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硕公版书
附录（三） 读江永《乡党图考》
清儒考论孔子事迹，自崔述《洙泗考信录》之后，有江永《乡党图考》，其首卷亦备论孔子生平历年行事，自先世迄于其卒，略如崔氏之书。而文辞简质，立论谨慎，不如崔氏之博辨，而所失亦较少。如其叙公山不狃之召，曰：“不狃与阳货共谋去三桓，故《论语》以为畔，其实未尝据邑兴兵也。”言简情核，较崔氏所辨远胜。其叙佛肸事，据引《史记 世家》，曰：“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云云，明其事在赵简子时。崔氏必谓其事在赵襄子时，虽据《左传》，然无以必见《史记》之为误。因欲必定《史记》之误，乃连带疑及《论语》。此亦不如江氏书之不失谨慎之意。又江氏书博采同时稍前他人之说不为人所注意者，其用心良宽良苦，然其间亦尚有得有失，姑拈两事为例。
其一，《檀弓》有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郰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江氏说之曰：
此章为后世大疑。本非记者之失，由读者不得其句读文法而误。近世高邮孙邃人
孙著《檀弓》论文，谓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十字当连读为句。盖殡也，问于郰曼父之母两句为倒句。甚有理。盖古人埋棺于坎为殡，殡浅而葬深。孔子父墓，实浅葬于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详，不惟孔子之家以为已葬，即道旁见之者亦皆以为已葬。至是母卒，欲从周人合葬之礼，卜兆于防，惟以父墓浅深为疑。如其殡而浅也，则可启而迁之。若其葬而深也，则疑于体魄已安，不可轻动。其慎也。盖谓夫子再三审慎，不敢轻启父墓也。后乃知其果为殡而非葬，由问于郰曼父之母而知之。盖唯郰曼父之母，能道其殡之详，是以信其言，启殡而合葬于防。盖殡也，当在问于郰曼父之母句下，因属文欲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如此读之，可为圣人释疑，有裨礼经者不浅。
江氏此条，颇受后人信从，朱彬《礼记训纂》亦采之。然核之《檀弓》之文理，参以当时之情事，江氏之说，两觉未允。果如其说，应云不知其父墓在五父之衢者为殡，乃明其所欲辨者之为殡与葬。今云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则所不知者似乃其墓地之何在。且殡与葬乃成墓以前事，墓则殡与葬以后事，故墓殡墓葬皆不得二字连用。且叔梁纥在当时亦一大夫，其卒，何为殡而不葬，迄于孔子母死，已及二十年之久，此仍无说可解。及孔子母卒，孔子欲其与父合葬，既不先知其父葬之深浅，与其可以迁动与否，则又何为为其母先卜兆于防。此亦无说可通。前人所疑，特疑孔子圣人，何以不知其父葬处。然《檀弓》又引孔子之言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既其墓不覆土为坟，自不易识别，此自无足深疑。读古书苟有疑，当尽可能先求种种之解释，不当径弃其所疑之本书，而别引他书以为说。如崔氏疑《论语》佛肸事，即据《左传》弃《论语》，不知为《论语》别作一解，则《论语》《左传》皆可通。江氏此条仍本《檀弓》本文，与崔氏取径不同，而强为他解，乃不知其较之旧解为更无当。可知考古辨伪之事非不当有，贵能本之于审慎之心情，衡之以宏通之识见，固非轻疑好辨之所能胜任也。
又一事云：
按年谱：哀公十年，夫人幵官氏卒。昔人因《檀弓》记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谓其已甚，因谓孔子出妻。近世丰城甘驭麟绂著四书类典赋辨其无此事云。《檀弓》载门人问子思曰：“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于施氏而言，非谓伯鱼之于幵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无子，此正所谓无子当出者。《家语》后序所谓叔梁公始出妻是也。此说甚有理。施氏无子而出，乃求婚于颜氏，事当有之。其后施氏卒，夫子为之服期，盖少时事。门人之问明云：“子之先君子丧出母”，是谓夫子自丧出母，非谓令伯鱼为出母服也。子思云：“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此语尤可见孔子虽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则孔子买为父后之子。在礼，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圣人以义处礼，父既不在，施氏非有他故，不幸无子而出，实为可伤，故宁从其隆而为之服。设有他故被出，则当从其污，不为之服矣。所谓无所失道者也。若伯鱼之母死，当守父在为母期之礼，过期当除，故抑其过而止之，何得诬为丧出母也。甘氏说有功圣门，特表出之，并补其所未尽之说。
江氏善言礼，此条辨叔梁纥出妻，孔子非有出妻之事，虽引据甚简，叉皆片言只辞，而加以会通，为之说明。破后代之讹说，发古人之真相，考据疑辨之功，亦何可废。真积力久而用功深，自可犁然有当于人心，如江氏此条是也。
江氏之后，清儒考据之业日盛。然考孔子生平历年行事者，或据《论语》，或本《左传》，或辨《史记》，率皆逐句逐条疑之辨之，解之释之，求其综合终始而备为之说，如崔氏、江氏之书者则鲜。间亦有之，然皆不得与崔氏江氏书媲美。今亦不再缕陈。其逐条逐句作为疑辨解释者，虽亦精义络绎，美不胜收。然或则各持一偏，或则相与抵牾，今欲会通众说，归于条贯，汰非存是，勒为定论，以为孔子作一新传，其事亦甚不易。抑且汉宋门户之见愈演愈烈，义理考据一分不可复合，既为识趣所限，能考孔子之事，乃不能传孔子其人，此尤为病之大者。窃不自撰，最近作为《孔子传》一书，抑有其意，亦未必能尽副其意之所欲至。姑举胡氏、崔氏、江氏三人之书而略论之，非欲进退前人，乃庶使读吾书者，知其取舍从违之所在，知其轻重缓急之所生。知其荟粹群言，而未尝无孤见独出之明。知其自本己意，而未尝无博采兼综之劳。特以补我自序己书之所未尽。若谓吾书出而自宋以来一千年诸家述作考辨皆可搁置一旁，则断断非吾意之所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