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硕公版书
第二篇 废立始末记
第一章 西后虐待皇上情形
西太后与皇上本非亲生母子。当穆宗之崩，西后欲专朝权，利立幼君，当时上尤在襁褓之中，故立之。及帝稍长，英明渐露，西后颇惮之，因欲以威钳制之，故虐待皇上无所不至。有义烈之宦官，名寇连材者（寇之事迹详下篇），尝有笔记记宫中轶事，今摘录其数条，皇上之苦辛可以略见矣。其言云：
中国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盖凡人当孩童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出入，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五岁即登极，登极以后，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醇亲王之夫人，皇上之生母），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惟西后一人，然西后骄侈淫泆，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及辄涕泣云。
皇上每日三膳，其馔有数十品，罗列满案，然离御座稍远之馔，半已臭腐，盖连日皆以原馔供也。近御座之馔，虽不臭腐，然大率久熟干冷不能可口，皇上每食多不能饱。有时欲令御膳房易一馔品，膳房必须奏明西后，西后辄以俭德责之，故皇上竟不敢言。
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皇上每日必至西后前跪而请安，惟西后与皇上接谈甚鲜，不命之起，则不敢起。甲午五六月高丽军事既起，皇上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西后大怒，自此至乙未年九月间，凡二十阅月，几于不交一言。每日必跪至两点钟之久，始命之起云。
此乃宫中寻常日用之事，外人不得而知者。以彼烈宦所记之言观之，则其种种虐待情形可以想见矣。
第二章 光绪二十年以来废立隐谋
光绪十六年下归政之诏，布告天下。然皇上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内之则宦官李联英，外之则军机大臣孙毓汶，皆西后最得力之人，把持朝权，视皇上如虚器。至光绪二十年，皇上年渐长，图治之心渐切，因见各大臣皆不听号令，欲亲擢一二通才，以资驰驱，乃于四月间擢编修文廷式为侍读学士（由七品擢升四品）。文廷式者，尝教授瑾妃、珍妃者也。当是时，二妃颇能进言。皇上又擢二妃之兄志锐为侍郎，于是西后大滋疑忌。其年祝西后六旬万寿，先期演习礼仪，于某日定期巳刻，皇上率文武百官齐集，惟西后之嬖宦李联英至未刻始至，皇上与百官鹄立三时之久，以待一奄竖。演礼既毕，皇上大怒，因廷杖李联英四十，李大怒，诉于西后，西后恨皇上益甚。李联英平日既恃西后之宠幸，凌蔑皇上，恐一旦西后晏驾，皇上执权，则己之首领必不保，因日进谗言于西后，言皇上有怨望之心。盖自是而西后废立之谋日蓄于胸中矣。
其时中东战事起，军书旁午，警报叠闻，西后惟以听戏纵欲为事，一切不关心。而政府及将帅皆西后之私人，皇上明知其误国，而不能更易。于是有御史安维峻抗疏言太后既已归政于皇上，则一切政权不宜干预，免掣皇上之肘。西后大怒，立将安维峻革职，遣戍张家口。上谕略云：
朕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慈训，以孝治天下，薄海臣民所共见。乃有御史安维峻妄造谣言，离间皇太后及朕躬，殊为狂悖。安维峻著即革职，发往张家口，以儆效尤。钦此。
此甲午年十一月间事。实西后剪除皇上羽翼第一事也。
同时将瑾妃、珍妃革去妃号，褫衣廷杖。妃嫔而受廷杖，刑罚之惨，本朝所未闻也。二妃之兄志锐，因为皇上所信用，谪之于乌里雅苏台。至今未蒙召还，文廷式托病出京，仅免于罪。此为西后剪除皇上羽翼第二事。
当是时，即欲废皇上而立某亲王孙某为新帝，某佯狂不愿就。盖皇族之人，皆知西后之凶残，畏居帝位之苦累，不欲贪虚名以受实害也。而恭亲王亦力争废立，西后颇惮之，其谋遂止。然自此以后，皇上每召见群臣，西后必遣内监在屏风后窃听之。皇上战战栗栗，如坐针毡矣。
翁同龢者，皇上之师傅也。皇上自幼年即从之受学，交情最深，倚为性命。举朝大臣，半皆西后之党，其忠于皇上者惟翁而已。翁时在军机，仍兼毓庆宫行走。毓庆宫者，皇上读书之地也。皇上召见军机时，翁与军机诸臣同见，皇上幸毓庆宫时，则翁同龢一人独见。乙未六月间，皇上用翁之言，将孙毓汶、徐用仪等罢斥，西后大怒，乃将翁同龢革去毓庆宫差事，令其不得与皇上有密谈。此为西后剪除皇上羽翼第三事。
工部侍郎汪鸣銮者，翁同龢之党也。兵部侍郎长麟者，满洲人之忠于皇上者也。皇上召见长麟时，偶言及太后掣肘之事，长麟云“太后虽穆宗皇上之母，而实文宗皇上之妾。皇上入继大统，为文宗后，凡入嗣者无以妾母为母之礼。故慈安皇太后者，乃皇上之嫡母也。若西太后，就穆宗朝言之，则谓之太后，就皇上言之，则先帝之遗妾耳。本非母子，皇上宜收揽大权”云云。不意其言为屏风后之内监所闻，报知西后，即日逼皇上降谕，略云：
朕受皇太后二十年鞠育之恩，皇太后之圣德，天下所闻。朕事奉皇太后亦不敢有失，乃汪鸣鸾、长麟于召见时，屡进谗言，离间两宫，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钦此。
此乙未年九月间事也。当时恭亲王为军机大臣，见此旨大惊，问皇上云：“长、汪二人因何故获罪？”皇上垂涕不答，恭亲王伏地痛哭不能起云。此实西后剪除皇上羽翼第四事。
至丙申年二月忽降一上谕，略云：
御史杨崇伊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一折，据称文廷式在松筠庵广集徒众，妄议朝政，及贿通内监，结党营私等事，虽查无实据，事出有因。文廷式著革职，永不叙用，并即行驱逐回籍，不许逗留。钦此。
当时忽下此诏，如青天起一霹雳，京师人人震恐，虑皇上之位不保。盖文廷式自甲午年托病出京，乙未秋间复入京供职。西后因其为皇上所擢用之人，极为猜忌，故讽言官劾之，驱逐出京，使不得与皇上相见。此实西后剪除皇上羽翼第五事。
同时有义烈宦官寇连材者，奏事处之太监也。初为西后服役，西后深喜之。因派令侍皇上，盖欲其窥探皇上之密事也。寇连材深明大义，窃忧时局，一日忽涕泣长跪于西后之前，极言皇上英明，请太后勿掣其肘，又言国帑空虚，请太后勿纵流连之乐，停止园工，并参劾西后信用之大臣。西后大怒，即日交内务府慎刑司下狱，翼日不待讯鞫，即行处斩。皇上闻之，为之掩泪，北京志士莫不太息。此为西后剪除皇上羽翼第六事。
凡此诸端，皆宣播于外，人人共知者。若其暗中剪除羽翼之事，尚不知几许。盖西后之谋，必不许皇上有一心腹之人。皇上有所信用之人，必加以罪。务令廷臣不敢效忠于皇上，皇上不敢示恩于群臣，然后其心始安。大臣之中，大半皆其私人，小臣之中，亦敢怒而不敢言。盖数年以来，京师皆岌岌有不可终日之势矣。
其废立之谋，露于形迹者，尚有贝勒载澍之一事。载澍者，某亲王之子，而宣宗之孙也。其夫人乃西后之侄女，因载澍有妾生子，妒杀其子，澍怒，面责之。其夫人遽归外家，诉于西后。载澍之母明知祸发，乃先入宫自首谢罪。西太后遽降诏曰“载澍不孝于其母，今经其母前来控告，本当将载澍明正典刑，姑念其为先帝之孙，著即行永远圈禁，以儆不孝”云云。当时强令皇上将此诏交礼亲王宣布，皇上垂泪不能发言。礼王见诏手颤膝摇，牙齿相击，及宣诏后，澍贝勒之母昏晕于地。云澍贝勒今犹圈禁于内务府之诏狱中，每日只许进一饭，严冬不给寒衣，惟一老狱卒怜其为皇孙，日则炽炉烘之，夜则拥之以睡而已，其惨酷如此。盖所谓抗世子法于伯禽，藉澍贝勒以作皇上之影子也。
第三章 戊戌废立详记
西后既蓄此隐谋，因推其不肖之心以待皇上，疑心生暗魅，常反疑皇上与诸臣之欲废己也。乙未、丙申之间，虽宗室王公及命妇入宫者，皆须搜检其身，恐藏有凶器，虽庆亲王之妻入宫，亦须搜云。而其忌皇上之召见小臣为尤甚，盖大臣皆西后之心腹，且老耄无气，故不畏之。少年气盛之人，感皇上之恩，必乐效驰驱，故最忌之。文廷式所以数经惊险者以此也。胶州、旅顺、威海既割，康有为屡次痛哭言事，皇上屡欲召见之，而为恭邸所压抑，及恭邸既薨，徐致靖奏荐康有为，于是有召见康有为之事。此实为改革之一大关键，而废立之谋亦从此决矣。
恭亲王之死，于改革及废立皆有大关键，今请先言恭亲王之为人。王当同治间，有文祥为之辅佐，故政绩甚可观，其实见识甚隘，不通外国情形，加以近年耄气益深，绝不以改革为然。故恭亲王未死时，皇上欲改革而不能，因王为军机首座，不肯奉诏，皇上无如何也。王虽无识，不知改革，然尚知大义，且尝受文宗皇帝遗诏，令其节制西后，故西后颇惮之。废立之举，恭王力持不可，西后亦无如何也。
自四月初十以后，皇上日与翁同龢谋改革之事，西后日与荣禄谋废立之事。四月二十三日皇上下诏誓行改革，二十五日下诏命康有为等于二十八日觐见，而二十七日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强令皇上宣布，其谕略云：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屡次经人奏参，且于召对时出言不逊，渐露揽权狂悖情形，本当从重惩处。姑念在毓庆宫行走多年，著加恩准其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
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及翁同龢之出京也，荣禄赆之以千金，且执其手呜咽而泣，问其何故开罪于皇上云。呜呼！李林甫之口有蜜，腹有剑，于今复见，小人之伎俩诚可畏哉！
此四月二十七日事也。同日并下有数诏书，皆出西后之意，其一命凡二品以上官授职者皆须到皇太后前谢恩；其二命王文韶、裕禄来京，命张之洞毋庸来京；其三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而九月间皇上奉皇太后巡幸天津阅兵之举，亦以此日决议。盖废立之谋，全伏于此日矣。荣禄之不入军机而为北洋大臣何也？专为节制北洋三军也。北洋三军，曰董福祥之甘军，曰聂士成之武毅军，曰袁世凯之新建军。此三人皆荣禄所拔擢，三军皆近在畿辅。荣禄讽御史李盛铎奏请阅兵，因与西后定巡幸天津之议，盖欲胁皇上至天津因以兵力废立。此意满洲人多知之，汉人中亦多为皇上危者，而莫敢进言。翁同龢知之，不敢明言，惟叩头谏止天津之行，而荣禄等即藉势以去之。皇上之危险，至此已极矣。
初，二三月间，荣禄尝欲联合六部九卿上表，请西后复行垂帘，先谋之于兵部尚书徐郙。徐郙曰：“奈清议何？”事遂沮。李盛铎又欲联御史连署请垂帘，奔走数日，不能得，有两人皆模棱两可，亦不能成。及巡幸天津之议既定，遂不复谋此事。
西后与荣禄等既布此天罗地网，视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于是不复防闲，一听皇上之所为。故皇上数月以来，反因此得有一二分之主权，以行改革之事。当皇上之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自此无以为言者。或问于荣禄曰：“皇上如此妄为，变乱祖制，可奈何？”荣禄曰：“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盖彼之计画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
自四月以来，北京谣言极多，皆言皇上病重，初言患淋症，继言患腹泄症，继言患遗精症，继言患咳嗽症，皆云自内务府太医院传出，确凿有据。或言张荫桓进红丸，或言康有为进红丸，亦皆言之确凿。盖皆西后与荣禄等有意造此谣言，以为他日弑害皇上，及坐康、张等罪名之地也。彼等言皇上无时不病重，然皇上日日办事，召见大小臣，且间数日必诣颐和园向西后前请安，常在灜秀园门跪迎跪送西后，是岂有病之人所能如是耶？有人问军机大臣王文韶云：“皇上之病实何如？”王曰：“吾日日见皇上，实不觉其有他病，但有肝病耳。”盖皇上每怨诸臣之疲玩，常厉声责之，故王谓其肝火盛也。谭嗣同召见时，当面询皇上病体若何？皇上言：“朕向未尝有病，汝何忽问此言？”谭乃惶恐免冠谢云。观此，则皇上之无病甚确矣。而彼等之造此言者，盖欲他日加害皇上，而以病崩布告天下，钳塞人口也。至其谓康、张进红丸，出入宫禁，盖欲俟加害皇上后，即以此诬坐二人之罪。其布置历历可数矣。政变之日（八月初六日），北京即有电旨往上海，言皇上已崩，系康有为进红丸所弑，急速逮捕，就地正法云云。此电旨上海道持以告各国领事，请其协拿，英领事亲见之。夫皇上至今尚存，而彼于八月初六日，即诬康以已弑皇上之罪。盖其蓄谋甚久，欲加害皇上而归罪于康，故先造此谣言，令人人皆信也。
至七月初间，皇上忽语庆亲王云：“朕誓死不往天津。”七月中旬，天津罢行之说，已宣传于道路。当时适值革礼部六堂官，擢军机四京卿之时。守旧党侧目相视。七月二十间，满大臣怀塔布、立山等七人，同往天津谒荣禄。越数日，御史杨崇伊等数人，又往天津谒荣禄，皆不知所商何事。而荣禄遽调聂士成之军五千人驻天津，又命董福祥之军移驻长升店（距北京彰义门四十里）。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是日有旨命袁世凯入京。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即日超擢为侍郎，初二日复召见袁世凯，是日又召见林旭，而御史杨崇伊、张仲炘等，亦于是日诣颐和园上封事于太后云。初三日荣禄忽有电报达北京，言英、俄已在海参崴开战，现各国有兵船十数艘在塘沽，请即遣袁世凯回天津防堵。袁世凯即于初四日请训出京，而皇上命其初五乃行，于初五日复召见袁世凯，至初六日而遂有西后垂帘，志士逮捕之事。
二十八日之召见杨锐，初二日之召见林旭，初五日之召见袁世凯，皇上皆赐有朱笔密谕。二十八日之谕系赐杨锐及康有为、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五人，初二日之谕系专赐康有为，初五日之谕系专赐袁世凯云。闻袁世凯既退朝语人云：“皇上若责我以练兵，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之所知也。”故当时北京之人，咸疑皇上三密诏中，皆与诸臣商废幽西后之事。而政变之时，贼臣即藉此以为谋围颐和园之伪诏以诬污皇上者也。后康有为将前两谕宣布，不过托诸臣保护，及命康出外求救之语，然则袁之密谕，亦无废后之事可想而知。今将赐康有为等之两谕揭载于下：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上七月二十八日谕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五人，由杨锐带出。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擅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上八月初二日谕康有为一人，由林旭带出。
自初六日垂帘之诏既下，初七日有英国某教士向一内务府御膳茶房某员，询问皇上圣躬安否，某员言皇上已患失心疯病，屡欲向外逃走云。盖皇上自恐不免，因思脱虎口也，而为西后之党所发觉，乃将皇上幽闭于南海之瀛台。南海者，大内之离宫也，瀛台在海之中心，四面皆环以水。一面设板桥以通出入，台中约有十余室云。当皇上之欲外逃也，闻有内监六人导之行，至是将六监擒获，于十三日与六烈士一同处斩，而西后别易己所信任之内监十余人以监守瀛台。名虽至尊，实则囚虏矣。
八月十三日，忽有一上谕，言皇上自四月以来病重，宣诏天下名医入宫医治。国人见此诏书，无不骇诧。盖皇上自四月以来，召见引见群臣，不下数百人，日日办事，早朝晏罢，圣躬之无病，众所共见。乃今忽有此诏，盖西后、荣禄等之用意有三端焉：一欲施酖毒，二欲令皇上幽囚抑郁逼勒而死，三欲藉皇上久病之名，因更立太子，强使禅位也。盖彼欲行此三策，必须诬皇上为久病，然后不至动天下之兵。故数月以来，内务府遍布病重之谣言，皆以此故。犹恐天下之人不见信，故特降此伪诏，其用心之险毒已极矣。
自八月初十日至三十日之间，杖杀之宫女内监，其数甚多。闻皆在怀中搜出有枪刀等器，西后谓其欲行刺己，故杀之云。至内监等之带枪刀，或为保护皇上，实未可知，要之不可谓非义士也。又闻某日在宫中搜出西衣数袭，乃有某优伶携入者，疑是皇上欲易衣装，托于英国、日本使馆云。事既露，优伶等亦被捕。盖皇上处樊笼之中，其困苦颠连之情形，可以想见矣。
自九月以后，立储易位之议，道路传说。初议立庆亲王之子，又议立贝勒载濂之子，因有宗室二人坚持不允，大臣亦有以为言者。故不敢明目张胆以行之。然杖杀太监之事，日有所闻。又九月初二日皇上在瀛台微行，已至某门，经太监苏拉等跪阻，仍还瀛台，次日西后命将瀛台之板桥拆去。向来皇上用御膳，除例备一席外，另有西后赐皇上一席，皇上每日向食西后所赐之一席。盖例席实皆腐冷之品，不能入口也。至是西后命将赐席裁撤，而例备之一席菜蔬品数，亦命递减云。
法国医士入诊后，其详细情形，外间传言不一，而最可诧骇者则某西报载述法医之言，谓皇上每日饮食中，皆杂有硝粉，故病日增云云。此虽未知确否，然以意揣之，实不能谓其必无。盖废立与毒杀，皆恐动天下之清议，故不如为无形之毒杀也。阳历10月某日，日本《时事新报》载有北京特派员来书，述废立情形，最能窥见满洲党人之用心。今照录如下：
太后欲九月八九日废立皇上，预约庆、端二亲王率神机营之兵入宫，发西太后之诏而举事，而卒不见诸实事者，亦有故也。废立之谋，自摄政时已定计画，非猝然而起也。自摄政以来，悉废皇上之新政，帝党或刑或放，或革。帝之爱妃，亦剥夺其首饰，以今之天时，犹穿单衣。此皆以禁制皇上之自由，而使毫无生趣者也。今传闻政变以来，宫人咸怀匕首，潜迹宫中，不幸发觉，竟被斩戮者甚多。故太后深忧之。满洲人之意，以为太后既老，皇上方壮，若太后一旦死，恐皇上复政，不利于己。故不如及太后在时，绝其根也。然彼辈之所恐者，一日废立，国人必有兴师问罪，而外国亦必责问之，故尚犹豫。虽然，亦不足为皇上幸也。今托词皇上有疾，召集名医，而观九月三日之病论，则可为深虑焉。盖彼辈之意，以为废病危之帝，而招天下物议，不如俟其自死。今惟设法速其死而已。故皇上今有大病，而求米粥则不得，求鸡丝则不得，凡所求食，皆诡词拒之。故伤其意，而太后置若罔闻，惟数日一招优伶入宫，临观取乐而已。或曰已召濂贝勒之第三子于宫中，将立之云。
【按】以上所论，最得北京宫廷之情实矣。以庆、端二王为后所最亲信也，然其所谓废立之谋，自摄政时已定，犹未为深悉情形。盖废立之谋，实定于四月二十七日，非深入局中之人不能知也。帝之爱妃，至今日犹仅穿单衣，与虐待澍贝勒之情形真同出一辙。而于皇上之病，求米粥不与，求鸡丝不与，则与往者逼死毅后之事又全同矣。
第四章 论此次乃废立而非训政
或问曰：今次之政变，不过垂帘训政而已。废立之说，虽道路纷传，然未见诸实事，今子乃指之为废立，得无失实乎？答之曰：君之所以为君者何在乎？为其有君天下之权耳。既篡君权，岂得复谓之有君？夫历代史传载母后乱政之事，垂以为诫者，既不一而足矣。然历代母后垂帘，皆因嗣君幼冲，暂时临摄。若夫已有长君，而犹复专政者，则惟唐之武后而已，卒乃易唐为周，几覆宗社。今日之事，正其类也。皇上即位既二十四年，圣龄已二十九岁矣。临御宇内，未闻有失德，勤于政事，早朝晏罢。数月以来，乾断睿照，纲举目张，岂同襁褓之子，犹有童心者。而忽然有待于训政何哉？且贼臣之设计固甚巧矣，废立之显而骤者，天下之人皆得诛其罪，废立之隐而渐者，天下之人皆将受其愚。今夫瀛台屏居，内竖监守，撤出入之板桥，减御膳之品物，起居饮食不能自由。如此则与囚虏何异？既已囚虏矣，而犹告天下曰：吾非废立也。天下之人，亦从而信之。呜呼！何天下之人之易愚弄也。
或又问曰：子言诚然矣。然读八月初六日上谕，则西后之垂帘，实为皇上所恳请。天下之人，虽欲讨贼问罪而无辞也。答之曰：子不读汉献帝禅位曹丕之诏乎？献帝屡禅，曹丕屡让，若有大不得已者然。自此以往，历代篡弑者，皆循兹轨。然则可谓曹丕之践祚，实由汉献之恳请乎？呜呼！为此说者，非大愚即大悖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