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录 · 周作人 · Chapter 146 of 212

一四二 吗嘎喇庙

传硕公版书

一四二 吗嘎喇庙

民国十二三年便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我们在北大里的一群人,大抵是在文科里教书的那些日本留学生,对于中日问题的解决,还有些幻想,所以在对日活动上也曾经努力过,可是后来都归于徒劳,终是失败了事。这一群人有陈百年,他是光复会的旧人,从前同了龚未生两人一直跟着陶焕卿跑,在焕卿著《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的时候,二人都列名校对,未生别号是“独念和尚”,百年则称为“悠悠我思”,这与著书的“会稽先生”是相对成趣,鲁迅所时常引为谈助的。此外是沈尹默,他虽然不是留东学生,可是在这团体里很有势力,算是捏鹅毛扇的,因此朋友们就奉尊号称之为鬼谷子,而实际奔走联络的则是张凤举,他本名张定璜,是京都帝大的学生,后来当国民政府的驻日代表团员,现在就一直住在日本。还有两个人乃是马幼渔和我,本来还有朱希祖钱玄同,但玄同或者因为在北大只是讲师的关系,所以除外了,朱希祖不晓得因为什么,也不去拉他,其实他们倒是民报社听讲的人,即此可见“正人君子”的某籍某系的话是胡乱造谣罢了。

学校方面当初找我们几个人,商谈一下退还庚子赔款的事情。当年组织联军的八国向中国强要了去莫大的赔款,可是后来又由美国发起,退还给中国,用在教育文化事业上面,这于文化侵略是最有效力的。俄国于第一次欧战之后就完全放弃了,英法各国也相继声明退还,其中只是日本做得顶不漂亮,他不好意思说不退,可是退又是实在舍不得,所以经过好几年的曲折,成立了一个什么“对支文化事业委员会”,后来修正成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属于他们内阁的一个机关,这事是在几年之后,那时中国只能放手不管,由他们自己去搞了。这是后话,且说其时还什么都没有头绪,我们便是我和张凤举同去日本公使馆找吉田参事官一谈,当时所谈只是公事,这是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三日的事,但是由于这回的访问,渐渐相识,遂于九月二十日在吉田处与坂西诸人相会,商量组织“中日学术协会”,为他日协商的地步。日记上只简单的记着:

中日学术协会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四日宣告成立,查旧日记于那一天项下记着道:

“二十日晴,下午往燕大上课,四时后往访凤举,至正昌饮茶,同往吉田君宅晚餐,来者坂西,土肥原,今西,泽村,及北大同人,共十六人,十一时散。”坂西利八郎是日本的陆军中将,一向在北京为北洋政府的军事顾问,是个有名的“支那通”,土肥原贤二那时候还是少佐,是他的帮手,坂西用中国话介绍说,“这是我的伙计”,是后来“侵华”的罪魁祸首,在巢鸭监狱里同了别的战犯一起明正典刑的,不过在那时候还看不出什么来,只是觉得在老奸巨猾的坂西旁边,显得乡下老似的土头土脑,其实后来他的鬼计百出,终于弄得一败涂地,也何尝不是他的笨拙的证据呢。今西龙是研究朝鲜语的,泽村则是讲美术史的,都是东京大学的教授,那时逗留在北京,这里只是来作陪客的罢了。这回宴会不久之后,中日学术协会便告组织完成了,里边的主干在日本方面是坂西和土肥原,土肥原还有一个他的“伙计”,叫方梦超,大概是安徽桐城人,乃沈尹默的亲戚,此外由坂西去拉了些在北京政府各部里做顾问的日本人来充数,都是无关紧要的了。中国方面是张凤举,他同坂西后来被选作“干事”,其余的人便都是具员而已,这些人是陈百年,马幼渔,沈尹默和我,此外坂西还想拉李守常,可是不成功。他们的人选是要取北大人里多少和国民党有渊源者,但是对于我却有点看错了,——北伐的时节,沈尹默张凤举和萧子升组织了特务委员会,很替国民党出过力,后来登记党员,凤举替我和徐耀辰都报了名,但是我们敬谢不敏,没有去应笔试与口试。日本人的用意是,那时北洋政府已是完全无望,眼见国民政府的北伐将要成功,便想来找个桥梁,过去和国民党接洽。据张凤举所说,坂西表示中日谈判很是乐观,因为二十一条本未成立,当然可以破弃,即租界等问题亦可让步,日本所希望者只在保留因日俄战争所得的权利,这些权利取自帝俄,并非由中国夺取,这种辩解虽是强词夺理,但出自日本军人之口,也可以说是难得了。但是不久也觉得这样谈判未必可能得中国的认可,所以又复转为强硬政策,于是中日谈判显然无望,而中日学术协会这种组织也就自然归于消灭了。

“下午三时至西四帝王庙,赴中日学术协会成立之会,会员共十八人,交入会金十元,会费五元。归家已晚。”这一笔钱就交给干事,作为开办的费用,在东城吗嘎喇庙租了一间大屋,算作学术协会的会所,当时坂西就笑着说:“我们怎么配说学术二字,但是招牌却不得不这样挂。”每月规定开一次常会,平常多借用北大第二院的会议厅,唯有遇到招待客人或接收会员等事,才在吗嘎喇庙里聚会。会章像煞有介事的有严格的规定,凡接收会员,须经到场会员全体通过,以黑白棋子表示赞否,凡投票时如有一个黑子即属无效。会员本来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但是这条规则却也发生了一次效力,被否决的人是西本愿寺管长大谷光瑞,这黑子乃是张凤举所投的。这协会自十一月十一日在北大第二院开了第一次的常会,大概维持了将有一年的光景,看看中日形势没有什么好转,特别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溥仪出宫以后,日本的汉字新闻《顺天时报》更是兴风作浪的胡闹,感觉到协会再弄下去的无意义,遂于十一月十日写了一封出会声明书寄去,因此这有名无实的所谓学术协会也就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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