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硕公版书
第五节 概况
汉高起于田间而有天下，政法虽不如秦之尚苛，而君权集中则一。其专挫任侠，刻薄寡恩，尤有影响于人民思想之束缚。然当时人民，以久承春秋战国长期之纷乱，秦代土木战伐之劳役，物力荡尽，生计困罢，皆呈厌世之倾向，黄老之学，于是风行一时。凡此清净高尚之思想，实足助画学之昌明。故汉初绘画，得不以专制故而退步，且已非若秦代之暗澹矣。文景以还，国富民殷，国中文艺之士，皆有余暇研习所好，画学亦得以发达。在上者又多效法古制古仪，往往以画点缀政教，文帝三年，于未央宫承明殿，画屈轶草，进善旌，诽谤木，敢谏鼓，即其一例也。至武帝时，设太学，置博士，欲以儒术为政教之标准，虽罢斥百家，反对艺术，而对于绘画，则反与以尊重。尝创置秘阁，搜集天下之法书名画，其职任亲近以供奉百物者，如黄门之署，亦有画士以备应诏。帝又好大喜功，以兵力经营四远，征匈奴，通西域，虽远如波斯方面之文明，亦渐播及中土。当时图画之作品，受域外艺术之接触，作法上虽无甚变动，而取材上则颇见新异。如天马蒲桃竟之镂纹，即取材大宛所献之天马蒲桃也。其后诸帝，亦多重视绘画，画家辈出，或供奉帝室，黼黻典章；或隐身工匠，粉饰金石，大而宫殿之类，小而竟鉴之属，无不饰画如制。关于天文兵家之类，亦皆有图，可谓盛矣。宣帝甘露三年，单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王充《论衡》谓宣帝之时，图画烈士，或不在画上者，子孙耻之云。自是以后，凡有纪功颂德以及其他关于纪念之事，往往借画以达其用。始于王家，次及士夫，乃至庶民，亦多效法之，此则尤有影响于政教者也。至于贵族私室画，亦出乎礼教之外者，《景十三王传》：“海阳嗣，十五年，坐画室，为男女臝交接，置酒请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此种绘画，前未之见，实为后世春画之滥觞。元帝好色，宫人既多，常令画工图之，欲有幸者，辄按图召之。故其宫庭中，置尚方画工，从事图画，是盖继武帝黄门附设画工之制，而更专其官者，实为后世设立画院之滥觞。当时以画名家者，颇不乏人，如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皆其尤著者也。降及哀平，政治混乱，新莽篡立，则又兵戈相寻，绘画之事，无可纪述。
光武中兴，以兵力削平群雄，功以武立，而于文艺，亦极注重，而尤崇奖节义，宫中常列古代圣帝贤后等像，以为观瞻。光武尝与马后观览宫中画室，帝指娥皇女英图而戏谓后曰：恨不得如此之妃。进而见陶唐像，后指尧谓帝曰：群臣百姓，恨不得君如此。帝顾而笑。至明帝继立，又尚儒术，对于图画即以尚儒术崇节义为提倡之标准，创鸿都学以积奇艺。别开画室，诏班固贾逵等博洽之士，选诸经史故事，命尚方画工画之。其于绘画之提倡，厥功甚伟；亦即礼教作用的绘画极盛之时期也。且袭中兴余威，一变先帝柔远政策，用兵西域，犁庭扫穴，继武帝之后，再振国威于域外。其在艺术上，最有影响者，即为佛教画之传入。按《拾遗记》：“周灵王时，有韩房者，自渠胥国来，身长一丈，垂发至膝，以丹砂画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势，可照百余步。”又谓骞霄国人烈裔，于秦始皇元年献画，是我国绘画受域外艺术之影响，殆始于周季，然其说过奇，而韩房之名，未见于我国谈画之书，似不足信。至烈裔之来秦，虽较为可据，但究与我国绘画有如何之影响，亦殊无可考。故我国绘画之受域外艺术之影响，实以汉之始有佛教画为最显著。盖汉自武帝刻意欲从蜀滇通印度以来，不久即由合浦渡海，而达印度，与佛教之国相交通。魏收谓武帝尝得休屠王金人，置之甘泉宫，焚香礼拜云。至明帝尝梦金人以为佛，遣蔡愔等求佛经于天竺，偕沙门摄摩腾竺法兰携经及释迦立像，东还洛阳，明帝命画工图佛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略见《魏书·释老志》而天竺僧之随中国使者同来如摄摩腾等，亦曾画首楞严二十五观之图于保福院。于是我国绘画，乃有所谓佛画矣。
蔡愔等之使天竺也，实仅至月氏。时月氏为佛教盛行之地，即将白氍之画佛雕像经典赍归于洛阳城西雍关外，起立佛寺，即所谓白马寺者。于其中壁作千乘万骑群象绕塔图。梁任公著佛教之初输入，以其时西域与中国交通断绝，似无遣使求法之可能，遂根本否认之。于是对于因求法所有之事迹，皆存疑以为不足信。然从其画迹而论，则似非出于附会者。盖明帝所梦者为金人，而南印度案达罗派之雕涂确用金色，至所画千乘万骑群象绕塔之图，则明属西印南印之图案也。且汉人对于域外交通，特具狂热，如班超、张骞之出使，皆由坚苦中成功，况有宗教关系者乎。当时陆路交通即或断绝，而中印海道交通，则自武帝以来固无所阻，佛教传入，不由陆而由海，或亦可能。时楚王英极信佛，楚在东南，其佛教之布行，或即不受西域交通断绝的影响之一证。佛教之输入，必与佛教之宣传品佛画以俱来，故佛教之传入在汉，而中国绘画之受佛画之影响亦自汉始。
惟案汉代著名之画家，无有以能作佛画称者，是殆佛画初入，尚不为中土画士所习；即有习之，亦不甚为当时一般社会所注意所乐道也。抑汉人多崇尚黄老，而视佛与黄老为一流，凡言黄老，往往兼及浮图，《后汉书·楚王英传》云：“英晚节更喜老子，学为浮图，斋戒祭祀，襄楷上桓帝疏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又《后汉书·西域传》：“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称盛。”是皆视佛道为一流之证。当时所谓佛教画，或受佛道混合之影响，在制作上不能特现其色相，亦未可知也。明章而后，王室之提倡不衰，域外文明，又随时输入，画风渐有革新之趋势。画家之享名者亦渐多。桓帝之世，则有刘裦；灵帝之世，则有蔡邕，称宗匠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