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硕公版书
第十三节 概况
南北两朝，划然分立，南朝以长江流域为地盘，北朝以黄河流域为地盘。黄河流域地势荒寒，长江流域山水秀媚，地理上之占有既殊；而南朝人民，以汉族为主，北朝人民，以鲜卑族为主，汉族人之文艺思想，自较鲜卑族为优秀，则以民族上之支配而论，南北朝亦大异趣。故当时绘画，因地理民族之不同，亦隐然各驰其道。或谓我国图画，厥后卒有南北之分者，是殆其远因也。
图画至南北朝时，实大起变化，积极发展，其所以能呈变化发展之观者，与地理及民族思想，固极有关系；而要在时丁混乱，人民生活，不能安定，其厌世无聊之心理，较之在魏晋时尤甚，彼应运传入之佛教，遂极流行于中土，无论南北，皆皈依之。始犹以慰藉厌世无聊者，卒且因信而入迷，佛国庄严，天堂极乐，皆有此想象。于是佛教化力深入人心，绘画即受此潮流之激荡，益趋重佛教化之著作，遂造成我国佛教画最盛之时代。在南朝者，梁为尤盛；在北朝者，则以北魏道武帝时为尤盛。又其时佛老并用，清谈极盛，浸假而成浮薄侈靡之风，其绘画关于浮靡之故实及风俗，如声伎踏歌，贵戚游苑，邺中百戏等，极多图写。今请分举各朝之概况，而复综论之。
南朝 宋武帝雅好绘画，尝亡桓玄而收藏其画。于是名匠应运挺生，如顾景秀、顾骏之，皆以道释人物著声于时，其形象赋彩，皆能变古体而开新法。武帝尝赐何戢雀扇，即顾景秀笔也。至明帝时，而吴人陆探微杰出为大家，尝为明帝侍从，其画世称六法皆备，作佛像及古圣贤像，生动而见神明，一笔画，为其创作。道释人物外，以山水名者，则有宗炳、王微，其余名家可考者，至三十余人之多。
齐高祖通文学，性好画，既亡宋，尽得宋内府所藏画，听政之暇，旦夕披玩，尝品第古今名画，不因年次远近，但以技工优劣为等差，自陆探微至范惟贤四十二人，分四十二等。自是绘画之鉴赏，推阐入微，对于绘画之方法，亦遂有确当之定例。有谢赫者，写貌人物，不俟对看，一览即能点刷，豪发无遗。其所定六法，虽为古来画家所心会神悟，各相默契，然亦未经人道。谢赫乃一一归纳而辑成之，曰气韵生动，曰骨法用笔，曰应物象形，曰随类傅彩，曰经营位置，曰传移模写。此六法者，后世画家，无不奉以为金科玉律。按谢氏生当五世纪之中叶，对于绘画，即能得斯定则，在我国图画史上，实为极大之发明。夫谢氏之发明，其受当时社会之熏染陶熔者，必更有在。考在谢氏前后画家之得名者，不下二十余人，如刘瑱、毛惠远以妇人名；蘧道愍、章继伯以人马名；姚昙度以鬼神名；丁光以蝉雀名；名手辈出，各有专艺，较其方法，互有发明，六法之规定，殆有藉于各名家画法而参得之欤。至如智积菩萨、僧觉等，则又以高僧而得画名矣。
梁高祖英迈而通文学，其好绘画，不减宋武。将传自齐室之名画法书珍藏外，且复搜集异宝，以资鉴赏。美育既殷，故其子世诚梁元帝，其孙方等，皆以善画名。而元帝《山水松石格》之著作，尤有功于画学。且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久享太平，又尊崇佛教，甚至舍身，当时佛教画之盛行，实过前朝。梁之名画家，要皆能作佛画，其最著名者，即张僧繇也。张氏当天监中，极为武帝所重，凡帝崇饰佛寺，多命张氏画之。张氏所作建康一乘寺门画，于我国画法上有极大之贡献。按《建康实录》云：“一乘寺梁邵陵王纶造，寺门遍画凹凸花，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云。”盖我国画法，自前无阴影之法，故时人见凹凸花而咸以为异。自张氏后，我国绘画，始有阴影法之讲究，由平实之画面，而忽现明暗轻湛之观。是虽传自印度，亦不得不归功于张氏。张氏又善山水，尝于素缣上以青绿重色先图峰岳泉石，而后染出丘壑巉岩，是即树后世青绿山水画之先范，皆有大影响于我国画学。世称张氏与宋之陆探微、晋之顾恺之为六朝三大家云。梁代画家名世虽多，然一张僧繇，已足为梁代生色，皎若中天明月，余如陶弘景之画牛却聘，萧贲之扇容万里，则又宗炳、王微之流，非独以画名也。
陈享国年浅，无足记述；惟文帝好画，锐意搜求古迹，亦一有心人也。画家著名者约二三人，顾野王以善草虫，独出当时。
北朝 北朝以屡见兵革，未皇修文；其人民又以尚武为风，不解艺术之名贵。所通行者，惟道释画；虽遭北魏之毁像于前，北周之灭法于后，佛教美术，未免随以摧残；然摧残之旋即复兴之。魏毁佛像才六年，复建浮图，听民出家，不啻奉佛教为国教。帝王咸皈依之，盛起殿堂伽蓝。而著名世界有数之美术品，云冈石窟、在大同依武周山，下临武周川，创凿者释星曜，其工程始神瑞——西纪四一四年，终正光——西纪五二〇年，凡百余年。龙门石窟按《河南府志》与《洛阳县志》，皆谓北魏宣武帝时，太监白整凿其二，太监刘腾又凿其一，《魏书·释老志》亦谓，景明——宣武帝年号——初，大长秋卿白整营石窟二所于洛南伊阙山，窟高三百一十尺，永平——亦宣武帝年号——中，中尹刘腾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前后用工约八十万人云。等造像，即于此时先后告成。其工程之浩大，艺术之壮丽精美，实与唐代佛画以极伟极善之模范。至若道武帝作干将金像，孝庄帝作万躯名像，史所夸美，亦属奇迹。造像既盛，一般擅长佛画者，多经营于此；其以画佛像名者，王由、杨乞德为著。杨氏归心释门，施身入寺，画佛之精，有过姚昙度。
齐文帝亦雅好图画，当时名画家如刘杀鬼、杨子华等，皆为文帝所重。刘氏画斗雀如生。杨氏尝奉命居宫中，画马图龙，皆能神形逼肖，实为北朝写生第一妙手，时称画圣。其时以道释画可与杨氏分茅于北朝者，则有曹仲达。其画佛之妙，至生灵感云。武平中，有萧放者，尝待诏文林馆，在宫中监督画工，作屏风，后主因为屏风，敕萧放及晋陵王孝式，录古名贤烈士，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亦一盛事也。
周代匆匆，所可言者，亦惟佛教画为盛，其画家之稍有名者，如冯提伽、袁子昂等，亦不过以能画佛而已，要与绘画学上无大关系。
总之，以有关系绘画之内容者而言，如陆探微之由晋王献之之一笔书而作一笔画，直将书笔之妙，应用于图画；张僧繇之取法印画而作凹凸花，特启影阴之法，以革自来画面平实之病；要皆于作画法上有贡献者也。又如齐高帝之辨画分等，谢赫之推理定法，要皆于论画学上有关系者也。若举绘画之大势而言，则当以佛画为主轴。盖自晋以来，我国渐受佛教之影响，至南北朝时，佛教之盛，几以我国为中心，于是佛教画亦盛极一时。是时西方僧侣，如天竺之康铠、佛图澄，龟兹之罗什三藏等，及往求法之中僧法显、智猛、宋云等，皆以宏道之第一方便，将佛像赍入，而南北两朝之帝王，皆信仰之，为之建塔立寺，即以相当之佛教画，修饰而庄严之，因此中国绘画，渐受其陶熔沾染，而偏向于佛教画。自礼拜之佛像外，壁画尤极注重，名人手迹，往往见之寺壁。如宋顾骏之之画法王寺，齐沈标之画王观寺，梁张僧繇之画延祚寺，陈张善果之画栖霞寺，北魏董仁伯之画白雀寺，北齐刘杀鬼之画大定寺，皆其例也。而梁代壁画尤盛，直以印度寺壁之模样，完全转写。盖当梁武之盛倡佛教，由印度航海而来中国之僧侣甚多，如中国禅宗之初祖菩提达摩，亦受欢迎之一人。故都城建业，遂为当时中国佛教画之中心。僧有郝骞者，曾奉武帝命西行求法。将印度室罗伐悉底舍卫国之祇园精舍之邬陀衍那王之佛像，模造而归。西僧迦佛陀、摩罗菩提、吉底俱等，皆善佛画，来化中土；印度中部之壁画，即自此时传入，广施于武帝所起诸寺院之壁。故画家如张僧繇等，因此更得直接传其手法，而复略变化之，自成极新之中国佛画，时人对于壁画之美盛，甚形热烈，由壁画之风，又扩充于寺壁之外，如国家之宫殿。官绅之邸宅，亦多用此含有印度色彩之图画，以为美饰矣。
夫佛画固盛极于时，同时北魏道士若寇谦之等，亦尽力宣扬道教。后至渐效佛徒所为，以绘画雕塑模造天尊之图像。于是前此为少数信者零碎之道教画，至是乃大盛，几与佛画并行于中国。然其所谓道教画者，终不能脱佛教画之窠臼，是视殆家善佛画者兼及道画，故如出一手，亦我国自魏晋以来，固以浮图老子并称，而道释画为一流之故欤！是可谓道教画者，即佛教画之化身。
南北朝佛画之位置
自道释画外，写生人物画，亦有成名家者。然如群星之近月，依稀其光而已。至若新由人物画背景脱胎之山水画，至是则大进步。惟多属于南朝，盖即前所云非独民族之特优，亦江南山水之雅秀，有以涵养使然者。当时山水画家，如宗炳、王微之流，要皆晦迹韬声于烟云泉石间，喜以笔墨点染，写其逸情，实北宋人所谓文人画之滥觞。
南北朝绘画，在本国之情形，大概已如前述；更有极可注意之一事，即我国绘画，因受佛教流布之影响，益广其传播，是实我国绘画上异常之荣誉。盖自西晋以来，我国文化已传入朝鲜半岛，至是，更传入日本。日本在汉武帝灭朝鲜时，已与中国接触，然足以称为国际关系，则实始于南北朝。自宋武帝永初二年，倭王瓒遣使贡献以后，屡受中国册封；而其时中原多故，中土遗民，又往往泛海东奔，略似晋室东迁时，汉族士夫之南下；如秦氏汉氏者，皆在当时各挟中国文化而俱东，为今日本之望族。雄略七年，百济贡画师因斯罗我，即为我国画间接传入日本之证。盖日本古无佛教，继体天皇十六年，即梁武帝普通三年梁人司马达等，始至大和，居坂田原，弘布佛法。越三十年，钦明天皇十三年，即梁简文帝承圣元年百济遣使贡佛像佛经，钦明天皇令大臣苏我稻目供养之。稻目之子马子，得百济弥勒石像及佛像各一，崇拜之，营佛殿安置佛像，以司马达等之女尼供养。自是而后，日本佛教风行，佛寺日多，而中国化之佛教画亦随盛。大和法隆寺金堂之壁画，其画法与张僧繇所绘一乘寺画相似。按《日本帝国美术略史》，亦论及之，略谓其作法将胡粉涂抹于壁之全面，先作线于上，次第施以色彩，色料杂用墨朱红黄青绿，各分浓淡，润笔与干笔并用，其画多作阴影，盖其画为印度晕染之法。既经支那变化，而又出于日本人之手者。且其佛像外一切背景之模样，多有以见于埃及古图之一种水瓶积泉而成之模样，及见于印度阿育王时代之为建筑饰之一种轮宝形莲花文等。其他之模样中，有如莨蓟花之叶之为希腊风者，又有如菱花形麻叶模样之为支那日本风者，不少佛像之衣服有染物模样与织物模样二种。征之是等诸点，则此壁画，全以印度中部之图样之略经支那变化者为模范，而为我画工适宜的配合，于此金堂之壁面而画成者，实可谓非凡之大作。可以证明千二三百年前东西交通之事迹。或谓即于是时由中国传入之，其言亦不无理由。——司马达东渡时，在继体天王十六年，与法隆寺之建置，仅隔四十年事，其间有无关系，固略可推寻也。
综上所述，南北朝时绘画盛行于国内者，佛教画也，其传流于国外者，亦佛教画也。然同系佛画，而北朝所作，率伟大富丽，其名迹少在寺壁而多在石窟。南朝所作，率真巧恬静，其名迹少在卷轴而多在寺壁。且北朝传摹，一本原样；南朝制作，每参新意；而道画之勃兴，山水之进步，亦足以见南北图画之各有特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