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硕公版书
卷一 讀經
讀經
讀古文尚書
先儒以《古文尚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偽者多矣。抑思能偽為是者，誰與？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大甲》、《說命》之間，弗肖也，而謂左丘明、司馬遷、揚雄能為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然則其辭氣不類《今文》，何也？嘗觀《史記》所采《尚書》，於「肆覲東後」，則易之曰「遂見東方君長」；「太子朱啟明」，則曰「嗣子丹朱開明」；「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則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如此類，不可毛舉。因是疑《古文》易曉，必秦、漢間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澀，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無逸》之篇，《今文》也，試易其一二奧澀之語，則與《古文》二十五篇之辭氣，其有異乎？
遷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逸書。」而安國自序其書，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夫古文既不可知，僅就伏生之書以證而得之，則其本文缺漫及字體為伏生之書所不具者，不得不稍為增損，以足其辭，暢其指意。此增多二十五篇所以獨為易曉，而與伏生之書異與？然則遷所云「以今文讀之」者，即余所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澀，而非謂以隸書傳之也。
讀大誥
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聳動天下，而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覆歸之於卜，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為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與吉卜既得，可征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偽，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於友邦君，第動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
不惟此也，周初之書，惟《牧誓》為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斮脛、焚炙、刳剔諸大惡弗及焉。至於「暴虐」、「奸宄」，則歸獄於「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己之義，察人之情，壹稟於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
然《大誥》之書，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讀者莫之或疑，至朱子而後得其間焉。是又治經者所宜取法也夫！
讀尚書記
《書說》之謬悠，莫如《君奭》篇《序》稱「召公不悅」，及周公代成王作誥而弟康叔。自唐以後，眾以為疑，朱子出，其論始定，然折之以理而未得其情也。
余既辨《周官》，正《戴記》，然後悟曰：是二者，亦劉歆之為耳。蓋歆承莽意作《明堂記》，奏定「居攝踐阼」之儀，而《戴記》所傳無是也。故豫征天下有《逸禮》、《古書》、《周官》文字者，令記說於廷中，以示《明堂記》所自出〈（不徒購其書，而征其人使記說，利其無稽也，故前後至者以千數。）〉，而又多為之征，於《文王世子》之篇竄焉。周末諸子言禮者，莫篤於荀卿，而網羅舊聞，莫先於《史記》，故於荀氏、司馬氏之書亦竄焉。奏稱「周公踐阼，而召公不悅」，所以探漢大臣之心而多為之變以攜之也，而於《記》無可附，故於《君奭》之《序》竄焉，而並竄魯、燕《世家》以為之征。
莽改元，稱《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以為周公受命稱王之文。則當是時，尚無篇首周公作洛，眾會之文也〈（使此文前具，則必引為明證，而不徒虛為之說矣。）〉。歆知其說為天下所心非，故復竄此以設疑於後世爾。蓋是篇乃伏生之書，博士弟子所循誦也，若早竄焉，則眾嘩然而辨其非矣。蘇氏謂「《康誥》之首，乃《洛誥》錯簡，群儒因之」，亦非也。其地其時，實與《多士》篇應，而「見士於周」，義亦近焉。蓋五服之國，各登其民治而貢士於周，故公因而告之。然大義無存焉，雖存而不論可也。
余憫漢、唐諸儒為歆所蔽，使聖人之經受其誣，而記禮者及荀氏、司馬氏亦為歆而受惡，故辨其所由然，使後有考焉。
讀尚書又記
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及以是年改元，自歐陽氏辨其妄，群儒昭然若發蒙矣，然特謂司馬氏、孔氏、毛氏之妄耳。《書》之《傳》，《詩》之《序》，自前世多疑其偽，惟《史記》為完書，遷知六藝必折衷於孔子。文王「服事殷」，「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孔子之言甚著，而敢妄為異說乎？蓋莽既稱《康誥》以為周公居攝稱王之文，故復為此，以示居攝稱王而復臣節者，周公也；受命稱王而不復為人臣者，文王也。紂君天下數十年，西伯斷二國之訟，諸侯鄉之，遂以是年改元，製正朔。況孺子繈抱，劉崇瀦，翟義滅，宗室王侯、公卿大夫、郡國吏士同心相推戴乎〈（《緯書》言：文王受命，有白魚負圖、赤雀銜書之瑞，亦莽受銅符、帛圖、金策，據以即真之符驗也。）〉？
《詩書》之文，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謂繼世而為諸侯也；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謂受命為西伯而專征伐也。以受命為稱王，自《史記》始，而後為《書傳》、《詩序》者因之耳。《史記》宣、成間始少出而未顯，今所傳，乃歆所校錄，而可據為信乎〈（《周本紀》「詩人蓋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至「王瑞自太王興」，不獨與《論語》、《中庸》顯背，繩以文義，亦多駢旁枝。削之，前後語意正相承無間。）〉？
朱子謂：「《史記》之妄，歐陽氏所辨明矣。『惟九年，大統未集』，實為痕瑕。」嗚呼！《武成》之篇，《古文》也。《古文尚書》、《毛詩》，皆自歆發。歆為《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則《武成》及《周本紀》之文，為歆所增竄，尚何疑乎？嗚呼！歆之遍竄群書，以曲為彌縫，乃其奸之所以卒發於後世與！
讀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尚書》自《畢命》以下，所存六篇，先儒多未達其義。余嘗考之：《費誓》，則事可傳也；《君牙》《冏命》《秦誓》，則言不可廢也；《呂刑》、《文侯之命》，則事不可沒也。三代之刑典，至穆王而始變；文、武之舊都，至平王而終棄，可無誌乎？《呂刑》之言，雖或不可廢，而孔子錄之，則非以其言也。觀《文侯之命》，無一言之當物而弗刪，則以著事變而非有取於其辭義審矣。司馬遷作《史記》，於《費誓》具詳焉，於《秦誓》刪取焉，而《文侯之命》則沒之，蓋以其言無足存而不知事不可沒也。用此觀之，聖人刪述之義，群賢莫之能讚，豈獨《春秋》之筆削哉？
《書》存《文侯之命》，而宣王中興，用賢討叛，事列正《雅》者，其誓、誥、策、命之文，無一見焉。先儒以謂亡於幽王之亂，而余竊意所亡者，不惟宣王之書，自《君牙》以下六篇，皆孔子摭拾於亂亡之餘，非得之周室之史記也。
自唐、虞、夏、商，非關一代廢興之故，不以列於《書》。故《周書》自《畢命》以前，皆造周毖殷、保世靖民之大政也。若專取辭意之善，則成、康之際，周、召共政，史逸作冊，其命官之辭，遠過於《君牙》、《冏命》者必多矣。孔子乃舍彼而取此，義安處與？用此知康王以前，策、命之大者，已與誓、誥並列於學官而立為四術。其餘內史所藏，孔子蓋未之見也。《呂刑》則布在四方，而有司籍之。若魯若晉若秦之書，則其國傳之。《君牙》、《冏命》則其家守之。子嘗學禮，而病杞、宋之無征。故於《周書》，惜其僅有存者，而錄之以垂法戒焉耳。使得諸周內史所藏，則豈宜闊希而不類如此哉〈（使內史之籍尚存，而孔子未之見，亦不宜竟以《君牙》以下六篇續備有周一代之書，而定以百篇之數。）〉？
抑觀《君牙》、《冏命》、《秦誓》，而又以歎世變之亟焉。文、武之政刑，皆變亂於穆王，而讀其書，彬彬乎去成、康不遠也；秦穆悔過思賢之言，可法於後世，而力逞其忿，以遂前愆，言與行顯背，而謂可塗民之耳目，夏、殷之末造，未嘗有是也。二帝、三王純一忠敬之風，其尚可復也哉？此又序《書》之隱義也。
讀二南
《二南》之序曰：「繫之周公，繫之召公。」余少受《詩》，反覆焉而不得於心。及觀朱子《集傳》云：「得之國中，而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然後心愜焉。而《漢廣》、《汝墳》所以獨列於《周南》，則其義未之前聞也。
夫周道興於西北，自北而南，地相直者，正江、漢也。風教遠烝於此，則周之西南，沿漢與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怙冒，舉諸此矣。至於汝墳，則又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殷商國畿而外，皆周之宇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且其辭義，以視《召南》諸篇，亦瑩然而出其類。方是時，被化之國，其上之風教雖能應於《關雎》、《麟趾》，而下之禮俗猶未盡淳。觀《漢廣》之愛慕流連而知其不可求，則與《行露》、《野有死麕》悄乎其有懼心者異矣。《草蟲》、《殷雷》，自言其傷而已耳，《汝墳》則憂在王室，而勉其君子，於文王以服事殷之心，若或喻之。錄此二詩，而被化之先後，疆略之廣輪，觀感之淺深，一一可辨矣。十三國之風，其篇次列於周大師，或孔子更定，所不敢知；而二詩之在《周南》，則為周公所手訂，決也。惟《何彼穠矣》，其作於鎬、洛？若齊人為之，皆不宜以入《召南》。豈秦火之後，《詩》多得之諷誦，漢之經師失其傳，而漫以附焉者與？
讀行露
《行露》之詩，世儒多引《韓詩》及劉向《列女傳》，以謂申人之女許嫁於酆，夫家不備禮而欲迎之，雖致獄訟，女終不行。誣矣哉！嬰與向胡為而傳此乎？蓋此詩既女子所自作，則失怙恃且無兄弟之依可知矣。曰許嫁，則許之者，必父兄也。遭家之變，莫為之主，雖自歸於舅姑，不得謂非義，況其夫就而迎之乎？既有獄訟，以召伯之明，則必開以大義，而官為之配矣。其詩曰：「誰謂汝無家？」信如所傳，是故有室家之約也。以一禮未備而終不肯行，則將轉而之他乎？此害義傷教，不近於人情，而可列正始之風，以為教於閨門、鄉黨、邦國與？嬰、尚之蔽，良由未達於「室家不足」之云，而以辭害義。不知設詐以求偶，即此已不足為人夫，此貞女所以疾之深而拒之決也。
以朱子之勤經，豈其未見嬰、向之書？蓋嚴而斥之，以無溷後人；而群儒乃援《集傳》「禮或未備」一語，以曲證其誣辭，不亦悖乎！
讀邶鄘至曹檜十一國風
漢、唐諸儒於變風，傅會時代，各有主名，以入於美刺。朱子既明辨之，而世儒猶嘵嘵。蓋謂一國之詩，數百年之久，所存必政教之尤大者，閭閻叢細之事，男女猥鄙之情，即間錄以垂戒，不宜其多乃至於此，而不知刪《詩》之指要，即於是焉存。蓋古者自公卿至於列士，職以詩獻，而衰世之臣，孰是如《大雅》之舊人家父、凡伯者乎？故《淇澳》《緇衣》而外，士大夫憂時閔己之詩，所存無幾，而叢細猥鄙之辭，則無一或遺。蓋民俗之真，國政之變，數百年後廢興存亡昏明之由，皆於是可辨焉。
稽之《春秋》，中原建國，兵禍結連，莫劇於陳，鄭、衛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詩惟三國為多〈（《樂記》雖云：「宋音、燕女溺志。」然特論其音，且燕女非必淫奔也。）〉。以此知天惡淫人，不惟其君以此敗國亡身殞嗣；其民夫婦男女亦死亡危急，焦然無寧歲也。而淫詩之多寡，實與兵禍之疏數相符，則刪《詩》之指要，居可知矣。
齊、晉、秦三國最強，而兩國無淫詩。齊襄災及其身，崔杼弑君，陳氏竊國，皆由女禍，故齊詩終於《猗嗟》《載驅》、《敝笱》，始於《雞鳴》。秦之亡，以親奄幸，疾師儒，故秦詩始於《車粼》《駟鐵》，終於「夏屋」。唐俗勤儉，固其所以興也。然纖嗇筋力則豔以利而易動，故其後趙盾、欒書皆為國人所附，而晉卒分於三族，乃桓叔、武公為之嚆矢耳。國以此始，亦必以終。茲非其明鑒與？
若魏，若曹，若檜，國小而鄰逼，故君民同憂，未敢淫逞，而君少偷惰，臣或貪愚，則國非其國矣。總而計之：邶、鄘無徵，魏、檜早滅，衛、鄭以下七國之亡徵，並於所存之詩見之。非聖人知周萬物，而百世莫之能違，其孰能與於此？
然則鄭之亡轉後於陳，而衛之亡又後於宋，何也？鄭之淫風盛於下，而未及其上。衛有康叔、武公之遺德，雖至季世，猶多君子。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或同始而異終，或將傾而復植，豈可以一端盡哉！以是知天命無常，國之興亡，一以人事為準也。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魏、檜之詩，皆作於未並於晉、鄭之先，其辭其事，可按而知也。晉自桓叔以後，陰謀布德以收晉民，而魏偪介焉。所任非人，賢者思隱，吏競於貪。此君子所以歎心憂之誰知，而小人則已望樂郊而思適也。檜風之作，蓋在厲王之世，有識者憂宗周之殞為將及焉，此《萇楚》、《匪風》所以作也。群儒乃以比於邶、鄘，謂所言皆晉、鄭之事，而朱子亦承用焉〈（《集傳》謂魏詩為晉作，檜詩為鄭作。並引蘇氏檜詩之說，必出自他人，朱子誤記為子由耳。）〉。夫晉至武、獻，思啟封疆，方欲用其民而撫輯之，豈復有《碩鼠》之號？而檜並於鄭在東遷以後，武、莊強盛，王室再造，大難已夷，又何風駭車傾之懼乎？
邶、鄘舊國之詩，無一存焉，何也？以諸國之風，比類以求其義，必其君有大美大惡，民心以動，國俗以移，而後風謠作焉。魯、宋望國，歷年久長，而《詩》無風，況蕞爾之邶、鄘，立國又日淺哉！魯、宋之君，有篡弑而無淫昏，篡弑之惡，宜載於冊書，而國之臣民，則不忍作詩以刺也。其俗由舊而無大改更，故無風之可陳〈（觀魯為吳公子劄所歌風詩止十五篇可知。）〉。孟子說《詩》，必以意逆誌，而又在於論其世，其此類也與！
讀王風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興，非深於《詩》者之言也。方是時，上之政教雖傎，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興周，蓋視變魯、變齊而尤易焉。
《黍離》、《兔爰》，憂時閔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悱惻而流連。《大車》檻檻，師都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跡下僚，而不改其樂也。《采葛》憂良臣之見讒，《丘中》懼賢者之伏隱。觀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乎？《君子於役》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悲無兄弟，則宗子收族、大功同財之淳風猶未泯也。戍者懷其室家，而於君長無怨言。思奔之女自誓於所私，按其辭意，亦未嘗心非其大夫。觀其民，有若晉國之誣於欒氏，齊、魯之隱民心歸於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敖辟煩促之音，無一有焉。蓋自周公師保萬民，君陳、畢公繼治於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漸於教澤，愾於德心，而知禮義之大閑。故降至春秋，篡弑攘奪，接跡於諸夏之邦，而王室則無之，以眾心之不可搖奪也。子頹、子帶、子朝之亂，國民鄉順，官師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謀，而亂賊皆應時誅討。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興也勃矣，況能托國於周、孔乎？
然孔子志在東周，其於齊、衛之君猶禋禋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於共主及二三執政，何也？蓋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羈旅之士，一旦奉社稷以從，非聖如湯、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跡，然後能成周、召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然，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知人論世，而自道其學曰「知言」，有以也夫！
讀齊風
余少讀《著》，疑與鄭之《豐》、衛之《桑中》為類，而非譏不親迎〈（親迎之禮，婿本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且跬步之頃，而三易其瑱，不惟無此禮數，亦非事之情。）〉，及少長，見班固《地理志》，然後得其征。蓋此女所奔者，非一人。《東方之日》，則奔之者，非一女也。齊自襄公鳥獸行，下令國中：長女不得嫁，為家主祠，名曰巫兒。至東漢之初，俗猶未改。故當其時，奔者亦若無怍於父兄，受其奔者亦可無憎於里黨。〈（蓋惟聽其奔，然後可以安人情，別天屬也。）〉顯言而公傳道之。是以鄭、衛之詩，按其辭，可知為淫奔，而《著》與《東方》，其事其辭，與夫婦之唱隨者，幾無辨也。
《國語》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而惟女是崇」，則《還》與《盧令》亦同時所作耳。齊之立國能強，由其民習於武節；而其後篡弑竊國之釁，皆由女寵。其詩十一篇，二為遊田，五為男女之亂，而冠以古賢妃之警其君，蓋齊之所以始終者，具此矣。
孔子刪《詩》，事有細而不遺，辭有汙而不削，以是乃廢興存亡之所自也。非然，則鄭、衛、齊、陳之淫聲、慢聲，胡為而與《雅》、《頌》並立與？
書周頌清廟詩後
舊說：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蓋以四時祫祭皆於太廟，無獨祀文王之禮。然武王革殷之後，洛邑未作之前，不宜竟無祀文王之樂歌。《尚書武成》：「王來自商，至於豐。」則「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尚在五廟中之稷廟。及武王遷鎬，乃立天子之七廟，而周公於是時特起大義，立廟於豐，獨祀文王〈（成王作洛，至於豐而發命，則豐廟作於遷鎬之初可知。）〉。凡爵命公、侯、卿、大夫，皆於豐廟。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步自周至於豐；《江漢》之詩，召虎錫命，「告於文人」是也。
蓋祫祭先公、先王於後稷之廟，率諸侯以致孝享宜也；爵命當世之公、侯、卿、大夫，而臨以上古之侯伯，則義有未安。鎬京雖有文王之廟，然後稷及先公、先王皆式臨焉，而獨受命於文王之廟，非文王之心之所安也。郊祀後稷，而別立明堂以宗祀文王，亦此義也。
然則「載見辟王」，何以有獨祀武王之詩？曰：此其事與文王異，是乃成王免喪，初遇吉祭，奉武王之主以入王季之廟而特祀焉，《儀禮》所稱吉祭猶未配，謂此也。蓋事應祧之、祖之，終不可缺一時祭，故必祫於太廟，奉祧主以藏夾室，然後特祀新主於所入之廟。文王，侯伯也，吉祭於廟，不宜有樂歌。成、康以降，後王皆有吉祭，而不為樂歌。古人事君親，要於誠信，不敢溢言虛美，以滋天下後世之口實也。
又書清廟詩後
或謂：「《武成》『丁未祀於周廟』，天子諸侯之出，歸告於祖禰之正禮也。即事者，惟邦甸侯衛耳。『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告至於前，所告者之正禮也。以順天革命，故特舉柴望耳。『既生魄，庶邦塚君暨百工，受命於周。』乃庶邦君臣受命於周之始。古者爵命必於祭，安知非此時特祭於文王之廟而作是詩也？」然方是時，先公、先王之樂歌未作，不宜先薦文王之詩；五廟之舊制未更，樂章不宜首舉《清廟》為義。且朱子既據《孔疏》所推日曆，而升「既生魄」三語於「丁未」之前，則未知孰為定論也。
或謂：「據《戴記》：『天子直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時祭亦有直，安知此詩非用於直祭時乎？」不知以禘為時祭，乃漢儒約《春秋》所書魯禘，傅會而為之說，前儒之辨明矣。雖夏、殷之世，禮文質略，事亦難舉。至周則前期卜日，卜尸，「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使日祭一廟，祭之明日，繹而賓尸；自致齋以至終事，兼旬中無一日之閑，人力則實不能勝，國事則一切廢置，加以天地、社稷、山川、百神之事，六服、群辟、朝聘、會同之政，日不暇給矣。用此知時祭必無直，而凡祀文王之樂歌，皆始作豐廟時所薦也。
讀周官
嗚呼！世儒之疑《周官》為偽者，豈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以讚天地之化育者，於是書具之矣。蓋惟公達於人事之始終，故所以教之、養之、任之、治之之道，無不盡也；惟公明於萬物之分數，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無不盡也。運天下猶一身，視四海如奧阼，非聖人而能為此乎？
然自漢何休、宋歐陽修、胡宏皆疑為偽作。蓋休耳熟於新莽之亂，而修與宏近見夫熙寧之弊，故疑是書晚出，本非聖人之法，而不足以經世也。莽之事不足論也，熙寧君臣所附會以為新法者，察其本謀，蓋用為富強之術，以視公之依乎天理以盡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較然異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田不井授，民無定居，而責以相保相受，有辠奇袤相及，則已利害分半，而不能無拂乎人情矣。修與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書為偽，是猶懲覆顛而廢輿馬也。
是書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戰國、秦、漢之人能偽作，則《冬官》之缺，後之文儒有能補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馬》之缺，有能依仿四《官》之意以補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補者，何也？則事之理有未達，而物之分有未明也。
嗚呼！三王致治之跡，其規模可見者，獨有是書。世變雖殊，其經綸天下之大體，卒不可易也。若修與宏者，皆世所稱顯學之儒，而智不足以及此，尚安望為治者篤信而見諸行事哉？必此之疑，則惟安於苟道而已，此余所以尤痛疾乎後儒之浮說也。
周官辨偽一
凡疑《周官》為偽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間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與罰布，而廛人之絘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驅疫，旂蠱，攻狸蠹，去妖鳥，驅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壙，以矢射神，以書方厭鳥，以牡橭、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
若是者，揆之於理則不宜，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奸言；而浚民之政，皆托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閭師」據上下文及《周禮•地官•載師》，應作「載師」。）〉，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管、榷酒、鑄器，稅眾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廛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厭勝，妖妄愚誣，為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硩蔟、庭氏之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夫歆頌莽之功既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又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莽與歆所竄入決矣。然猶幸數事之外，五官具完，聖人製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偽托，按以經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
古者公田為居，井灶場圃取具焉，國賦所入，實八十畝，《孟子》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公私田數以為言。若周之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穀，並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閭師」應作「載師」。）〉，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宅、園廛、漆林，以田賦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文，而載師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
周之先世，關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賈則關市征其廛。蓋以有職則宜有貢，又懼所獲過贏，而民爭逐末耳。肆長之斂總布，蓋總一肆買賒官物所入之布而斂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無是，絘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絘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廛人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
方相氏之索室驅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硩蔟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於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焰足以召疾殃，故立為經常之法，俾王官帥眾而驅之，引弓而射之，則民誌定，其氣揚而夭厲自息矣。夫疫可驅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與莽之遣使「負瑀」「持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入壙，戈擊四隅，以驅方良」，與莽之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見其形而射其方，猶有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怪可驅也，而其神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為陵，其誑耀天下，與莽之「鑄威鬥」，「鐫銅人膺文」，「桃湯、赭鞭，鞭灑屋壁」，異事而同情。今於方相氏去「蒙熊皮，黃金四目」及「大喪」以下之文，於{次石}蔟氏去「以方書」下之文〈（覆其巢，則鳥自去矣；以方書懸巢上，是不覆其巢也。與上文顯背。）〉，於壺涿氏，去「若欲殺其神」以下之文，於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於《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惟此數事，揆以製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真，而於莽事，則皆若為之前轍而開其端兆，然則非歆之竄入而誰乎？」
昔程子出《大學》、《中庸》於《戴記》，數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斥《詩小序》，雖有妄者欲復開其喙，而信從者稀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斷為非聖人不能作，而此數事未得為二子所芟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俟後之君子，其可哉！
周官辨偽二
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大會」據《周禮•地官•媒氏》，應作「令會」。）〉，奔者不禁。」近或為之說曰：「是乃聖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鬥辯也。每見庶之家，嫠者改適，猜釁叢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三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於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願哉！管子治齊，以掌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後，而姑為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則安用此哉？自文王后妃之躬化，遠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況《周官》之法：冠昏之禮事，黨正教之；比戶之女功，矰長稽之？凡民之有邪惡者，雖未麗於法，而已「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任諸州里，尚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哉？管子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汙吏能布此為憲令乎？蓋莽之法：私鑄者伍坐。沒入為官奴婢，傳詣鍾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增竄媒氏之文，以示《周官》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為已甚也。莽之母死而不欲為之服，歆與博士獻議：「《周禮》：王為諸侯緦衰，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絰」三語，則媒氏之文，為歆所增竄也，決矣。〈（按：莽欲九錫，則增易《左傳》，謂周公「越九錫之檢」；莽欲稱假皇帝，則云《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讚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其偽構經文，皆歆為之謀主也。又以文義核之，於「奔者不禁」下，承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未知其何指也？既曰「大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贅設，失言之序。必削去「仲春之月」以下三十七字，然後媒氏之文與義皆完善。）〉
嗚呼！聖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達之也，聖人之經所以傳天心而播之也，乃為悖理逆天之語所混淆，至於二千餘年而不可辨，則歆誠萬世之罪人也。余嘗病《班史》於莽之亂政奸言，纖悉不遺，於義為疏，於文為贅，然《周官》之為歆所偽亂者，乃賴《班史》而備得其征。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欲其終晦，而既蝕復明，固有數存乎其間邪！〈（或曰：歆於司服職轉不竄入三語何也？蓋他職所增，皆怪變不經，故必竄入以惑人聽。司服職則本有「為諸侯緦衰」及「其首服皆弁絰」之語，而「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乃禮家之常談，眾共知之。歆之奸心，以《周官》雖藏冊府，而恐吏民或私有其書，故以莽之亂政竄入諸《官》，頒示天下，而於己所獻議，禮家之常談，轉不竄入，使人疑古書之傳有同異，以比於《易》、《詩》、《書》之文引用或有增損者。正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聖人之政，盡萬物之理而不過者，不惟其大，惟其細。聖人之文，盡萬事之情而無遺者，不以其詳，以其略。周公五《官》之典皆然，而《大司馬》四時田法，尤其顯著者也。蓋觀春與秋，而知冬夏之田，王及諸侯皆不與焉〈（春著王與諸侯所執之鼓，秋著所載之旗，冬夏則特標群吏。）〉。盛暑隆寒，不宜以武事煩尊者〈（學士冬夏不習舞，亦此義。）〉，且官徒殷則勞費大也。觀虞人所萊之野，樹表者三百五十步，圍禁前後之屯百步，而知鄉遂、公邑、都家之車徒皆前期各習於其地，而赴禁圍者無幾焉。鄉師前期出田法於州里，大司馬前期命修戰法，茇舍，治兵，所辨號名旗物，畿以內毋漏焉，則前期而備教之可知矣。使遍陳於禁圍，則一鄉一遂之車徒有不能容矣，此所以事習而民不煩也。「魯人大蒐，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殆其遺教與？
戰法、田法之詳，至冬狩始見者，雖各修於其地，然必待築場納稼之後，乃可遍簡車徒，稽人畜、旗物、軍器，行於三時，則奪農功而無地以陳車馬。辨夜事於仲夏者，人可露處而衣裝約也。於「茇舍」特舉「辨軍之夜事」，則知「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通乎三時矣。於夏舉勻，於冬舉饁，則祠嘗視此矣。於春舉社，則秋報可知矣。於秋舉方，則春祈可知矣〈（《小雅》「以社以方」《疏》謂皆秋報也。《大雅》「方社不暮」承祈年之後，必春祈也。《呂氏月令》所述多周制，「孟春，命祀山林川澤」，邦畿四面皆有之，《月令》於春未及方祭，疑即方也；「仲春，命民社」，二者正次祈穀之後，可與《大雅》相證。）〉。於秋冬曰致禽，則春夏獻禽之約可知矣。於冬特舉饁獸，則秋猶未敢備取，而不足以供四郊之饁可知矣。
田法、戰法冬詳其目而春舉其綱：仲冬大閱，「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至「不用命者斬之」，即春蒐「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也；「中軍以鼙令鼓」至鳴鐃且卻，坐作如初」，即春蒐所「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也；「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至「車徒皆噪」，即春蒐「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也。「前期修戰法」，四時所同，而於冬乃出之，則三時專辨其一，而大閱備舉，其全具見矣。使以晚周、秦、漢人籍之，則倍其文尚不足以詳其事，經則略舉互備，括盡而無遺，是之謂聖人之文也。
讀儀禮
《儀禮》志繁而辭簡，義曲而體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制惟施於成周為宜。蓋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義忠敬之大體，雖隸曉然於心，故層累而精其義，密其文，用以磨惸德性而起教於微眇，使之益深於人道焉耳。後世淳澆樸散，縱性情而安恣睢，其於人道之大防，且陰決顯潰而不能自禁矣，乃使戔戔於登降進反之儀，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較於微忽之間，不亦末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漢以降，其用此必有變通矣。獨是三代之治象與聖人彷徨周浹之意，可就其節文數度省想而得之。故昌黎韓子讀此，惜不得進退揖讓於其間。然其辭以類相從，其義以合而見，而韓子乃分剟而別著為篇，則非吾之所能知矣。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余少讀《儀禮•喪服傳》，即疑非卜氏所手訂，乃一再傳後，門人記述而間雜以己意者。而於經文，則未敢置疑焉。惟尊同者不降，時憯然不得於余心，乃試取《傳》之云爾者剟而去之，而《傳》之文無復舛復支離而不可通曉者；更取經之云爾者剟而去之，而經之義無不即乎人心，然後知是亦歆所增竄也。蓋喪服之有厭降，見於子思、孟子之書；惟尊同不降，則秦、周以前載籍更無及此者。而於莽之過禮竭情以侍鳳疾，及稱供養太皇太后，義不得服功顯君，事尤切近，故假是以為比類焉。
嗚呼！先王制禮，有跡若相違而理歸於一者，以物之則各異，而所以為則者，無不同也。尊同而不降，物之則無是也，曾是可厚誣先聖而終蔽人心之同然者乎？夫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其於《易》、《春秋》間有稱引，皆自為之說而謬其指；《書》之《傳》、《詩》之《序》雖有假托，而經文則未嘗增易焉。然則公孫祿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者，《喪服》經、傳之文尤顯見於當時，而為老師宿儒所指斥者歟？〈（時《周官》始出，《戴記》尚未列於學官。）〉
讀孟子
余讀《儀禮》，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用此必有變通。及觀《孟子》，乃益信為誠然。孟子之言養民也，曰製田里，教樹畜而已；其教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昔之聖人所為深微詳密者無及焉。豈不知其美善哉，誠勢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則終亦可以至焉。
其言性也亦然，所謂踐形養氣，事天立命，間一及之，而數舉以示人者，則無放其良心，以自異於禽獸而已。既揭五性，復開以四端，使知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而擴而充之，則自「無欲害人」、「無為穿窬之心」始。蓋其憂世者深，而拯其陷溺也迫，皆昔之聖人所未發之覆也。
嗚呼！周公之治教備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禮俗層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則更亂世，承汙俗，旋舉而立有效焉。有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子，一旦反之於心而可信為誠然。然則自事其心與治天下國家者一，以孟子之言為始事可也。
辨明堂位
《明堂位》列《戴記》，先儒以為誣，舊矣而余尤疑是篇不知何為而作也。謂周人記之，則於明堂方位度數、朝會禮儀宜詳；謂魯人自侈大，則宜先周公勳勞、法則以及山川、土田、附庸、殷民、周索、命誥、典冊，而無一具焉。至魯君臣相弑，《三傳》無異辭，初誦經書者皆識焉，記者能詳四代之服、器、官而獨昧於此，豈不異哉？及讀《前漢書》，然後知此莽之意，而為之者，劉歆之徒耳。
莽之篡，無事不托於周公。其居攝也，群臣上奏，稱《明堂位》以定其儀。故《記》所稱，莫不與莽事相應。其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以莽踐阼，背斧依，南面朝群臣也。賊臣受九錫以為篡征，自莽始，故備舉魯所受服、器、官，以為是猶行古之道耳。其稱魯君臣未嘗相弑，又以示傳聞不可盡信，若將為平帝之弑設疑也。其篇首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易周公以天子，與當日群臣所奏「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然後踐阼」，隱相證也。莽讚稱假皇帝，則奏稱《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讚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書》既逸矣，云云者，誰實為之？又況漫無所稽之雜記哉？
或疑「周公踐阼，倍依以朝諸侯」，別見《史記》魯、燕《世家》，而荀卿《儒效篇》亦曰「以枝代主」，疑《明堂記》或有所授。不知古用簡冊，秘府而外，藏書甚希。太史公書，宣、成間始少出。自向校遺書，歆卒父業以序《七略》，東漢宗之。凡後世子、史之傳，皆歆所校錄也。歆既偽作《明堂記》，獨不能增竄太史公、荀子之文哉？《詩》、《書》而外，周人之書成體而不雜者，莫如《左氏春秋傳》。史克之頌，祝牴之言，於魯先世事詳矣，無一語及此，而悖亂之說，皆見於歆以後始顯之書，則歆實偽亂增竄以文莽之姧也決矣。
嘗考《魯世家》削去「成王臨朝」至「匔匔如畏然」，《燕世家》削去「成王既幼」至「召公乃說」，前後文義，吻合無間。而《周本紀》所謂「周公攝行政當國」，與《尚書》「位塚宰正百工」義正相符，是則劉歆之徒所未及改更而尚存其舊者。且《金縢》乃伏生之書，始出即列於學官，稱「王與大夫盡弁」。又云：「公為詩以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年非甚少，斷可識矣。以是觀之，凡言成王幼者，皆莽、歆之誣妄也。蓋欲言周公踐阼，則不得不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耳。昔韓子論學，首在別古書之正偽。取其正者以相參伍而得其會通，則昭昭然如分黑白矣。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復遝枝贅。既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居攝，群臣獻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具其儀，然後知是篇誣妄語，亦當時所增竄也。是篇所記，教世子之禮也；而稱成王不能蒞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幼而孤，無由習世子之禮，非關不能踐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豈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其強而附之，增竄之跡，隱然可尋。莽將即真，稱天公使者見夢於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故偽附此記，以示年齒命於天，而夢中得以相與。昔周文、武實見此兆，則亭長之夢，信乎其有征矣。
嘗考《周官》顯悖於聖道者，實有數端，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故公孫祿謂歆「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意當其時，老師宿儒，必具見《周官》《禮記》本文，而憤其偽亂，故祿亦疾焉。余於《周官》之不類者，既辨而削之，乃並芟是篇，稍移其節次而發其所以然之義。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數者，乃禮義之大閑，自前世或疑而未決，或習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莽之亂政，皆托於《周官》，而僭端逆節，一征以《禮記》。其引他經，特遷其說，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錫奏稱：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蓋他經則遷就其義，而《周官》《禮記》則增竄其文之征也。）〉蓋武帝時，五經雖並列於學官，而《易》《詩》《書》《春秋》傳誦者多，故說可遷，指可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儀禮》孤學，自高堂生而外，學者徒習其容而不能通其義，故於《喪服》微竄經文，附以《傳》語。至《戴記》則後出而未顯，《周官》自莽與歆發，故恣為偽亂。然恐海內學士或間見《周官》之書，而傳《儀禮》《戴記》者，能辨其所增竄，故特征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史篇》文字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說廷中，而又使歆卒父業，典校群書而頒布之。使前見《周官》《儀禮》《戴記》之本文者，亦謂歆所增竄，雜出於廷中記說，而疑古書所傳，或有同異。其巧自蓋者，可謂曲備矣。
自班固志《藝文》，壹以歆所定《七略》為宗，雖好古之士，無所據以別其真偽，而每至歆所增竄，則鮮不以為疑。蓋書可偽亂，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
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至東漢之初，馬融始入焉，其為歆所偽作，無可疑者。而此記所稱周公踐阼及他誣妄語，莫不與莽事相應，一如莽之亂政，分竄於諸《官》。先聖之經，古賢之記，為歆所偽亂者，轉賴其自蓋之跡，以參互而得之，豈惟人心之不可蔽哉？蓋若天所牖焉。後之人或以專罪余，則非余之所敢避也。
莽之求書，先《逸禮》，以戴氏所傳無《明堂位》及此記所增竄也；次《古書》，以稱《周書》《逸嘉禾篇》「假王蒞政」也；次《毛詩》，以毛氏後出未顯，俾眾疑其引《詩》而遷其說、謬其指者，或出於毛氏也〈（如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為以天下養之類。）〉。次《周官》，其亂政皆分竄於諸《官》也。並及《爾雅》、雜家，使眾莫測也。《易》《春秋》無求焉，以莽事無所托，雖有稱引，而於本文無增竄也。
昔朱子謂「《戴記》所傳，或雜以衰世之禮」，然相提而論，其誣枉未有若周公踐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夢帝與九齡，而文王復與以三者；其悖謬未有若「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及「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士所心非也。莽為其母功顯君服天子之吊服而不主其喪，則《雜記》之文，毋亦歆所增竄，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閒耳，而古者子為大夫，於父母之服即有變，況踐阼居天子之位乎？子為大夫，父母之為士者尚不敢主其喪，況居天子位，與尊者為體，而可私屈為母喪主乎？
歆既邪惡，而文學乃足以濟其奸。凡所增竄，辭氣頗與《戴記》《周官》為近，故歷世以來，群儒雖究察其非，終懷疑而未敢決焉。《班史》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余考自古承學之士，通經習禮而為妖為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藝文奸言，當其時即交訕焉，而歆蠹蝕經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政，至於千七百餘年而莫敢芟，則歆之罪，其更浮於莽也與！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余少閱《大戴記》，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即辨其誣，而未得證驗。先兄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安有是？」然猶不能無疑。及考《王莽傳》，平帝年十有二，而莽欲以女配。故歆先竄此於《大戴記》，以示文王始婚，亦年十有二。然後莽請考論五經，以定天子之娶禮。又恐《戴記》出宣、元間，學者多見其書，故其後復徵群士使記說《逸禮》於廷中，以欺惑學士。
莽之篡，無事不托於文、武、周公。蓋夏、殷以前，先聖之事與言，所傳甚希，眾皆耳熟焉，難以鑿空構立，而經、傳、諸子，皆周人之書，遭秦火而始出於漢，故使歆典校，卒向之業，以售其姧。自東漢相傳，以至於今，皆韻所校錄也。學者可溺於前儒傳授之言，而不別其真偽哉！
成王立在繈褓之中辨
武王崩，成王幼，在繈褓之中。說見《家語》，又見《史記》，又見賈誼《保傅篇》，而《漢書》亦云武帝命畫《周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蓋莽與歆既曰成王不能踐阼，則年宜甚幼，而《金縢》之篇無是也。其書乃伏生所傳，舊列學官，不可晙張為幻，故於《戴記》竄焉。又恐《戴記》出宣、元間，學者間有其書，故欲多為之征。而《論語》乃世儒所習誦，故又於《家語》竄焉。漢興，博學多聞，莫如賈生，繼《春秋》創史法，囊括載籍，為世所宗，莫如太史公，故又於二書竄焉。至《漢書》所云，或武帝偶命作圖，以示立少子之意，或其事亦歆等構造，又或史官所記本《周公輔成王圖》，而歆易為「負」，班固因之，皆不足據也。眾言樊亂，必折諸經。《金縢》之篇曰：「王與大夫盡弁。」則既冠明矣。「公以詩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已甚達於世事矣。以是知古書中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者，皆妄也，而況云在繈褓之中哉？幸而《金縢》之篇尚存，不然則歆之怪變，竟無從而得之矣。
或又以王自稱「衝子」，周、召稱王「孺子」為疑。是惑也，《盤庚》之誥，自稱「衝人」；范文子為大夫，贊軍謀，而武子呼為「童子」，嗣君之自謂，師保之規箴，其稱言義當若此，不可以弗察也。
讀經解
此《記》中間所述多荀卿語，疑出於漢之中葉，而傳荀氏之學者為之也。三代盛時，國不異政，家無殊俗，《詩》《書》《禮》《樂》，布在庠序以為四術。降至春秋，王道雖微，而周禮未改，孔子讚《易》，作《春秋》，其徒守之。陵夷至於戰國，百家放紛，儒術大絀，焉有一國而專立一經以為教者哉？遭秦滅學，至漢景武之間，諸老師各抱一經以授其徒，於是齊、魯、燕、趙、鄒、梁之學興。而承其學者，復以教於鄉邑，各自為方，不能相通，而其人之性質行能，亦漸摩於經說而別異焉。記者既列教之所由分，並其說之有所失，而又念一道德而同風俗，非群儒之私教所可冀也。所以養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於禮，而禮非天子不能行。禮之興，然後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和仁信義得其質，宗廟朝廷得其秩，室家鄉里得其情。禮之廢，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惡，其亂百出而不可禁禦。凡此皆荀氏所謂原先王，本仁義，禮正其經緯蹊徑，不道禮憲，而求之於《詩》《書》，不可以得之之本指也。
夫六經火於秦，並出於漢，而禮之廢，則自漢始。河間獻王獻古《邦國禮》五十六篇，武帝不用，而沿襲秦故，以定宗廟百官之儀。其《士禮》之僅存者，亦未布頒以為民紀。自是以來，學者循誦《易》《詩》《書》《春秋》之文，而虛言其義，有得有失，一如《記》所稱。而禮則湮沈殘缺，每至郊廟大議，眾皆冥昧而莫知其原，閭閻士庶，喪、祭、賓、婚，蕩然一無所守，而競於淫侈。《記》所云「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意在斯乎！學者可習其讀而弗察歟？