之，称其材美，安世辄绝止，以为少主在上，不宜称述曾孙，光之忌曾孙可知。然昌邑王废，光卒言大后，征立曾孙者？奏记光出于丙吉，吉尝为光长史。《安世传》言天子甚尊惮大将军，内亲安世，心密于光。《光传》言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则安世之不敢称曾孙，特畏慎为求全计，其于曾孙实亲。又《杜延年传》：宣帝与延年中子佗相友善，延年劝光、安世立焉。则为曾孙地道者，皆光心腹也。抑昌邑以亲藩邸旧臣败，光未尝不惩其事，宣帝起匹夫，则无辅之者矣，此其所以始忌之而后卒立之与？
宣帝既立，楚王延寿王戊之死，景帝立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是为文王。传安王道、襄王经、节王纯至延寿。为其后母弟取广陵王女为妻，有反谋。事觉，诛。辞连及广陵王。有诏勿治。后复以祝诅事发自杀。贺废处昌邑，宣帝心忌之。诏山阳大守张敞密警察。敞奏王清狂不惠。上知其不足忌，乃封为海昏侯。海昏，汉县，今江西永修县。后薨，国除。宣帝立六年，地节二年，霍光薨。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云、山皆去病孙。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范明友未央，邓广汉长乐。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光病笃，拜禹为右将军。光薨，既葬，封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宣帝之立也，许平君为倢伃。时霍将军有小女，公卿议更立皇后，皆心仪霍将军女。上乃诏求微时故剑。大臣知旨，白立许倢仔为皇后。明年，后当娠病。女医淳于衍，霍氏所爱，尝入宫侍皇后疾。霍光夫人显谓衍：“今皇后当免身，可因投毒药去也。”衍即捣附子赍入宫。皇后免身后，衍取附子，并合大医大丸，以饮皇后。有顷，曰：“我头岑岑也，药中得毋有毒？”对曰：“无有。”遂加烦懑崩。后人有上书告诸医侍疾无状者，皆收系诏狱。显恐事急，即以状具语光。奏上，光署衍勿论。光女立为后。立三岁而光薨。后一岁，上立许后男为大子。地节三年四月。显怒恚曰：“此乃民间时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为王邪？”教皇后令毒大子。皇后数召大子赐食。阿保辄先尝之。后挟毒不得行。初，车千秋子为洛阳武库令。千秋死，其子自见失父，而河南大守魏相治郡严，恐久获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反。相独恨曰：“大将军闻此令去官，必以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殆矣。”武库令至长安，光果以是责过相。后人有上书告相。大将军用武库令事，下相廷尉狱。久系逾冬，会赦。后复起。相与丙吉善。宣帝即位，征为大司农。迁御史大夫。光薨数月，相因平恩侯许伯许广汉。上封事，言“光死，子复为大将军，大当作右。兄子秉枢机，谓山为禹兄子。昆弟诸婿据权势，在兵官。光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或夜诏门出入。骄奢放纵，恐浸不制，宜有以损夺其权。”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宣帝善之。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霍氏杀许后之谋，始得上闻。韦贤以老病去，本始三年，蔡义薨，贤代为丞相。遂代为丞相。徙光女婿邓广汉、范明友、任胜。中郎将羽林监。复出光姊婿、群孙婿。以禹为大司马，罢其右将军屯兵。张安世亦拜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数月，更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皆属焉。诸领胡、越兵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禹、山、云自见日侵削。显具告以毒杀许皇后，始有邪谋。谋令大后为博平君宣帝外祖母。置酒，召丞相以下，使范明友、邓广汉承大后制引斩之，因废天子而立禹。事发觉，云、山、明友自杀。显、禹、广汉等捕得。禹要斩。显及女昆弟皆弃市。霍后废处昭阳宫。与霍氏相连坐灭者数千家。史言光死后显及禹、云、山等骄侈殊甚，然实非自光死后始。禹故吏任宣谓禹曰：“大将军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冯翊贾胜胡及车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将军意下狱死。使或作史乐成小家子，得幸将军，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冯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奴。视丞相蔑如也。”山亦言：“今丞相用事，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暴扬大将军过失。又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仇之。”光之专权自恣，侵削平民，杜绝言路可见矣。宣帝之除霍氏，匕鬯不惊，盖由禹、云、山等皆庸才，兵权先去之故。其所以能渐去其权，张安世似甚有力，非徒魏相之功也。霍氏诚有取祸之道，然谓禹谋自立，则与谓上官桀欲杀燕王而自立，同一无稽。
(22)即弑许后亦莫须有之事。附子非能杀人，尤不能杀人于俄顷间。宣帝非愚骏者，即视后死不能救，又宁待魏相、许伯而后知之乎？
第十二节 昭宣时政治情形
昭、宣之世，可谓君如赘旒，而刘氏之统绪，亦几于不绝如缕矣。然犹克称为西汉之治世，而四夷宾服，声威且盛于武帝时者？则是时之权臣，虽擅权于上，顾未尝扰及人民；不惟不扰，且颇能与民休息；及至宣帝亲政，又以其旧劳于外，知民生之疾苦，与吏治之得失，颇能综核名实之故也。四夷宾服，乃以其时适直匈奴内乱，此可谓之天幸。国家之盛衰，固亦半由人事，半由运会也。
《汉书·昭帝纪赞》云：“孝昭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繇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焉。今案昭帝之世，宽政之见于本纪者：则罢民共出马。始元四年。又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五年。《食货志》：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景帝纪》：中四年，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孟康曰：旧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令郡国毋敛当年马口钱。元凤二年，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减漕。元凤二年诏云：“前年减漕三百万石。”三年，诏止四年毋漕。减免口赋、更赋。元凤四年，诏毋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元平元年，减口赋钱什三。三辅、大常，得以菽粟当赋。元凤二年、六年。诏有司问贤良文学民所疾苦，因罢榷酤官。始元六年。皆是也：自上官桀等诛，光以刑罚绳下，繇是吏尚严酷。《循吏·黄霸传》。然亦有杜延年，辅之以宽。延年数为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光亦纳焉。则颇能用善言矣。然光究为不学无术之人。《贡禹传》：元帝时，为谏大夫，奏言：“武帝时多取好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23)案文帝霸陵，颇遵节俭。又遗诏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景帝诏所由美其重绝人之世者也。景帝遗诏，亦出宫人归其家，盖犹能守文帝遗法。而光遽违之。作法于贪，害延三世。宦官宫妾之为忠，诒祸可谓烈矣。岂足当总己之任哉？然以大体言之，则固能矫武帝之失矣。
宣帝亦多宽政。见于纪者：如屡免租赋。事振贷。以公田池籞假与贫民。减天下口钱五凤三年。又甘露二年，减口算三十。及盐贾。地节四年。置常平仓以给北边。五凤四年。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繇事。地节四年。皆是也：本纪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循吏传》曰：“孝宣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励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进。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为大守者，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案纪载元康二年诏：戒擅兴繇役，饰厨传，称过使客，以取名誉。(24)三年，以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黄龙元年，以上计簿具文而已，令御史察，疑非实者按之。则帝于吏治，信可谓尽心焉矣。《刑法志》言：“孝武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匹人。事在地节三年。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上常幸宣室，齐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纪载地节四年诏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庚死者所坐县名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元康二年诏：以吏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无繇知。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其于刑狱，亦可谓尽心焉矣。人之昏明，视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处。历代帝王，多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之情伪，一物不知，焉得智？故凡开创之君，兴于草泽；嗣世之主，爰暨小人者；其政事必较清平，事理固然，无足怪也。纪称宣帝“好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此其所以能勤于察吏，宽以驭民与？然帝虽有阅历，而无学问。故能理当时之务，而不能创远大之规。王吉劝其述旧礼，明王制，则见为迂阔。郑昌劝其删定律令，以开后嗣，则不暇修正。见《刑法志》又其天资近于刻薄，故喜柔媚之人，而不能容骨骾之士。其所任者，若魏相、丙吉，实皆规模狭隘，谨饬自守之人；黄霸伤于巧伪；。陈万年则奸佞之流耳。宣帝初以魏相为丞相，丙吉为御史大夫。神爵三年，相薨，吉代为丞相，萧望之为御史大夫。望之后贬，代以黄霸。五凤三年，吉薨，霸为相，杜延年为御史大夫。后于定国代之。甘露三年，霸薨，定国代相，陈万年为御史大夫。魏相颇有才能，然史称其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
(25)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所言，奏请施行之，则仅能弥缝匡救，较之欲大事改革之家，气力已薄。杜延年徒习于事。丙吉则失之宽弛。公府自吉后始不案吏，即其一端。盖其性然也。黄霸为张敞所劾，则《汉书》本传。宣帝所赏治行尤异，见于纪者，一为霸，(26)一为胶东相王成。成之见褒，以流民自占八万余口。史言：“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则成亦巧伪之徒也。萧望之陈义较高，帝疑其意轻丙吉罢，此乃以私意进退人。陈万年善事人。赂遗外戚许、史，倾家自尽。尤事乐陵侯史高。子咸，以万年任为郎，数言事，讥刺近臣。万年尝病，命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咸叩头谢，曰：“具晓翁言，大要教咸谄也。”佞媚如此，无等矣。忠直之臣，如杨恽、盖宽饶等，则多不得其死。(27)史言恽刻害，好发人阴伏，又以其能高人，故败，此乃莫须有之辞。凡刚直者固易被此诬。恽，敞子，敞乃霍氏私人，而恽首发霍氏反谋，即可知其忠正。其败也，以与戴长乐相失。长乐，宣帝在民间时所善，此亦以私意诛赏也。宽饶陈高谊以劘切其君。且讥其以刑余为周、召，法律为《诗》、《书》，其识力尤非恽所及，乃以在位及贵戚人与为怨败。郑昌讼之曰“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职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与”，岂不衰哉？宣帝可谓真能任法乎？宫室卑服，盛于昭帝时。外戚许、史、王氏贵宠。《王吉传》。信任中尚书宦官。《盖宽饶传》。弘恭、石显，乱政虽在元帝时，任用实自帝始也。先汉之衰乱，不得不归咎于帝之诒谋不臧矣。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况不能善乎？
第十三节 昭宣元成时兵事一
汉自昭帝以后，用兵于四夷，远不如武帝时之烈，然其成功，转较武帝为大，则时会为之也。《史记》言匈奴之法，常以大子为左贤王，其继承似有定法。然冒顿、伊稚斜、句黎湖、且鞮侯四世，即已不遵成宪矣。且鞮侯两子：长为左贤王，次为左大将。病且死，言立左贤王。左贤王未至，贵人以为有病，更立左大将。左贤王闻之，不敢进。左大将使人召而让位焉。左贤王辞以病。左大将不听，谓曰：“即不幸死，传之于我。”左贤王许之，遂立，为狐鹿姑单于。以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其子先贤掸不得代，更以为日逐王，而自以其子为左贤王。狐鹿姑有异母弟为左大都尉，贤，国人乡之。母阏氏恐单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私使杀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不肯复会单于庭。始元二年，单于病且死，谓诸贵人：“我子少，不能治国，立弟右谷蠡王。”单于死，卫律与所幸颛渠阏氏谋，更立其子左谷蠡王为壶衍鞮单于。左贤王、右谷蠡王去居其所，未尝肯会龙城，分裂之机肇矣。昭帝末，匈奴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乌孙公主上书。下公卿议救，未决而昭帝崩。宣帝即位，乌孙昆莫复上书。本始二年，汉发五将军十五万骑，出塞各二千余里击匈奴。匈奴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是以五将少所得。然匈奴民众死伤，及远移死亡者，亦不可胜数。校尉常惠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翁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虏马、牛、羊、驴、骡、橐驰七十余万。(28)此据《匈奴列传》。《乌孙传》同，少一骡字。《常惠传》云：马、牛、驴、骡橐驰五万余匹，羊六十余万头，其数相合。然又云：乌孙皆自取所虏获，则无可覆校，可知不免夸张也。匈奴遂衰耗。怨乌孙。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滋欲乡和亲，而边竟少事矣。地节二年，壶衍鞮单于死，弟左贤王立，是为虚闾权渠单于。黜先单于所幸颛渠阏氏。颛渠、阏氏与乌维单于耳孙右贤王屠耆堂私通。神爵二年，虚闾权渠死。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谋立屠耆堂，是为握衍朐鞮单于。尽杀虚闾权渠时用事贵人，免其子弟近亲。虚闾权渠子稽侯狦，亡归妻父乌禅幕。本乌孙、康居间小国，数见侵暴，率其众数千人降匈取。狐鹿姑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长其众，居右地。先贤掸素与握衍朐鞑有隙，率其众归汉。汉封为归德侯。单于更立其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神爵四年，东边姑夕王与乌禅幕及左地贵人共立稽侯狦，为呼韩邪单于。握衍朐鞮兵败自杀。其弟右贤王，与都隆奇共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东袭呼韩邪。呼韩邪败走。屠耆听西方呼揭王及唯犁当户谗，杀右贤王父子。后知其冤，又杀唯犁当户。呼揭王恐，自立为呼揭单于。屠耆先使先贤掸之兄右奥鞬王与乌藉都尉屯兵东方，以防呼韩邪。至是，右奥鞬王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亦自立为乌藉单于：凡五单于并立。时为五凤元年。屠耆自将东击车犁，使都隆奇击乌藉。乌藉、车犁皆败，西北走。乌藉、乌揭去单于号，并力尊辅车犁。又为屠耆所败，西北走。明年，屠耆复为呼韩邪所败，自杀。都隆奇与其少子亡归汉。车犁降呼韩邪。呼韩邪复都单于庭。然众裁数万人。而屠耆从弟休旬王，又自立为闰振单于，在西边。呼韩邪兄左贤王呼屠吾斯亦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在东边。五凤四年。闰振东击郅支。郅支与战，杀之。并其兵。进攻呼韩邪。呼韩邪走。郅支都单于庭。呼韩邪左伊秩訾王劝令称臣入朝，从汉求助。呼韩邪问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诸大人相难久之，呼韩邪卒从左伊秩訾计。引众南近塞，遣子入侍。是岁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韩邪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先是匈奴乱，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独御史大夫萧望之以为《春秋》不伐丧，
(29)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及是，诏公卿议其仪。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国谓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后嗣卒有鸟窜兽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天子采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案敌不可尽，因乱侮人，徒招怨恨，伏报复之根。力不能及，自大何益？世惟足于己者，不鹜虚名，亦惟中有所慊者，乃欲自炫于外耳。《尚书大传》载越裳氏重译献白雉，周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加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望之之说，盖本于此。使近世之人而知此义，则不致以朝见礼节等，与西人多费唇舌矣。知守旧之徒，实多不知古义也。呼韩邪既来，汉遣兵送出塞，因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糒给赡其食。黄龙元年，又来朝。其后人众渐盛，遂归北庭。郅支亦遣子入侍，贡献。以为呼韩邪兵弱，不能自还，引其众而西，欲攻定右地。屠耆单于小弟，收两兄余兵数千，自立为伊利目单于。道逢郅支，合战。郅支杀之。并其兵，五万余人。闻汉出兵、谷助呼韩邪，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乌孙。遣使见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见呼韩邪为汉所拥，郅支亡虏，欲攻之以称汉。乃杀郅支使，持头送都护在所。发八千骑迎郅支。郅支逢击，破之。因北击乌揭，乌揭降。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令。因留都坚昆。《三国志注》引《魏略》，谓此三国，俱去匈奴单于庭安习水七千里。安习水者，今额尔齐斯河。额尔齐斯河在当时盖亦坚昆地，而郅支居之也。郅支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元帝初元四年，遣使上书求侍子。汉遣谷吉送之。郅支杀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会康居王为乌孙所困，欲迎郅支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以立之。郅支大说，引兵而西。人众中寒道死。余裁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甚尊敬郅支，妻之以女。郅支亦以女与康居王。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乌孙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乘胜骄，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今塔拉斯河。发民筑城水上，日五百人，二岁乃已。建昭三年，西域副都护陈汤与都护甘延寿谋，矫制发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合四万余人，分两道袭郅支。南道逾葱岭，出大宛，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郅支被创死。传首京师。匈奴自汉初与中国相抗，至此凡百七十年，而为汉所摧破。案历代北狄败亡，无不由于内乱，而其内乱，无不由于继嗣之争者。(30)知不徒选君非易，即家天下之制，至于严天泽之分，懔储贰之位而不敢干，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第十四节 昭宣元成时兵事二
汉通西域，虽始武帝，然其成功，亦在宣、元时。桑弘羊议遣卒田轮台，武帝不许，已见第四节。昭帝时，用弘羊前议，以扜弥大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赖丹本为质龟兹，李广利击大宛还，将与俱至京师者也。广利责龟兹：“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扜弥质？”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宣帝时，常惠使乌孙还，以便宜发诸国兵讨之。龟兹后王执姑翼诣惠。惠斩之。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送主女，过龟兹。龟兹王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公主许之。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
楼兰降汉后，匈奴发兵击之。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楼兰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儋粮，送迎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盗，惩艾，不便与汉通。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王弟尉屠耆降，具言状。昭帝元凤四年，霍光使傅介子往刺其王尝归，立尉屠耆。更名其国为鄯善。因尉屠耆请，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城名，《冯奉世传》作伊脩，在其国西界。以填抚之。
车师自征和四年降汉后，见第四节。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往田。宣帝遣五将军击匈奴，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匈奴怒，召其大子军宿，欲以为质。军宿，焉耆外孙，亡走焉耆。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大子。乌贵为王，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地节二年，汉使郑吉以侍郎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车师降。其王恐匈奴兵复至，奔乌孙。吉使吏卒三百人别屯车师。匈奴遣骑来击。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益遣骑来。汉召军宿，立为王，徙其民居渠犁，以车师故地与匈奴。元康元年，莎车王弟呼屠征与旁国共杀其王万年，并杀汉使，自立。万年，乌孙公主小子，莎车王爱之。王死，无子，万年在汉，国人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请以为王。既为呼屠征所弑，适匈奴又攻车师，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攻劫南道，与歃盟叛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冯奉世使送大宛客，以便宜发诸国兵讨之。攻拔其城。呼屠征自杀。更立它昆弟子为王。明年，汉迁郑吉为卫司马，护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来降，乃使吉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号曰都护。西域诸国，故皆役属匈奴。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及是，僮仆都尉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徐松日：“下言披莎车，是地近莎车，故《水经注》以为自轮台徙莎车。第通检《汉书》，绝不见莎车屯田之事；且远于乌垒千余里，非都护与田官相近之意。疑莎车为车师之讹。特《水经注》已然，是郦氏所见《汉书》，已同今本。”案徙田与披莎车地或系两事，而郦氏误合之。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元帝初元元年，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是时，匈奴东蒲类王移力支将人众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
乌孙猎骄靡死，军须靡立。江都公主死，汉复以楚王戊孙解忧为公主妻之。军须靡且死，胡妇子泥靡尚小，以国与大禄子翁归靡，曰：“泥靡大，以国归之。”翁归靡既立，号肥王。复尚楚主，生三男两女。其中男曰万年，为莎车王。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长男曰元贵靡。元康二年，翁归靡因常惠上书，愿以元贵靡为嗣，令复尚汉公主。汉以解忧弟子宋祁日：《越本》无子字。相夫为公主，送至敦煌。未出塞，闻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泥靡，乃征还少主。泥靡立，号狂王。复尚楚主，生一男鸱靡。不与主和，又暴恶失众。主与汉使谋，置酒，使士拔剑击狂王。狂王伤，上马驰去。其子细沈瘦，会兵围汉使者及公主于赤谷城。都护郑吉发诸国兵救之，乃解去。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袭杀狂王自立。汉遣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欲讨之。初，楚主侍者冯，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右大将与乌就屠相爱。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曰：“愿得小号。”乃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常惠将三校屯赤谷，为分别其人民地界。然众心皆附小昆弥。元贵靡子星靡弱，都护段会宗安定之。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弥乌就屠死，子拊离代。为弟日贰所杀。汉使立拊离子安日。日贰亡阻康居。安日为降民所杀。段会宗立其弟末振将。大昆弥雌栗靡健，末振将恐为所并，使贵人诈降，刺杀雌栗靡。汉立其季父公主之孙伊秩靡。久之，大昆弥翕侯难栖杀末振将，安日子安犁靡代为小昆弥。汉恨不自责诛末振将，成帝元延二年，复使段会宗即斩其大子番丘。末振将弟卑爰疐，本共谋杀雌栗靡，将众八万，北附康居，谋藉兵兼并两昆弥。元始中，都护孙建袭杀之。
第十五节 昭宣元成时兵事三
羌人以武帝时去湟中，已见第五节。宣帝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种豪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后将军赵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敬。是后羌人旁缘前言，抵冒渡湟水，郡县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上闻之，以问充国。充国言：“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间者匈奴困于西方，数使使尉黎、危须诸国。疑更遣使至羌中。宜及未然为之备。”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两府复白遣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此据《汉书·赵充国传》，《后汉书·西羌传》作四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遂劫掠小种背叛。犯塞，攻城邑，杀长吏。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亹，师古曰：水名，今大通河。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引还。神爵元年春也。时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问谁可将者？充国对曰：“无逾于老臣者矣。”四月，遣充国往。充国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虏谋，徼极乃击之。时上已发三辅、大常徒、弛刑、诸郡材官、骑士、羌骑与武威、张掖、酒泉大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矣。酒泉大守辛武贤，请以七月上旬，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在鲜水上者，鲜水，今青海。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充国言：“如是，虏必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即据前险，守后厄，以绝粮道。且恐匈奴与羌有谋，张掖、酒泉兵不可发。请先行先零之诛，罕、开之属，可不烦兵而服。”上纳武贤策，拜为破羌将军。侍中许延寿为强弩将军。以书敕让充国，令引兵并进。充国上书陈利害。上乃报从充国计。充国引兵驱先零度湟水。罕竟不烦兵而下。充国请罢骑兵，留弛刑、步兵、吏士、私从者万二百八十一人屯田。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治湟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上两从充国、武贤计。令武贤、延寿、充国子右曹中郎将卬出击，皆有降斩。乃罢兵，独留充国屯田。明年，五月，充国奏：“羌本可五万人。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遗脱与亡者，不过四千人。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其秋，羌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及诸豪率四千余人降。《纪》在五月，云羌虏降伏，斩其首恶大豪杨玉、酋非首，酋犹古字通，事当在秋，《纪》盖误系于充国奏请罢屯之月也。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元帝永光二年，秋，陇西乡姐等七种反。右将军冯奉世言：“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韦玄成等谓民方收敛，未可多发，遣奉世将万二千人击之，不利。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天子为大发兵六万余人，乃击破之。余皆走出塞。案《后汉书·西羌传》言：“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今甘肃临洮县西南。安故、见第五节。氐道、今甘肃清水县西南。羌道县。”今甘肃西固县西北。彡姐等盖其后，此为羌人附塞之始。其时种众尚未甚多，故未足为大患也。
第十六节 昭宣元成时兵事四
以上所述，皆昭帝以后用兵四夷，关系较大者。其较小者，则昭帝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增、牂牁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此据本纪，《西南夷传》作吕辟胡，《百官公卿表》同。击破之。纪云击益州，《西南夷传》云击牂牁，盖二郡皆破胡所定。谈指、同并，并县名。谈指，在今贵州桐梓县东南。同并，在今云南沾益县北。廉头、姑增，《地理志》不载。四年，姑增、叶榆复反。叶榆县，属益州，在今云南大理县北。破胡击之，不利。六年，大鸿胪田广明、军正王平击破之。六年，以钩町侯毋波击反者有功，立为钩町王。钩町县，属牂牁，在今云南通海县东北。元凤元年，武都氐人反。遣执金吾马适建、龙洛侯韩增、大鸿胪广明击之。四年，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案《匈奴传》云：汉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单于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霍光欲发兵邀击之，以问护军都尉赵充国。充国以为乌桓间数犯塞，今匈奴击之，于汉便。又匈奴希寇盗，北边幸无事。蛮夷自相攻击，而发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计也。光更问中郎将范明友，明友言可击。于是拜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匈奴闻汉兵至，引去。初，光诫明友：“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乌桓时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后匈奴，因乘乌桓敝击之，斩首六千级，获三王首。还封为平陵侯。然则谓乌桓反而击之者诬也。明友，光婿，光盖欲生事以侯之耳。(31)纪载五年六月，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六年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乌桓复犯塞，遣明友击之。盖东北边因此扰攘不宁者累岁。光以私意劳民，亦可谓甚矣。《后汉书·乌桓传》言明友击乌桓，乌桓由是复寇幽州，至宣帝时，乃保塞无事。元帝初元三年，弃珠厓，事见《贾捐之传》。传云：武帝立珠厓、儋耳郡，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余年，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罢儋耳郡，并属珠厓。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县复反。反后七年，甘露元年，九县反。辄发兵击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与有司议大发军。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车、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乃从之。下诏罢珠厓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案境土开辟，实皆人民拓殖之功。拓殖之力未及，而强以兵力据之，则徒劳民而其地终不可保。元帝之弃珠厓，以视武、昭、宣之勤民，倜乎远矣。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漏卧县，属牂牁，在今云南罗平县南。更举兵相攻，王凤以杜钦说，荐陈立为牂牁大守诛兴。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收余兵，胁旁二十二邑反，立又平之。未尝调发郡国，其庙算亦较昭、宣时为胜也。
【注释】
(1)史事：汉文初群臣开边之议，此可见武帝开边亦因时势。
(2)史事：儒术之兴，非由武帝。武帝徒鹜其表。
(3)文例：钞胥之删节。
(4)四裔：汉西域诸国户口。
(5)四裔：汉时西域亦有华族。
(6)四夷：匈奴定西域。
(7)四夷：武帝通西域之动机，云以骞言为然，则说出骞。使者之劣。
(8)四夷：古朝鲜三韩。
(9)政体：赵佗自尊为南越武帝。
(10)四夷：秦通邛、笮、冉駹。
(11)史事：汉武帝用兵得失。
(12)风俗：汉武时风气——李陵效忠武帝。
(13)宗教：武帝改历，色尚黄，印章五字。
(14)赋税：赀及六畜。
(15)钱币：铸三铢之年。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伦。
(16)宗教：祠道中。
(17)宗教：汉京师多巫。江充为胡巫。
(18)史事：武昭继嗣之不可信。昌邑非早死。句弋死事难信。
(19)史事：燕王、盖主、上官桀、桑弘羊之事。
(20)史事：不立广陵昌邑废。
(21)史事：宣帝，武帝曾孙？
(22)史事：霍氏罪状却又不可信。萧望之、魏相皆反对霍氏之人。
(23)葬埋：霍光厚葬武帝。陵邑。
(24)政治：宣帝戒称过使客，以取名誉。
(25)政治：魏相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与大改革者各为一派。
(26)政治：黄霸取名誉为王成。
(27)史事：杨恽、盖宽饶之诛。宣帝始任弘恭、石显。
(28)兵：常惠取马牛等七十万之诬。
(29)儒术：萧望之不欲乘匈奴乱伐其丧。待以不臣。周公不欲受越裳。贾捐之弃珠崖。淮南王谏伐闽越，王莽更匈奴章。
(30)政体：四夷以继嗣之争败。
(31)史事：霍光击乌桓，盖以侯其婿范明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